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防检查员

第4版()
专栏：

边防检查员
本报记者　傅冬
检查员李梓惠低着头仔细地检查旅客的行李。这一趟从香港来的人可真不少，足足有一千多，把深圳边防检查站挤得满满的。
李梓惠抬起了头，忽然他看见一位旅客正斜着眼在盯着他看。过了一阵，他偶尔抬起了头，见那旅客又盯着另一个检查员在看。又过了一阵，这一次他是有意识地抬起头，见那旅客还在聚精会神地看。他想：“这里面可能有文章。”
他招招手叫那个旅客过来。
这个旅客三十来岁，高高瘦瘦的。穿戴得挺干净整齐。白衬衣蓝布裤、头发梳得又光又亮。
年青的检查员看了看旅客的证件，见上面写着：姓袁，上海人，理发工人，这次回国是去上海探亲。
这旅客不等检查员问话，就殷勤地自我介绍：
“我家住上海×路×号三楼。我1950年由上海去的香港。在那里作了一年半的海员，住闲了半年，以后由表姐介绍到一个理发馆工作了三年半。”
李梓惠看了一下这个人的脸。
“这人的眼睛是凹进去的，而且是双眼皮；这是典型的广东人的眼睛。怎么他说他是上海人？”
李梓惠没说什么。他叫旅客把箱子拿过来，他客气地说：“请把箱子提到检查台上来。”
“好，拎（提）上来。”
“拎”是广东客家话的土音。李梓惠听过上海人讲土话，他们把“提”字叫做“宁”字。这显然不对头，于是他问了一声：“你是上海人吗？”
这个姓袁的本来讲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这时突然改用上海话说：“阿拉（我）是上海宁（人），侬（你）勿（不）相信？”紧接着又问：“侬（你）啥地方宁（人）？”见检查员没啃声，他又接着说：“侬（你）勿（不）是上海宁（人）就是江苏宁（人）。”
李梓惠心里琢磨：“我的广东口音那么重，这谁都能听出来，他怎么说我是江苏人？他是想拉同乡关系扰乱我的注意力？”
“你是上海人吗？”他又问了一遍。
旅客这时发觉自己说溜了嘴，漏了客家土话，就急忙解释：“我是江苏乡下人，九岁到的上海。日本人打来时，我父亲带我到江西住了两年。”
江西是有一些客家人。但为什么他只住了两年就有客家口音？他在香港住了五年倒没广东口音？在香港，人们都讲广州话呀！
他开始检查这个旅客的箱子。
当姓袁的开箱子的时候，李梓惠特别看了一下这位“工人”的手。这位“理发工人”的手光光净净的，中指上没有茧，这可怪了。
旅客明白了他的“心思”，连忙说：“我和老板关系搞得不好，这半年他不叫我理发，只叫我给洗洗头。”
“洗洗头？”李梓惠可知道洗头发工人的手，他们的手一天到晚在碱水肥皂水里泡，手指上有好些地方退了皮。他们的手指甲也比一般人长。可是这位“工人”的手却是好好的，没破一点，指甲剪的很短。
他翻看箱子里的东西。旅客满不在乎的站在旁边看。
翻着，翻着，他忽然看见一双布鞋。他里里外外看了好几遍，鞋已经很旧很破了，怎么连一根短头发都没有？平日自己理一次发，回来身上总要带几根头发，这个“理发工人”天天理发怎么反倒没有？
统统翻完了，连小地方也没放过，可什么也没找到。
姓袁的一见检查完了，高兴得什么似的笑着问：“我可以把东西收拾起来吗？”一面问，一面急急忙忙盖箱子。
“他为什么这么着急？这里面可能有问题，得细细地再查一查，刚才的那些疑问还都没有答案呢！”他这样想。
他又打开了箱子。他看见衣服中间夹着一厚叠信纸，平常人装箱不是把信纸放在箱子底就是放在箱子上，没放在中间的，这个旅客为什么把信纸放在衣服中间？
他拿出信纸来看。
姓袁的歪着脑袋用一种轻蔑的口吻说：“信纸里会藏什么？”过了一会又笑嘻嘻地说：“你们工作得真好，这种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真叫人钦佩……”
这个人为什么这样关心信纸？刚才查他的衣服的时候，他没说什么，这会子怎么老说没完？他是想分散我的精力？！
这一叠信纸真不少，有一百多张，他一页一页用心翻着。翻到倒数第七页的时候，忽然看见在纸的右上方有一个芝麻大的黑点。李梓惠把信纸转过来转过去看了几遍，认出是个用毛笔写的“A”字。
“信纸是谁的？”他问。
“我的。”
“什么时候买的？”
“昨天。”
“这是什么东西？”他指着黑点问。
“信纸，是信纸。”姓袁的想打岔滑过去。
“不是问你信纸，是问你这个黑点？”
“怎么会有这个黑点？”旅客假装着看了一眼说：“可能是文具店的老板搞的。”
“老板一天卖那么多纸，怎么会有功夫一本一本写个‘A’字？”
“‘A’字！”他停了停，又搔了搔头，然后像是恍然大悟的样子说：“啊！想起来了，昨天晚上从香港到九龙住在一个朋友家，我把行李放在地上，可能是孩子们给画的。”
这真是胡说八道，小孩子要画画，准是画小人小狗，怎么会恭恭敬敬写个“A”字？
他把信纸拿到有阳光的地方，眼睛紧贴在纸上看了半天，发现从有“A”字的那张纸往前数，有好几页纸上有水涂过的痕迹。这是密写过的特征。他把信纸拿到化验室去化验。
利用这个化验的时间，李梓惠又开始了讯问：
“信纸是你的吗？”
“是，是，是我的。”原来对答如流的旅客，说不清楚话了。
“信纸里是什么东西？”
“我正在想，信纸是不是昨天晚上在朋友家换错了！”
“你的朋友为什么不把你的皮箱换掉？单单把信纸换了！你的朋友是做什么的！”
“海员。”
“住在什么地方？”
“九龙冲菜街。”
香港、九龙李梓惠虽然没去过。但他常看地图，也常和旅客闲谈香港、九龙的社会情况，各种人的职业特征和生活状况。他知道的很多。
“冲菜街在九龙中间，海员怎么会住到那里？那儿不靠海？”
“我的朋友好像没事了！”
“那他的生活怎么办？”
“靠朋友接济……他抽大烟。”旅客越说越不清楚了。
“你朋友的朋友干什么？”
“不大好。……”他唉了声气，停了半天说：“说老实话，信纸不是我的。是我朋友叫我带回上海给他弟弟的。”
“信纸又不是什么宝贝，上海有的是纸，为什么要老远地带信纸？你朋友的朋友是干什么的？”
“听说是在什么国防部。”
好，现在事情有眉目了。他带旅客到办公室去。他详细地讲解政府对反革命分子的政策：抗拒从严、坦白从宽、立功者受奖。
这个“理发工人”现在没话可说了。他承认了信纸上有密写的指示，他是被派往上海当特务组长。他是广东兴宁人，解放前在上海作过三年半特务，解放后又在台湾受过专门的特务训练。
“我的上司很重视我，认为我有办法，回来一定不会出错。我自己也自信不会出漏子。我的上海话讲得那么好，人地都挺熟，哪知道刚到大陆还不到四十分钟就被捕了。”姓袁的特务在被捕的时候沮丧地说。（附图片）
江荧　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