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一笔抹煞”

第7版()
专栏：

　　为什么要“一笔抹煞”
　　李凌
吴祖光同志在今年“戏剧报”第十一号“谈戏剧工作的领导问题”文中提及：“解放以来，无论在任何一种艺术工作岗位上……‘培养新人’成为经常挂在口头上的字句。但是我们看一看眼前的事实，无论在京剧舞台上……那些活跃着的，留给观众比较深刻的印象的，……有几个是解放八年‘培养’出来的新人呢？……谈到新人，那真是寥寥可数，少得可怜”。
“我们谁都会谈所谓‘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可是它在培养文学艺术人材这一方面表现了什么呢？”“而文艺战线上独独新人寥落的具体现象我们又该如何解释呢”？
他认为“造成这样的后果的原因……总的说来，这是一个领导问题”。
戏曲、话剧、曲艺、电影……方面的情况，我了解不多，不过吴文所指，不单是戏剧，而是“任何一种艺术工作岗位上”，是“文艺战线上”。所以，我想从音乐工作上（只谈音乐上的西洋音乐，又只是其中的演员部分）有所解释，也是没有越出吴文的范围的。
谁都知道，近几年来，音乐界出现过几桩前所未有的、惊震国际的事情，那就是傅聪的萧邦钢琴比赛获奖、刘诗昆的李斯特钢琴比赛获奖、李学全的长笛比赛获奖。这些青年音乐家之取得胜利，都不是出于侥幸的。这些人的成绩，在许多方面（不是所有方面）来说，都是越过了前人（国内）曾经到达过的境界。
其次，只在北京所看到的（上海等地未在内）像声乐方面的楼乾贵、温可铮、苏凤娟、李?、罗忻祖、魏启贤、刘淑芳、梁美珍、邹德华……，在器乐方面李名强（钢琴）、韩铣光（圆号）、杨秉荪（小提琴）、刘奇（长管）、方国庆（打击乐）、盛中国（小提琴）、朱尧洲（小号）、边振国（小号）、王砳（大提琴）……等也是比较优秀的年青人材，这些人中有不少获得国际的比赛奖（这种比赛奖是丝毫也不客气的），有些很快就和国际的青年同业进行较量，其中好些管乐专才，远远超过了前一辈的成就。
这些青年，十之八九是在解放以后才从学校或艺术团体“培养”出来的，像刘诗昆、盛中国等，现在仍然在中央音乐学院附属中学读书，傅聪还在波兰学习。学管乐的青年，大部分都在跟专家上课。的确不是“解放以前久享盛誉”的。
我们有好些年纪大一点的音乐工作者，常常慨叹自己出生得早了一些，无限羡慕这一代孩子们的幸福。短短的八年，我们已建成了五六所音乐中学（过去只有那“可怜”的一个少年班），六七所音乐院校（过去只两所）。许多有音乐天才的儿童，很早（因为年纪大了，有许多困难）就有机会受到正规的、严格的音乐教育。这几年来，这些学校，的确教养出不少较有基础的新人。其次，有不少艺术团体虽然不像学校那么严格训练新人，但也培养出一些如罗天婵、蔡焕贞那样的得人喜爱的年青歌手。
仅止这些，也足够说明，短短的八年的不可抹煞的成就。
是的，我们许多优秀的享有盛誉的老演员如马思聪、喻宜萱、周小燕、吴乐懿、李志曙、张权等同志，至今仍受到广泛的爱戴，这是特别值得珍贵的。文化领导部门对于这些极有才艺的演奏家的关怀、支持、帮助，发挥他们最大的力量上，还存在不少严重的缺点，这也是急需在整风中克服的。
但是，不少新的演员也的确在好些老前辈的教育下“人材倍出”，发射出辉耀的光芒。
我们好些较年长的搞交响乐事业（即所谓集体演员）的人记忆得非常清楚；解放前那独一无二、残缺不全的中华交响乐团，和今天到处新生，而且较具规模的大大小小的乐团、乐队相比，感触是很深的。
前几天我和上海交响乐团的指挥黄贻钧同志，及当年在中华交响乐团任过大提琴首席的朱崇志同志去看“来自新世界交响乐”的演出。那成绩真是使人惊异，虽然犹有不足之处，但和当年的乐团水平相较，何止咫尺呢？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材的培养并不是像母猪生小猪那么容易。然而短短的日子里，也并不像吴祖光同志所说的那么满目荒凉。
不能不顾事实，或者只看到一面，就一笔抹煞，整个地否定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不仅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