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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珍 1956-11-27 00:00

二十年—两年

第3版()
专栏:

二十年—两年
陈珍
以生产抵羊牌毛线著名的东亚毛麻纺织厂,公私合营两周年了。最近许多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客人到厂里参观访问,他们对私股代表杨天受的工作和生活都很感兴趣。
杨天受过去在资本主义企业里当过二十年经理,现在担任公私合营企业经理的职务也两年了。
不久以前,一位外国客人问他:“同样当经理,前二十年和后两年又有什么不同?”
杨天受回答说:“前二十年是日子过得慢,头发白得快,后两年是日子过得快,头发白得慢”。
前二十年,且不说日寇侵占天津的那一段屈辱的日子,就是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政治上是那样腐败,财政上又是那样不稳定,而且通货膨胀,币值一日数贬,市场上大鱼吃小鱼,风险大得惊人。杨天受回忆当时经理的生涯说:白天守候着电话机,提心吊胆,晚上躺在床上,恶梦纠缠不清,一个“盘子”可以叫你发财致富,一个“盘子”可以叫你赔得没有裤子穿。那样的生活,真是度日如年。
至于现在,杨天受说:“我不仅不用提心吊胆地生活,而且生活有了从所未有的新气息。“他介绍了自己在新企业里工作的情况。
合营企业的经理生活
1954年11月1日,国家正式任命杨天受担任公私合营东亚毛麻纺织厂的经理。从那天起始,他就结束了单纯为资本家服务的经理工作,开始执行国家给予他的企业管理人员的职权。新的工作开始以后,杨天受很兴奋,但困难也不少。比如,最初一个时期,科室干部有事总找公股代表,杨天受在一旁插不进手,心里就别扭地想到:自己在厂里是“有他不多、无他不少”。后来,党总支和行政领导方面发现了这个问题,对工作中的缺点做了检查,向职工进行了教育,并且几次找杨天受征求意见,帮助他执行经理的职权。今年,国家又任命杨天受兼任了天津市毛麻丝纺织公司的副经理,每当他间隔了一两天到厂里来的时候,公股代表、科室负责干部都要把一两天来厂里的工作情况告诉他,重大的事情,还一定要和他商量。这些事情使杨天受的疑虑逐渐打消了。他说:我能够受到国家的如此器重,是深以为光荣的。同时也就经常鞭策自己努力学习,搞好工作。杨天受回顾这两年来自己做的工作,比过去是增多了、也踏实了。像对于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作,私股股东方面的工作,他抓得很紧,特别是最近,他对成本、财务、产品的宣传工作等,也下了些工夫,下车间的次数也多了。
在共事中改造自己
谈到在合营企业里资本家和公股代表好不好相处的问题,杨天受说:这是一个新的关系,最初,的确担心,怕东风压了西风,也怕西风顶了东风,因为这样,和公方代表接近的时候就感到拘束一些。但是经过在工作中、学习中、生活中朝夕相处,自己深深觉得公股代表是良师,也是益友。
他举出一些事例说明自己的体会。东亚毛纺车间的天轴不安全,过去工会提过好几次意见,希望换“单行马达”,杨天受也盘算过好几次,总没有换。企业公私合营以后,公股代表找杨天受商量安装新天轴,并且恳切地说:“工人在不安全的厂房里搞生产,一定是不安心,不踏实的。”并且向他解释了社会主义的经营管理原则。这样,就使得杨天受不仅愉快地同意了更换单行马达的意见,而且检查了自己忽视工人安全的思想。
杨天受提到一些党和行政上对他进行思想教育的事情,感慨地说:“资本家的相互关系是尔虞我诈,像现在这样深切的关怀,真诚的帮助,是找也找不到的。”现在每当公股代表给职工做报告,杨天受都愿意在一旁听听,争取得到更多的教益,而公股代表也常请教杨天受一些生产、经营上的问题。两人没事的时候,还坐在一起谈天说笑,毫无介蒂了。
抚今追昔话前途
客人们又好奇地问到:“资本家对放弃企业的私有财产,是不是痛心、惋惜?”杨天受说:“要回答这个问题,得从东亚创建的那一段沧桑史谈起。”
那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全国人民抗日情绪高涨,他们这一批资本家创办了“东亚”——中国第一个毛线工厂。当第一批国产“抵羊牌”毛线出现在市场上的时候,把东洋的“麻雀牌”、西洋的“蜜蜂牌”毛线,曾狠狠地“抵”了一下。当时资本家还搞了个东亚“十大公司”的发展计划,增办了一个麻袋工厂。可是这个梦很快就破灭了。日寇占领天津,“抵羊牌”毛线被迫停了产。……一直到1952年,经过人民政府多方扶持,才把长满了锈的毛线机重新开动起来。
东亚毛麻纺织厂公私合营以后,毛线、麻袋都很快地达到了企业私营中全盛时期的最高指标。这时候,国家交给“东亚”生产一大批麻袋和毛线的加工任务。大家都很高兴,可是也很着急,感到这是一个没法解决的“难题”。前二十年当中,东亚的资本家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除了从国外买新型机器之外,还派人到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学习了各种资本主义企业管理办法,但是麻袋的最高日产量,一直没超过四千条。而这次,正在他们感到为难的时候,工人们提出了许多改进技术、提高生产的建议,不久,麻袋就出现了日产一万五、六千条的新纪录。
杨天受说:“我作为一个资本家,对自己的股票将要变为废纸,曾经有些痛心和惋惜。可是,在今天,我能够看到企业一日千里的进步,看到自己壮年时发展工业的梦想变成现实;我自己又能亲自参与这样一项有历史意义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作,逐步改造自己成为名副其实的劳动者。同时,我的生活也有了保障。我的孩子们现在都有了工作,他们中间有的是青年团员,有的参加了共产党。在国家建设辉煌成就和个人光明前途的面前,自己放弃剥削,走社会主义的路,已经没有什么痛苦和勉强了。”
(原载11月23日“天津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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