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衷心拥护统购统销

第5版()
专栏：

　　农民衷心拥护统购统销
　　杨昌凤　邵礼昆
从8月5日到10日，我们访问了河北通县永乐店乡农乐农业生产合作社，目的是想了解一下农村粮食消费情况。我们的所见所闻，使我们相信农民的生活确实有了相当的改善，也有了保障。农民对于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是衷心拥护的。社员们用这几年遭灾后的情况同解放前生活情况所作的对比，驳斥了右派分子所谓“粮食统购统销搞糟了”和“农民生活比过去更苦了”的谰言。
农乐社的低洼地较多，经常受涝歉收。从1954年到1956年，一连闹了三年水灾，粮食都减产了。国家为了保证社员们的口粮，这几年一共供应了几十万斤粮食给这个社。从去年7月1日到今年6月30日这一粮食年度里，国家供应给农乐社的粮食就有十九万二千多斤。由于供应及时，粮价稳定，这几年虽是灾荒年头，大家还是一天三餐，没有断过顿。
在解放前，这里一闹灾，农民就得典房卖地、背井离乡，或者活活饿死。而地主、富农和奸商们，却乘机哄抬粮价、放高利贷和贱价收买土地，用种种残酷剥削农民的办法大发横财。1939年，这里也闹过同去年差不多大的一次水灾，平时卖三、四块钱一石的玉米，那年就涨到十块多钱一石，甚至买一斗米要七块大洋。为了买点粮食搭着糠菜吃，贫农侯永清、李凤山都在那年卖了土地。平常一亩地可以卖十来担玉米，那年侯永清、李凤山的十几亩地只用一亩两担玉米的价钱卖给了地主。贫农张启元在那时候向人借的债，直到解放的时候还没有还清。告贷无门、无地可卖的贫农贾玉琳，只好只身到关外（东北）逃荒，丢下妻子和女儿在家里向人要饭吃。贫农侯文治，也就在那时候连饿带病死去。
农乐社社员李万成含泪向我们讲述了那两年的日子：1940年，从清明到麦收的三个月内，李万成全家五口人只有四十五斤玉米，平均每人每月只有三斤。他们只好买了二百多斤谷糠和一些棉籽来吃。吃谷糠后，拉出来的屎都不能当肥料用，给风一吹就飞散了；吃棉籽，又拉不出屎来，人几乎因此送了命。
解放前住在永乐店乡张各庄、大羊村、孔庄、陈辛庄、邓庄五个村的六百八十三户中，同贾玉琳、李万成家生活情况不相上下的贫雇农就有四百来户。仅在解放前一两年内，因缺吃少穿冻饿而死的，现在社员们还记得的，就有十个人。而那时候并没有闹什么重大的自然灾害。在灾荒年头饿死的人就更多。
当然，在那种灾荒年头，地主、富农和少数富裕中农吃粮的情况是不会受到多大影响的。富农李万富家解放前有一百二十亩地，正常年景，一年可以打一百四十石粮食。受灾的时候，也可以收七十来石。这七十来石，折合一万零五百斤粮食，不但足够当时他一家十二口人吃和喂驴、养猪用，而且还绰绰有余地可以拿出二、三十石去卖比平常年成高得多的价钱。地主李万有，那时候更是乘机囤积粮食和放高利贷，加倍剥削农民。李万有原来的邻居、贫农张振录，就是向李万有借了八十元，经过三、四年光景，利上加利，只好把祖上留下来的、仅有的八间砖房抵给了李万有。到了旧历腊月二十，李万有还逼着张振录搬家。
农乐社的贫农和下中农社员们，没有忘记解放前的那些辛酸岁月，所以他们坚决拥护粮食统购统销政策。过去吃过棉籽和谷糠的李万成对我们说：“如果国家不统购统销，像过去一样自己去买粮食，可就困难啦！没有钱不说，就是有了钱，粮价也是一天涨几回，谁也买不起。看起来好像市场上粮食不少，可是穷人还是挨饿。现在，粮食统购统销了，虽然一连闹了三年灾，大家过的日子比解放前正常年景还好。”前面说过的那位到关外去逃过几年荒的贾玉琳，因为现在劳力弱，去年挣的工分不够养活一家三口，在今年春季青黄不接的时候，由社里发给八元救济款买了八十斤麦子渡过了春荒。一个多月前跟着反动地主一起叫喊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不好的富裕中农杨殿兴，经过最近社里举行的一次说理会后，也点头承认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好处。杨殿兴一家八口人，可是他却经常养着三、四个跳神的和巫婆，所以粮食不够吃。他不但不检查自己的迷信和浪费，反而去向社长喊粮食不够吃，埋怨政府把粮食“统”走了。在说理会上，大家就说，今年农乐社的夏收产量只有二十一万五千零七十一斤，全社七、八、九三个月的消费量需要三十七万一千九百五十四斤，缺的十五万六千八百八十三斤，全部由国家供应。国家统购的粮食，就是拨给像农乐社这样的缺粮社了。连杨殿兴本人在七、八、九这三个月内，国家也将供给七百八十三斤粮食给他。
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不但使农乐社的社员们在歉收年头里没有受困难，而且规定的粮食消费标准也是合理的。从去年起，农乐社采用了“以人定量”的办法：按照社员家庭人口的年龄大小和劳力强弱不同，规定每人每月粮食从六斤到四十二斤不等。我们访问了十五户社员和候补社员（其中包括五户贫农、五户下中农、三户上中农、一户地主、一户富农），还同一些社干部交谈过，大家都说这个标准是合情合理、够吃够用的。
贾玉琳家现有三口人。除他自己外，还有一个四十多岁的妻子和一个七岁的小孩。全家一月粮食定量是九十斤。平均每人一月三十斤。平常吃的除了麦子和玉米外，还搭少许土豆或红薯。他们家里的粮食足够吃的。在我们访问贾玉琳的时候，他瞧了瞧自己残废了的右手说：“要不是社里照顾我，分配些轻便活给我作，又不时发些救济款给我，我家哪能像现在顿顿有饭吃！？过年过节还要买个三、五斤肉来吃。解放以后，我们完全是重新安家。锅、盆、桌、椅都是新买的；大人小孩也都作了新衣，添了新被。过去跟着我老婆要饭的女儿，现在已经长大成人，在去年结了婚。她出嫁以前，在家里就有了花衣服穿。结婚以后，婆家的日子也过得松快。要是在解放以前，遇到这几年的灾害，我们全家又只好讨饭了。”
张启元家六口人。他们夫妇两人都是四十多岁，还有十五岁、十一岁、六岁和三岁的孩子四个。1954年到1955年这一粮食年度，根据当时“计口授粮”不论大口小口每人一月三十斤的办法，他们全家一年还节约了一百三十斤粮食。1955年到1956年，又节约五十斤。现在全家粮食定量一月一百六十斤。六口人平均，每人一月不到二十七斤，也完全够吃。由此可见，张启元家因为孩子较多，过去每月每人三十斤口粮的标准是偏高的。
在这个定量标准下，农乐社的单身汉社员也得到了适当照顾。例如社员杨殿功，一个人一月四十五斤五两，也够吃了。
农乐社社员生活的改善，不仅是在灾荒年头里生活有了保障，而且大家的穿戴和文化生活，都比解放前有了显著的提高。解放前，全社六百八十三户中，靠要饭度日的就有四十七户；没有房子住或住破房的有二百三十五户；穿不上衣服和经常穿破衣服的有三百八十六户。除了地主富农的子弟外，一般农民的子弟，连上小学的都没有。但是现在，单今年暑假在小学和初中毕业的社员子弟就有五十五人。过去穿不上衣服的中、贫农，现在不但普遍作了新衣，穿上了球鞋，许多人还作了制服、小外套等新式服装，有一百多人还有了皮袄穿。现在，七百零三户社员中，有七十户买了自行车；一百八十六户安了矿石收音机和小喇叭（有线广播扬声器）。社员贾玉民还以十分愉快和自豪的语气对我们说：“我们生活咋没提高呢？！确实提高得太多了：就拿抽烟来说，过去农民顶多抽抽旱烟；现在我们经常抽烟卷的就有二、三百人。过去，只有地主家里和土匪为了抢人才用得起手电筒；现在我们有一半左右的家庭都买了手电筒啦！”
农乐社现在正在开展社会主义宣传运动，社员们又再一次地受到了社会主义教育。他们都纷纷表示拥护国家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坚决跟着共产党走，同右派分子斗争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