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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彦 1956-11-28 00:00

群众是智慧的源泉——中共寿张县委会是怎样走群众路线的

第4版()
专栏:

群众是智慧的源泉
——中共寿张县委会是怎样走群众路线的
本报记者 肖彦
山东省的寿张县,今年获得了空前的丰收。今年粮食总产量,比去年多收七千二百五十多万斤;比去年增产41%以上。如果不是黄河水灾,比去年多淹了七万余亩良田,收获会更大些。全县种植面积最多的三种作物——小麦、大豆和玉米的单位面积产量,都远远超过了去年。今年养猪积肥的成绩很突出:一年多以来全县由八千头猪,发展到八万多头;去年每亩地只能上一车粪,今年能上三车粪。
这些成绩,充分显示了全县全部实现了高级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同时这与中共寿张县委能不断改进领导作风,贯彻群众路线的作风也是分不开的。
 出决定之前
寿张县领导农业生产并不是没有失败的教训的。1952年县委没有经过调查研究,就主观地决定在被水淹过的黄河河床区,种八千亩洋麻(小麻)。当时就有农民说河床区没有种洋麻的习惯,主张种大豆。县委却强调洋麻不怕水淹,并以“这是生产救灾、抗美援朝的好办法”来进行宣传,说:“大豆是低产作物,怕涝没收成”,甚至有的干部说:“只有特务坏蛋才希望咱们在这里种收不了粮食的豆子哩!”大帽子一扣,谁还敢再反对!可是到了秋天,洋麻每亩地只收了十几斤,而有些农民种下的豆子,却收得很好。农民对主观主义的领导提出的批评非常尖锐:“看!这抗美援朝的洋麻,收成反赶不上‘特务豆’呢!”
每件走过弯路的事情,都深深地教育我们:必须事事从实际出发,必须根据当地的具体条件因地制宜;特别是必须和群众商量,走群众路线。中共寿张县委便是从许多实际工作中,学到了不少走群众路线的经验。譬如每次布置重要工作,在县委作出决定之前,都是先进行调查研究的。先去和区干部商量,向乡、社干部和农民群众作调查。然后根据调查研究所得的材料再进行认真地讨论。这样,所做出的决定,就能合乎实际情况,避免偏差。
改良土壤,是寿张县的增产关键之一。县委对这一关键抓对了。但是在最初动员组织力量时,却因为过高地强调了大规模集体劳动的优越性,看到了个别突出的农业社里集体劳动的劲头和成绩,在确定全县改良土壤的全年计划时,就产生了要求过高过急的情绪,提出了翻地十五万亩的数字。这个计划因为县委会里有争论,所以就进一步再到下边去作具体调查,到一区和六区具体调查了农民翻沙盖淤和翻淤盖沙所需的工日以后,证明县委会讨论时,少数人的意见是对的,最后确定:全年翻地十万亩(结果完成了十二万亩)。
另外,确定今年增种部分高产作物——玉米,如何调剂各种作物的面积的时候,县委也是经过与区、乡干部商量,调查总结了典型经验(大豆年年增产的大李庄胜利农业社采用深耕、施肥、早种、多犁、勤锄等具体措施,达到了全社每亩平均二百四十一斤,其中高额产量达到每亩七百四十六斤),否决了少数人想拚命压缩大豆面积提出只种十七万亩的意见,而仍然种了二十三万二千余亩大豆。
去年有些地方因为麦子种迟了影响了增产。今年上级及时提出了要抓紧时机突击种麦。寿张县委布置这项任务时,最初也是只单纯地强调突击种麦的。结果这个指示贯彻到乡、社,就发生了光顾突击种麦,而忽视秋收的现象。县委根据县委的负责人员亲自到五区城坡乡调查了解的情况,接受了社员对忽视秋收提出的批评,立即通报全县强调:“不光种好麦,也要收好秋”,及时纠正了忽视秋收的缺点,使秋收损失大大减少。全县种麦时间仍比往年提早了七、八天。
寿张县委在领导全县开展养猪积肥运动中,走群众路线,取得的效果更显著。他们虽然学习了全省著名的宋长生农业社的许多养猪经验,但是经过他们去冬今春三、四个月的反复调查研究,根据本县的情况和群众的意见,却没有搬用宋长生社以公养为主的作法,确定了本县以社员自繁自养为主的方针。
寿张县委对许多重要工作,经常是经过充分酝酿,热烈讨论,反复调查研究才取得一致意见的。这种一致,取决于县委发扬了民主,特别是大家都真正相信群众,而能随时去当群众的学生,用群众的智慧来丰富领导的经验。
拿出具体的例子来
寿张县委是善于用具体的典型事例来教育群众的。
还是来谈谈养猪积肥的事吧。寿张县委考虑到过去全县肥料太缺,影响增产,因而抓住养猪积肥这一关键,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县委在最初动员群众养猪积肥时,却碰了钉子。宣传时拿不出有说服力的事例,只讲:“新旧社会大不同”、“增产光荣”、“养猪积肥好处多”等一般的大道理。举两个例子也是外省、外县的。群众和乡、社干部思想都不通。社干部说:“养猪好是好,我们这儿可没有养猪的习惯!”社员说:“粮缺,养不起!”、“社里那有那么多钱修猪场啊!”、……六区十里井乡乡长傅胜玉对县委书记刘传友说:“你是咱寿张县人,能不能养猪该清楚。你不记得1937年你费大劲养了头一百六十多斤的猪,还不是因为喂不起,十多块钱贱卖了。”“看!他们反倒拿出具体的例子想来说服我呢!”刘传友听了这些反映之后,深深体会到:不拿出具体的事例来,光讲大道理是不能说服群众的。
县委书记和委员们,带领着县、区干部亲自下去帮助总结当地群众养猪的经验,拿出了赵开白乡农业社养猪能手门兆山怎样养猪的例子,就很有说服力了。门兆山去年在自己家庭中,用算细账的办法,使全家都了解养猪对国家、对家庭、以至对个人的好处。全家分工,合力喂养。妇女管喂,男人担水、除圈,小孩帮着采集野菜和树叶作代饲料。养猪卖的钱,参加养猪的都给奖励。去年他家喂猪和积肥除去成本外,纯收益三百五十九元,占他家农副业总收入的56.2%。在其他区、乡也都介绍和实地参观访问了许多生动具体的典型——如多养母猪繁殖快、可用好几十种树叶野菜作饲料、交配要用优良猪种、猪的卫生、防疫等等经验。
此外,在推广间种套作等新的农作技术时,也是用了许多成功的实例,如小麦地里套种豌豆、扁豆,地瓜(甘薯)地里间种玉米等,说服了农民群众的。今年全县有30%的耕地都实行了间种套作,也是增产的原因之一。
在寿张县,区、乡、社的领导干部,也慢慢学会了采用典型调查,说明教育群众遇事和群众商量的工作方法。他们说:“县委遇事都认真、虚心地征询下边的意见,我们就更应该虚心和群众商量了!”县委的几个负责干部也都异口同声地说:中共聊城地委的负责人员不断下乡,深入群众,认真地调查研究,听群众意见的作风,常常给他们很直接的影响。
时时刻刻想到群众
经常关心群众的疾苦,虚心倾听群众的呼声,是党的光荣传统。在寿张县,县委年年领导与黄河水涝灾害进行斗争中,保持和发扬了这种传统。高级合作化以后,社员在经济上对集体的依附性增大了。这就更需要领导者特别关心群众的各种具体要求和困难。中共赵开白(乡)农业社支部,就是深入到社员家庭中访问,发现了有三户应该实行“五保”的没有实行“五保”;有六户孤寡自己担水吃有困难;有个老大爷住着两间露天房;有三个孤儿没棉衣;另外还有缺柴烧的、婆媳不和等各种具体问题。经过党支部、社委会和有关部门研究后,一户一户地都把问题给解决了。在县委的直接帮助下,中共台前农业社支部,最近也进行了两次家庭访问,帮助解决了七户社员的实际困难。这个社的支部书记刘秀印,是个一贯关心群众疾苦的人。社员们说:“只要遇到暴风大雨,我们的支部书记就在家里坐不住了,不分白天黑夜,他都要在村里走几遭,特别是去看那些住着旧屋破房的人家”。下面就是刘秀印舍己为人的真实的故事:
一个夏天的深夜,狂风暴雨来了。刘秀印冒雨跑进了孤寡户刘道鸿的屋里。虽然房子已经漏得很厉害,可是这位七十多岁的残废人,还不愿离开这所房子。他叹着气说:“我已经是个不中用的人了,早晚也得死!……”刘秀印却毫不迟疑地冒着倾盆大雨,把刘道鸿背出了险地。没过两个钟头,刘道鸿的破屋便倒塌了。这位老人从刘秀印身上深深感到了党的温暖,总念叨:支部书记是他的救命恩人。就是因为有像刘秀印这样的共产党员,有着许多与群众有紧密联系,真正关心群众疾苦的党员积极分子和干部,使得台前农业社支部里,充满了生气。群众的呼声和要求,通过党员,支部便知道了;群众的疾苦,干部也更关心了。譬如老饲养员对社委会不重视喂马很有意见,就是经过党员向支部反映了,才引起社委会注意,干重活时给马增添了草料的。也是由于有的党员在地里干活留心社员的呼声,建议社委会采取公布工分账、分粮账的办法,才查出了记工员确实给自家多记了工分的事情。刘秀印说:“过去是听不进不满意的反映的,听到时总不大相信,甚至说成这是破坏话。可是现在学习了‘八大’文件,懂得正确倾听和对待各种各样的意见了。只要党组织肯听和尊重群众的意见,他们就说:‘干部、党员真和咱一条心了!’”
寿张县委很重视加强农村基层组织——总支和支部中广大党员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全县党课制度坚持得很好)。特别是要求基层组织和每个党员都要时刻关心群众的疾苦,倾听和反映群众的呼声和意见。因为这些基层组织和党员,乃是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可靠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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