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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09-30 00:00

对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资本家的体会

第6版()
专栏:

对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资本家的体会
中共天津市委员会第一书记 黄火青同志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位同志的报告。
现在我仅就天津市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资本家的问题,讲一些实际体会。
天津市解放以后,我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就开始执行党中央所规定的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首先是大力贯彻执行“公私兼顾”和“劳资两利”的政策,把许多资本家从动摇、犹豫、恐慌中安定下来,继续维持生产和经营,以利于恢复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为此,在劳资关系上,我们说服了工人对工资、福利不要要求过高,采取很多措施稳定了动荡的劳资关系,建立了私营企业内部的劳动秩序。在公私关系上,国家为了帮助私营工厂解决困难,使生产能够顺利进行,使社会减少失业,在购买原料上给以一定的照顾;对困难户给以贷款;对销路不畅的重要产品由国家收购。同时,我们也开始了对资本主义的破坏性方面的斗争。首先是打击资本主义商业的投机活动,特别是着重地打击了粮食和纱布商人的投机活动。其次是国营商业开始掌握了主要物资,仅在一九五○年初,纱、布、粮食、盐、煤等就已全部或基本上控制在国家手中。同时也开始了对资本主义工业的加工、订货和包销收购。一九四九年天津市加工、订货、包销、收购产值占私营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十九点七六,一九五○年即增至百分之三十七点二三。私营纱厂已经全部给国家加工,布的产量有百分之九十八控制在国家手上,面粉业也有百分之九十为国家加工。再次是,淘汰了一些对国计民生有害的行业,取缔了专营投机生意的私营银号、钱庄,继而对全部私营银行实行公私合营,使银行事业完全统一在国家银行的领导之下。通过以上这些工作,再加上主要的经济命脉,如重要的厂矿、电力、交通等都掌握在国家手中,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迅速地树立了起来。从此资本主义经济就不能像在全国解放以前那样不受限制、任意泛滥,而不得不服从我们的管理,在国家经济计划规定的轨道之内进行合法的活动。
加工、订货、包销、收购等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从一九五○年起,已开始逐渐成为我们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主要形式。但在当时,许多资本家不甘心接受这种限制。他们对付加工订货的一般规律是,在产品滞销和原料来源困难的情况下,他们才愿意接受加工订货;一到产品畅销和原料不困难的时候,他们就希望摆脱加工订货,而去追求自由市场的高额利润。他们之所以不得不接受加工订货,是因为:(1)国营经济的强大及其优越性;(2)由于农民自己的商业组织供销合作社的发展,使私营工商业在农村的活动受到了一定的限制;(3)主要物资控制在国家手上;(4)国营工商业在群众中威信很高,私营工商业在群众中信誉不好。在这些条件下,资本家如果不和国营经济发生联系,不依靠国营经济的领导和支持就很难活动和发展。很明显,加工订货为改造资本主义经济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一九五二年的“三反”运动和“五反”运动,对资产阶级反限制、反领导的破坏性给了一次集中的打击,取缔了资本主义工商业中那些有害无利或害多利少的部分,保护了那些有利于国计民生和爱国守法的部分。使资本家认识到只有在人民政府的管理、国营经济的领导和工人阶级的有组织的监督下,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才是他们正确的道路。
一九五三年总路线公布以后,更明确规定了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来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方针。党一方面教育资本家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一方面在工业上有计划地扩展公私合营,并且继续扩大加工、订货,在商业上,国家逐步地掌握了差不多是全部的批发商业,扩大了经销、代销;同时在农村中实行了统购统销和发展了合作化运动;城市手工业独立劳动者也逐步组织起来。这一切不但加强了社会主义经济的领导地位,而且使资本主义的工业和商业之间,工厂和工厂之间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和小生产经济之间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被割断了。这就为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准备了有利的条件。
到了一九五五年下半年,我们已经在经济上大大地扩展了社会主义的阵地。公私合营的工厂的生产总值已占到原有私营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四十四点一八。在剩下的私营工业中,加工、订货、包销、收购部分的产值已占到百分之八十七。在私营商业中批发商业已基本消灭。零售商业中国营已占百分之四十四,私营占百分之五十六,在这一部分私营商业中,代销、经销、批购的销货额又占到百分之六十二。这时,已经合营的企业在生产上发挥了优越性,资本家的利润有了保证,工作有了安排;而没有走上国家资本主义道路的私营企业则有许多矛盾不能解决,感到很大困难。这就给资产阶级指出了一个明显的方向。
这时在全国出现了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同时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工人群众的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有了极大的提高。资本家的儿女在新社会和青年群众组织的教育下,有很大的进步,他们耻于继续过剥削阶级的生活,有的甚至拒绝接受父母给他们的股票或财产继承权。这对资本家们是一个很大的刺激。资本家的妻子,在妇女群众组织的教育下,也有相当的进步。资本家本身,经过几年的生活实践和政治学习,爱国心和政治觉悟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在这种形势下,党提出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工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即从原来主要是加工、订货、经销、代销和若干大企业实行公私合营的阶段,推进到在一切重要的行业中,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和定息的阶段。这是一个具有决定性的阶段,资本主义所有制至此已起了根本的变化。今后剩下的问题,只是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取消定息、实现国有化,把资本家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公民,以及从生产上改造企业等问题了。我们相信,经过说服教育,提高资本家的觉悟,预料将来最后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就是比较容易的了。至于和资产阶级残余思想作斗争当然还是长期的艰苦的工作。
我们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是把企业的改造和人的改造工作结合进行的。在企业改造的同时,对资本家采取积极的教育方法,组织他们参加政治理论学习、参加社会政治运动,并且引导资本家内部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同时在工作上、政治地位上对资本家中有代表性的人物给以妥善的安排,有的作了厂长、经理,有的作了人民代表,还有的作了副区长,副市长。但是,资本家接受教育改造的过程,并不是没有曲折的。解放初期,有些人企图和我们“分庭抗礼,平分秋色”,要我们不要
“与民争利”,主张我们搞重工业,资产阶级搞轻工业。也有的想搞中间路线,不承认我们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但是在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以后,政治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抗美援朝开始的时候,有些人原来是动摇的,紧张的,及至看到战争胜利,打败了美国帝国主义,一般也都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增强了爱国主义思想。“三反”“五反”运动在政治上揭穿了资产阶级的丑恶本质,在工人阶级内部划清了和资产阶级的界限,进一步树立了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的优势,在社会上也极大地削弱了资产阶级的影响。同时,由于社会主义经济蓬勃发展并日益显示其优越性;全国都在建设,到处呈现一片兴旺气象;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绝大多数资本家面对着这种情况,内心里也不能不有所感受。自此以后,在他们中间逐渐出现了一批爱国守法的分子。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四年,我们大张旗鼓地进行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说明社会主义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不走不行。这时资本家中有许多人看清了国家和自己的前途,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在工商界中起着带头作用、骨干作用和桥梁作用。有些人则表示“吃罚酒,不如吃敬酒”,一部分落后分子也发生了分化。大多数资产阶级分子纷纷表示愿意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立功。特别是在全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推动下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时,许多人表示对资本主义“死了心了”,对社会主义“定了心了”。因此,他们敲锣打鼓地欢迎改造;在清产核资时,积极工作;在全行业合营以后,一般的都能够守职尽责。有三万多人积极参加了竞赛,并且有一千一百多人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和先进工作者。可以设想,只要我们对资产阶级分子坚持执行积极改造的方针和采取正确的态度,绝大部分资产阶级分子将来都可以改造成为积极工作的、自食其力的劳动公民。
为了正确地贯彻执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几年来我们在党和工人阶级内部也曾进行了多次的反“左”反右的斗争。在解放初期,因为干部多数是从农村来的,存在着把资产阶级等同于地主阶级的“左”倾情绪,以及不看生产条件,片面地为工人谋福利的错误观点。工人群众由于多年受压榨所积成的愤怒,也往往形成了自发的斗争,要求过高地提高劳动待遇和过早地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在“五反”运动以后,有些干部对资产阶级又产生了宁
“左”毋右的情绪,强调斗争,忽视团结。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前进速度过快过猛,加工订货中要求过高过严,在总路线公布以后国营商业前进速度也发生过快的缺点。党及时采取措施纠正了这些倾向,在前进中几次调整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使资本主义工商业在我们规定的范围内能够存在和发展。右的倾向也是发生过的。在“三反”“五反”运动以前的一段时期中,我们的干部主要注意了鼓励资产阶级的积极性,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对资产阶级极力影响我们的一面警惕不够,以致有少数同志受到资产阶级的腐蚀。在一九五三年,国营商业在片面执行经济核算制的时候,又过多地放弃了阵地,使私营批发商业占了便宜。这些偏差,在中央领导下一经发现,即作了纠正。很明显,如果没有党中央的坚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及时发现和坚决纠正这些“左”的和右的偏向,我们对资本主义的改造就不可能取得这样伟大的胜利。
以上的事实说明党要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是坚定不渝的,但方法是和平的,中间经过的具体斗争是复杂的,曲折的,尖锐的。由于我们有强大的国家政权、建立了坚强的居于领导地位的国营经济,并且建立了强大的巩固的工人和农民的联盟,我们完全有可能选择最有利的时机,用最有利的方法,一步一步地来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如果以感情代替政策,过早地或用简单的行政命令的方法予以消灭,就会造成经济上的损失,也将会增加资产阶级分子接受改造的阻力,增加社会上的失业群众,造成社会波动。我们的法办是逐步过渡,逐渐改造,又团结、又斗争,教育为主,因势利导,使资产阶级分子除了接受和平改造外,别无出路。现在已经可以肯定,将来实现国有化的时候,真正可以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地步。对于这样一个剥削阶级,我们利用了它,又改造了它;既要改造它,又能获得它的拥护,改造以后还要使他们积极工作。把许多可能产生的消极因素都变成积极因素。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具体条件下创造性的应用,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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