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家儿女坐书楼

第8版()
专栏：

　　土家儿女坐书楼
　　程竞明
不管从哪个方向到尧洞去，都要过几道急湍的河水，再翻又高又陡的大山。好几里长的上坡路，像是从山顶笔直拖下来的一条细腰带。站在悬崖之上，我擦了擦汗水，继续顺着山路朝尧洞奔。
在半山腰，遇见一个老婆婆，背着小孙子在放牛。她大声喊道：“同志，打哪里来呀？你们是老师，还是卫生？（指医务人员）”我回说，是去看尧洞学校的。老婆婆笑了，笑得那么慈祥。
走进尧洞村，已经中午。
迎面一块大白牌，上写“保靖县尧东完全小学校”一行字（“尧洞”又写作“尧东”）。碰巧是下课休息，孩子们在坪台上玩耍，有的拍皮球，有的跳绳子，有的打扑克，还有挤在一起看小人书的。他们脖子上的红领巾，在阳光下红艳艳的，实在好看。四个土家族老师和三个汉族老师，全在中间大房里休息，那年纪最轻的是校长，叫彭培春，是个土家族共青团员。我们受到了热情的接待。
这天，我们在小学校里住了下来。黄昏时候，校长领着我们在村前村后走了走。他指着南面说：
“你们看见那云雾里模模糊糊的两个山尖吗？有不少学生就住在那山脚下，每天跑十四五里山路来念书。全校二百二十六个学生，除了尧洞、涂坝村的，少说也是每天走八九里路上学。所以我们上课晏，放学早，不让孩子摸黑爬陡坡。”他又叫我们看东边的高山：“那是仙人岩，拔海一千三百多公尺，从岩那边的村到这里，一上一下要爬三十里陡坡。仙人岩右面还有个米西村，隔这二十五里，到这里来要过四十二道河水。我们有十来个家在米西、仙人村的高小学生，只能和老师住在一起，放寒暑假才回家。”
我好奇地问道：“小孩子家天天跑远道，有不肯上学的吧？”
校长摇摇头，笑起来了：“别看他们年纪小，赤着脚丫子一跑几十里，刮风落雪，也戴着斗笠来。农忙的时候，大人下田干活了，有的村没有办托儿所，所以还有几十个学生背着小弟弟小妹妹赶远路上学。上课时把弟妹放在旁边，下了课就领他们玩。”
晚上，我正在翻看小学生的作业，走进来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妇人。她仿佛是回到自己家里一样，很随便地对老师们笑了笑，便找人说起话来。据说，这个村里的老年人都有一种习惯，没有事情的时候，喜欢到小学校来坐坐，抽两锅旱烟，和老师们聊聊天，或是听听孩子们的朗读。这个孤寡老婆婆，是尧洞农业社的“五保户”梁向氏，更是来的勤。
我问她：“你们喜欢这个学校吧？”
“咳，那还用说吗？村里办学堂，几千年没有的事。从前只有一个私塾，学三字经，女儿经，一年要交两三斗米（一斗三十五斤），还有油、盐、柴、烟，那先生真恶，天天打人，村里的妹怕打，又没有米，都不上学。”她指着正在油灯下批改作业的老师说：“他们不打不骂，什么也不要，穷家儿女能个个上学堂了。”
我听说，湘西农村有很多歌郎、歌娘和歌师父，他们一字不识，却能触景生情，随编随唱。心里自忖，这老婆婆不知是不是歌娘，便试探地问道：“婆，你把这小学校编几个歌唱唱，好不好？”果然她会唱。她笑道：“唱不好。”说完，偏着头想了一下，就唱起来了：
“孔子常打鲁国游，
日夜推车在九州，
苏联造书传天下，
土家儿女坐书楼。”
唱完，她指着桌上的书本说：“这些好书不都是苏联传过来的吗？”坐在一旁的教导主任笑着对我说：“她指的是马列主义传天下咧！”
第二天早饭过后，又有几个须发苍苍的土家族老人来了，都是七八十岁的人。我们便请老人谈谈土家族的风俗习惯、历史故事，和他们的生活状况。谈着谈着，话题又转到小学校上面来了。老人们说，这里原先是个山坡坡，尧洞和附近浪落、巴基村的人听说要办学校，高兴的了不得，总共出了三千多个工，一时把山包挖平了，有的献木料，有的砍树，有的背瓦，搭房架，落雨刮风也不肯停工，政府也拨了二百元请瓦匠、木工，很快就把校舍盖好了。
学校左边有一片园地，豆子、红薯、包谷，长得很好。少先队的辅导员龙老师告诉我，这是各班小学生种的，再远一点的那块菜地是少先队的。学校有一百零七个红领巾，他们过队日除了讲故事、游戏、唱歌跳舞，还在一起劳动，去年收了好多辣椒、包谷，大家欢喜的很。
我问辅导员，走读生是不是参加家庭劳动，正巧校长走过来，他顺口回答说：“我们学校二百多个学生，有十一个是苗族，其余都是土家族。他们性格倔强，勤恳俭朴，爱劳动，学校平时也很注意劳动光荣的教育。大部分小学生起清早就去放牛，拾粪肥，然后才吃早饭上学，散学回家都帮妈妈烧饭、担水、背娃娃，星期天砍柴、割牛草猪草——什么都干。凡是上了十岁的小学生，放寒暑假全都参加农业社的生产”。
这时，正下第三堂课，校长带我走进孩子群里，一个在忘情嬉戏的孩子猛地和我撞个满怀。这孩子小小个儿，看上去不过十三岁上下。这时他喘息着，满脸尴尬的表情。校长笑着骂了一声，回头向我说：“他叫张家义，在农业社割牛草、背粪土、积肥，去年暑假在社里得了一百八十个工分呢！”我拍拍他的肩膀，正要说几句赞扬的话，上课铃响起来了，张家义和他的小伙伴们一窝蜂似地走进了课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