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茂林 |
1957-07-31 00:00 |
质问黄绍竑——我无冤要申，你为我申冤，居心何在？
第4版()
专栏：
质问黄绍竑
——我无冤要申，你为我申冤，居心何在？
刘茂林
在7月16日的人民日报上，看到黄绍竑的发言。他说：“我在政协座谈会上根据一些人民来信，99％都是反革命分子或其家属的来信，或视察中所见所闻的事件，不加分析研究随便反映，如反映……铁道小学的刘茂林问题……。”这些话使我非常惊异。我和黄绍竑素不相识，我和我的家属并没有给他去信，他也没到我校“视察”，为什么他会知道“刘茂林问题”，而且拿到政协座谈会上去“随便反映”呢？所谓“刘茂林问题”又是怎么回事呢？
解放以前，我在北京市立师范学校念书的时候，加入了三青团。毕业后到西直门扶轮小学工作，校中有个特务，我和他有些往来，解放前夕，他逃到南京去时，我曾送给他一双球鞋。解放以后，我入了团。可是，我在三青团的活动并没有交代清楚。和特务的往来也没有提。加之我还有一些反动、糊涂思想。特别见到报纸上不断揭发特务的案子，我深怕连累上我，开始恐惧起来。但是由于觉悟不够，立场不坚定，因此，顾虑很多：怕母亲着急，怕组织上不再相信自己，怕在群众中失去威信，便不肯向组织上坦白，拖一天算一天。
当时，组织对我很信任，我担任工会主席，可是，就是因为心里有病，工作上总不安心，工作中没有长远计划，好像随时要准备着办交代。回到家里，见到大家快快乐乐，我又嫉妒又生气，脾气暴躁，也不和邻居打招呼，不耐心帮助侄女温课，侄女的牙齿坏了，也没有心思带她去治。饭总是匆匆地吃完，吃不出什么味道，有富裕钱也不肯储蓄，随便用掉，因为对自己的前途没有信心，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结局，年青青的，对自己的爱人也有见一次少一次的感觉，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1955年暑假，开始了肃反学习。学习班特别召集党团员开了一次会，对党团员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其中有“知情不报，开除党籍、团籍”的话。会后，我便利用休息时间，把自己的一些反动思想、糊涂思想写了出来，并进行了批判，同时交代了社会关系，又检举了一些本单位可疑的情况。可是对于三青团的活动，以及和特务的往来，并没有提，写好了就自动交了上去。在小组学习会上，也主动争取检查自己。大家对我的反动思想和糊涂思想进行了批判，我感到很不舒服，开始顽固地辩驳。第一次会闹个不欢而散。这时组织上对我开始了帮助，同时由工作上开始启发我，说：“为什么工作做得不好呢？”我当时认为这样武断是不对的，我没有回答，只指着工会奖给我的钢笔叫他看，意思是说，工作坏哪里来的钢笔？给他软钉子碰。以后，组织上常找我谈话，我不但没有更虚心的检查，反而产生了对抗情绪，我有一种预感：对我的斗争难免了，我对于被斗的对象便开始表示同情，背后对他说：谁斗错了谁负责。领导上和群众把我的表现和历史问题联系起来看，对我表示怀疑，便进行了小组斗争。暴风骤雨来了，我的恐慌样子，越发使人怀疑。他们的问题那样尖锐，立场那样鲜明，对我真是一个当头棒喝，使我猛醒。首先我感到需要清算自己的一贯的主导思想了。同志们热情很高，目的是要我交代历史政治问题，交代社会关系。我虽然采取了拒不坦白的顽抗态度，可是同志们还是继续分析，帮助，再分析，再帮助，又经过领导上的个别帮助，终于使我把所有的问题坦白出来了。
肃反办公室特别关心我的工作情绪，告诉我工作中要安心。党、团的负责人，以及分团委，全对我进行了个别帮助，专门和我谈了思想问题，立场问题，讲得是那样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使我有好多收获。团组织还特别为我开了支部会，根据事实，帮助我把解放前后的言行，进行了系统的批判。最后还从各方面提出对我的希望，使我把过去的一切，整个清算一番。组织上对我一系列的教育，逐步提高了我的觉悟，坚定了我的革命立场。我感到在这次运动中受到的教育，胜过了解放以后六年学习的总和。我认识到，组织是一贯关怀我的，组织并没有忘掉我，而我在很多方面是对不起组织的。后来，我的问题弄清楚了，作为历史问题作了结论，并没有给予行政处分，只在团内给予适当处分。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包袱彻底丢掉了，轻松愉快了，以后的问题只是争取撤消处分，和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了。我开始积极起来。工作情况和肃反以前完全相反。工作踏实、安心，有长远的计划，效率也高了。和同志们的关系更密切了，脾气也不暴躁了，对邻居也和蔼起来了，能够系统地帮助侄女学习了，薪水也肯好好支配了，对孩子也疼爱起来了。总之，我看到了自己光明的前途，开始正常地生活了。
组织上对于我，也更加信任了。肃反以后，薪金给我评在二级，月薪增加了十四元，家中的经济，显然宽裕了。除了我的小学工作以外，又让我兼任中学班的历史课，参加保卫工作，担任教研组长，学习小组长。由于上级和同志们的帮助，使我的工作有了一些成绩，在1956年底学校评奖中，我被评上二等奖，得了奖金。我对学校的责任感也越来越强。人民日报的社论说：“对他们弄清了疑点，做出了结论，使他们去掉了精神负担，便于积极工作。这无论对于人民事业或者对于他们本人，都是有利的”，我亲身体验到这是千真万确的。深深感到肃反政策的伟大和正确，感到组织的温暖。我并没有像右派分子黄绍竑想像的那样，和党对立起来。组织没有错，我也不冤，结论也不是“反革命”。对我来说，肃反是搞好了，而不是搞糟了。
黄绍竑为什么提出了“刘茂林问题”呢？他的妹妹是在我校工作，亲身参加了肃反，据她说是“同情”我，把关于我的事说了出去。恰好黄绍竑戴着有色眼镜在到处寻觅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资本，他本能地“注意有错必纠”和“为反革命分子喊冤”，便去“随便反映”“刘茂林问题”了。做为人民代表，“随便反映”四个字，交代得下去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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