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陆灏 |
1957-06-26 00:00 |
为什么大丰收反而完不成征购粮食的任务？
第4版()
专栏：
为什么大丰收反而完不成征购粮食的任务？
本报记者 陆灏
问题并不是因为任务过重，农民手里的粮食要比往年多
辽宁省在1956年获得了大丰收。但是，虽然是大丰收，征购粮食的任务却没有完成。1956年度计划征购粮食一百八十万吨，到5月底为止，购粮任务只完成了90％，还有二十万吨粮食没有购上来。征收公粮的计划是七十四万四千吨，但到5月底，还有六万吨没有完成。
征购粮食任务没有完成，是不是因任务太重了？不是的。1955年全省粮食产量是六百一十六万五千吨，征购了一百六十六万六千吨，这个年度征购粮食的数字占全部产量的27％，用了四个多月的时间就完成了。1956年全省产量七百四十七万一千吨（这是省统计局最后确定的数字），征购粮食一百八十万吨，征购数字占全部产量的25.1％，可是经过了七个月的工作，征购任务还是落了空。1956年和1955年相比，粮食产量增加了21.1％，征购任务只增加了8％，这说明农民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后留下粮食的数量还是大大超过往年的，1956年辽宁省的粮食征购任务是不重的，是适宜的。
大丰收冲昏了某些领导人的头脑，实际产量比原来估计的低得多
那么，辽宁省不能完成征购粮食任务的问题究竟在哪里呢？问题是发生在过高地估计了大丰收的产量，放松了自己的工作。大丰收冲昏了省里某些领导者的头脑。
1956年2月辽宁省曾经提出了超额生产九百万吨粮食的号召。这个号召比1955年的全省粮食产量要增加二百八十三万五千吨。在这个号召下面，很多县提出了更高的增产保证。到了3月份，各市、县报上来的粮食增产指标竟达到一千一百万吨，它比1955年的实际产量增加了78.4％，比原来提出来的九百万吨还增加了22.2％。
到了9月份，事情就不像开始那样顺利了。专员、县长在省里核计粮食产量，算来算去只有八百万吨。后来确定了七百六十万吨。实际上今年春天各市、县报来的农业社的年终结账的粮食数字只有七百二十一万吨。这是一个比较接近实际的数字。但据省有关部门估计，去年由于收割和打场粗糙，再加上牲口啃青，全省浪费的粮食大约有二十万吨到三十万吨左右。因此把这笔浪费的粮食和农业社的账上的七百二十一万吨数字加在一起，这就成了现在全省最后确定的七百四十七万一千吨的年产量的根据。
现在看来，省里对于大丰收的估计是有些不大切合实际的。粮食实际产量要比最早的估计低很多，粮库里面实有的粮食数字要比最后估计的数字也要低一些。但是，它和1955年的产量比较还是增产了百多万吨粮食。
大手大脚的片面的群众观点，放松了征购粮食的工作
粮食产量的过高估计和某些领导者的片面的群众观点吻合在一起，人们就觉得既然粮食很多，征购任务还会有什么问题？既然提倡让农民增加收入，多分一点粮食给农民又算得了什么？好像在这种情况下，谁精打细算就成了对农民斤斤计较，有点对不住农民了。
按照“三定”标准，往年农村留粮每人每年是四百六十斤、四百八十斤，最高也不过五百斤，但去年一般每人留粮是五百斤到五百二十斤。有个别地方虽然留得比这个数字稍许少一些，但有的地方每人甚至留到八百斤。往年一头骡马每年留粮一千斤，去年连牲口也占了便宜，每头牲口也增加到一千五百斤。去年辽宁全省人和骡、马多留的粮食和往年相比，按保守的估计，大约多留了四、五十万吨粮食。
关内很多地方都是四斤薯类顶一斤粮食的，辽宁省去年生产了二百万吨薯类作物，但因为省里有些领导者认为全省粮食很多，结果就把合五十万吨粮食的二百万吨薯类没有被顶作粮食分给农民用掉了。
盲目乐观使有些领导者一方面是这样大手大脚的片面群众观点，而另一方面对于粮食的征购工作就自然而然地放松了，对于农民进行政治工作当然就更谈不上了。有的领导者觉得粮食既然很多，征购任务又并不大，这还要费什么劲？到了县里，有人甚至觉得只要发几张表格下去，今年的征购任务就可以完成。这就使得征购粮食的工作布置得既不及时又不细致。农业社分配工作和国家征购粮食的工作也脱了节。9月份，省委农村工作部布置边打边分，到11月份征购任务才下达到基层。实际上在11月份之前，很多农业社都已经把大部分粮食分给农民了。但是，这一切都还并没有引起省级领导上的注意。到了今年春天，省里才发现问题要比预计的复杂得多。原来人们觉得现在农村已经合作化了，过去粮食要从二百九十多万户农民手里一家一家收购，而现在征购的对象则是不到一万个农业社，问题要简单得多。可是事实并不是这样，如果放松了政治工作，向农业社征购粮食就决不会比向单干户征购粮食来得容易。相反的，某些农业社的本位主义给征购粮食工作带来的困难是很多人事先没有想到的；特别是当粮食基本上已经都分到农民的家里，再向农民手里要粮食回来，这当然是件更加困难的工作了。
没有正确地解决国家的需要和农民的需要之间的矛盾
只考虑国家收购粮食的任务，而不考虑农民对粮食的实际需要情况固然是不对的；但是，片面地只顾满足农民的需要，对于粮食采取了这样大手大脚的态度，这就使得辽宁省的粮食征购工作陷入了异常被动的局面。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辽宁省的粮食向来是不能自给的，它每年需要依靠中央从外省调拨一百二十万吨到一百五十万吨。这就是说，辽宁省自己如果能够多生产一吨粮食，那么就可以少从迢迢千里之外运一吨粮食来。这也就是说，在目前全国粮食并不富裕的情况下，辽宁省如果能够向中央少要一吨粮食，这对于减轻全国粮食的压力毫无疑问是义不容辞的。看来辽宁省某些领导者在这方面还没有引起应有的注意，这是很令人遗憾的。
这从最近新华社发出的一条消息来看，也可以证明这一点。这条消息大意说：为了照顾群众的习惯和需要，辽宁省今年将有三百万亩原种玉米的土地改种高粱。这是一条片面性的消息。1956年辽宁省比1955年多种了三百万亩玉米，多收了三十多万吨粮食；但也曾经引起了农民的不满。有的地方因为少种了高粱，燃料发生了问题；有的地方因为农民习惯吃高粱而对玉米表示没有兴趣。因此去年骤然一下子增加那样多的玉米播种面积，应该说并不是完全很适当的。但是多收了粮食，对国家，对农民毕竟还都是有好处的。当然，根本不考虑农民的习惯和需要是不对的。但是，人们当考虑粮食问题的时候，能不能吃得饱终究还是主要的，只有吃饱了，然后才能再来考虑吃得好不好。事实上农民的需要和习惯也并不是永远不能改变的，何况多种一些玉米农民也同时可以多增加一笔收入。问题就在于辽宁省不是加紧多做一些工作，使玉米的播种面积尽可能地扩大一些，而是干脆放弃了工作，一下子又把玉米的播种面积退回到1955年的水平上来。1957年辽宁省的粮食产量指标是七百三十万吨，因为玉米播种面积的缩减，现在这个产量指标就受到了威胁。很显然，一下子缩减了三百万亩的玉米播种面积是很值得商榷的。
辽宁省的工业城市比较集中，因此它在一个不短的时间里，全省粮食还不可能完全自给，这是可以理解的。大家都知道辽宁人民每年要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贡献数量巨大的钢铁、煤炭和机器以及其它的经济作物，因此依靠别的省份供给一些粮食，这也是应该的。但是，这并不是说，辽宁省的征购粮任务可以放松一些，也并不是说为了照顾本省农民多分点粮食而自己就可以少征购一些。目前夏征很快就要开始，秋征转眼也要到来，认真总结一下这次征购粮食工作中的教训，我认为是有好处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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