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参加了生产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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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参加了生产以后
陕西省南郑县副县长　李有温
参加生产领导生产，是改进领导作风、密切干群关系的有效方法。过去我也常这样说，但真正做的很少，即使做也是“一时半下”。许多农业社的脱产干部不参加农业生产，在一定程度上是受了驻社干部的影响。这样，干群关系疏远了，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滋长了。这次下乡，我们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3月3日晚上，我到了群英农业社，住在社员家里。从4日到10日的七天中，用一天时间检查了全社的生产；另一天召开了三个乡的干部接头会，传播了我们在群英社采取的一些办法，指导了重点的工作；还有半天给群联社勘查了一条河堤。其余整整四天半的时间，都和社员同来同去，参加了担沙、担土、挖塘等劳动。比我先来两天的县委调查研究组的四个同志，在同时期内都参加了生产劳动。社员普遍反映：“这回来的干部和以往大不同了！”过去有些群众认为我们的干部“肩不能挑，手不能拿，一月嫌上几十元，很舒服”；现在却说“工作同志也很辛苦，要办公事还要参加劳动”。过去有些农民为了说明每人留的四百六十斤口粮不够吃，遇到干部到他家吃饭不是诉苦就是给吃不好的；现在是每天两顿大米干饭，早上菠菜炒萝卜，下午豆豉腊肉。他们说：“劳动一天还要办公，吃的好些是应该的。”更主要的是多数群众和社干部能毫无顾虑地给我们说他们的心里话。例如我在杨兴富家里吃饭的时候，他的母亲对我说：“有人说入社后太累，那只是些过去劳动不强的人说的。我们解放前天不明就上地，月亮下来才收工，做不好庄稼交了租就没啥吃。现在是太阳出来上地，天擦黑就收工，还累什么呀！”社员李明升在吃饭的时候，向我反映了邻村小崖社在生产中的一些缺点。还有一个社员在闲谈中要我给他的大女儿介绍个干部做女婿，最后他还嘱咐说：“这话实在不好说，你也不要对外人讲。”总之，每天在吃饭和劳动中，都能听到不少来自群众中的“新闻”和他们的真实思想。正因为这样，我们在水利工地上进行的几次宣传很受群众欢迎。他们说：“干部会算卦！”意思是指我们的话说到他们心上了。
我们刚到这个乡的时候，上工时间是上午九点半，有的迟到十点多，上工人数只有一百一十六人。以后，由于我们参加劳动和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上工人数增加到二百零三人，基本上达到全部出勤，上工时间提前到八点钟。有几个老太婆听说我们参加了劳动，她们也跑来参加了。全社最不爱劳动的黄德明，是个二十二岁的青年，过去见了干部就绕开走，去年秋后到现在一百五十多天中只做了不上十个工。这次经过教育，他也积极出工了。社员贾明福说：“只要有这样的干部来领导，合作社保险能办好。”有的说：“去年我们社里来了个訾同志，我们劳动他坐在田边上，说话还要带口罩，那样的干部哪能把工作做好！”
由于在工地上具体指导，对保证工程质量也起了很大作用。这个社去年花了五百多个工，担出解放前被沙压的十八亩田里的沙；由于堤坎是光用沙子筑起的，谷子快要成熟的时候堤被冲垮了，田又被沙压住了，不但前功尽弃，而且损失谷子一万多斤。这次接受了上年的教训，用黄泥筑坎。社员们说：“如果去年就这样做，怎能叫水冲了！”有的人开玩笑地说：“县长和工作同志都担沙担土，再冲了简直不看面子。”还有的说：“今年的谷子等于装在仓里了。”
我们参加了生产，减少了许多不必要的会议，增加了不少做实际工作的时间。到社七天，不仅没有开社员大会，连全队的会议也没有召开一次，可是接触的社员相当多。在工地受到教育的，每次都有一百五十到二百多人。工地上每天上午下午各有一次休息，每次半点钟，收工评分后还能抽一点时间。这样，每天在不影响生产的情况下，还有一个半到两个钟头的时间可以做工作。几天来，我们讨论了“三包”方案和生产计划，学习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大力领导农民养猪的决议，传授了培养壮秧的技术等。晚上，干部可以自习或者写材料，农民可以早休息。这样做的结果，群众很满意，要求坚持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