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思想上挖掉资本主义根子

第3版()
专栏：

从思想上挖掉资本主义根子
刘介梅口述　洁民、聂彬记
我心里很难过。这半个月来，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人也瘦了。
在黄冈县三级扩干会上，我横着心，恶言毒语的攻击党，攻击合作化，攻击统购统销。我为什么要说这些黑良心的话！我是个什么人？
生活在最底层
我的家在黄冈县上巴河乡。解放前，三代人打长工，三代人讨米。祖父和母亲在讨米中饿病死了，叔父打长工死在外乡，两个不满十岁的妹子被迫送给别人当童养媳。我讨米十二年，打长工十年半，也受尽了苦楚，受尽了欺辱，流尽了辛酸的眼泪。我的这只左手被地主狗腿子拖拉断了，现在成了残疾；我的一只腿被地主的狗子咬伤了，现在还有疤子。
讨米越讨越难。1930年大年三十，下三尺深大雪，有钱人家都在放爆竹过年，我一家五口人提着空空的讨米篮子，挟着一床破被絮，流浪到一个破庙里，娘儿父子抱着一床破被絮哭，饿了三天，过了大年初三又出去讨米。全家人讨米分散了。祖父饿死在异乡。
讨米到1943年，人托人，保托保，弄到了地主高弼生的一点佃田种。全家人拼死拼活种一年田，倒负了一石谷的高利贷。高弼生认为我家穷的没有资格种他的田，当年就夺佃“打摊账”。
在旧社会里，我生活在最底层呵！
在民主革命时期
　1949年解放了。7月间，区委书记韩大刚一到上巴河乡就访我的贫，问我的苦，叫我出去搞工作。
韩书记看到我家里生活困难，给了我家里六十斤米，叫他爱人给我做了一床新被子，别的同志又给买了一双套鞋、一把雨伞。
乡里酝酿反霸，几千人选举我当代表。我想，我这个讨米摸不到门的人，一下这样受人看得起了，这不是翻身是什么！？我一股劲的日里夜里，以苦引苦，发动群众，斗争恶霸。
1950年4月，我由乡农会主席提拔为工作组长。11月参加共产党。12月结了婚。
搞减租反霸，搞土地改革，我每次都评上了模范，我一字不识，日记本子奖了一大堆。我心里想呀，这回翻身翻够了：政治上有了地位，工作上有了荣誉；土地改革把我的大“坑”填满了，五大财产都拣好的分给我。这时我的心迷到土改时分的全套的家具、农具、犍牛、六亩三分上等田和新娶的老婆上去了。
思想开了岔
土地改革以后，我的思想就开了岔。心里老想着自己分进的几亩好田，好农具。想到再过几年自己也能过塆里曹其斋过的那日子，心里就发痒。曹其斋那排场，二十多亩好田，十多间瓦屋，请一个长工一个月工，百多元钱放账，再加上发脚力做布生意。土改时差点没有划成富农，日子过得比谁都好。
土改结束得早的地方，党号召大力发展生产，我听着心里就高兴。1952年3月间，我在第三批点枫桥乡帮助土改，有一天，我爱人跑七十多里路来看我，她说：“塆子里的男人，土改后，都在屋里，日子过得乐和的很，就只有你还在外面熬夜；你只要答应回家，我下蛮力干，还怕过得没有那家好。”我们盘算来，盘算去，还是种田有味。自己有六亩三分好田，再开三亩多荒地，我伯父刘吉甫有个榨坊，和他合伙，一个月也可以赚三十多元钱。一年上头，吃不完，用不完。要发家还是回去种田。像曹其斋那样！
那时候，搞土改是个光荣事，我嘱咐她：先莫和别人说，说出来就成了“退坡思想”。
思想问题，不说别人也看得出来。往日在本乡土改就像办喜事一样。枫桥乡分配果实，我乐不起来。心里想：开会，熬夜，还不是帮别人忙了一场。
从这以后，我就没有当上模范了。滋长资本主义思想以后
曹其斋！我老想着曹其斋。
1953年又丰收了。我回家去，看见父的屋里一大囤子谷。就好像又看见了曹其斋。我看着这谷囤子，对父说：“你看曹其斋那生活，我们不要几年就会赶上他。”这时，我已经有了个小计划：五石谷，再加我当干部一年二百来元的工资，放债。
这一年实行了统购统销。
扩干会上讨论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我听不进去；讨论粮食统购统销的重要性，我就想到父屋里的五石谷；别人揭发资本主义的丑，我想：人家还不是凭本事赚钱。大家怎样讨论的，我一句也没听进去。心里想：说得再好些，也是要我卖谷。这五石谷，我要靠它发家的啊！
果然，讨论了两天以后，就要报余粮。这时，我本来想不报，可是别人都知道我是个党员，不报点不好，就硬起头皮报了一石五斗，瞒下了三石五。心里想，这三石五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你统去。
粮食统购统销工作在乡里展开了。我更加不放心屋里的五石谷。没有等搞完统购统销就借了部脚踏车，往家里赶。到了屋里，坐也不坐，就往父房里钻。一看，谷囤子没有了。我发财的计划打乱了！我车转身来，朝我父吼，我跳出跳进的骂。
我气得饭也不想吃。到自己房里把衣柜的门打得山响。这时，发现柜子角里有两石谷。我一喜，谷子还没有卖完？我爱人说：“刘明海去年生活困难，在我手里借了四元四角钱，作成一石谷（当时的谷价是五元六角），今年连本带利还来的两石。”柜子里还有两匹布，也是人家借去一匹，还来的两匹。
刘明海过去和我们一样，也给人家打了一辈子长工，土改后才翻身。后来，死了个强劳动力，日子又困难了。我当时只想发财，忘记自己是共产党员。心里想，都是土改翻的身，一样分田地，好像河里的船一样，扯起篷来一起开头，有上了前的，有落了后的，落了后的怪谁。
1954年上半年，我塆里组织合作社。刘明焱来动员我入社。我在外面工作，还不晓得合作社是么样回事？我家里请人做活，一年收二十五石谷，除了吃喝开消、人工肥料，还要多五、六石谷，这就是我发家的本钱呵！入了社有么事，不做就没有收入。所以我想都不想，就答应他，说：“我不入社。”当时，我还有个想法：粮食统购再严格些，我还是可以有粮食放债。我爱人的两石谷子就没有购去。刘炎生（中农）在1954年也还有二十多石谷子放债。入了社，请人、放债、囤粮的事都搞不成了。所以我坚决不入社。可是等我下半年从堤上防汛回来，家里报名入社了。我气得很：连父都跟我不一条心！
这一年，我父在社里没有劳动几多，我爱人根本没有劳动。往年，不劳动就请工做，现在不劳动就没有收入了。这样一算账，果然少了二十多元的收入。我就认定了合作社没有优越性。其实我说合作社没有优越性，是因为它拦住了我的路。
1956年，转了高级社。我发牢骚，说：“算了，只当是没有实行土改的，只当是土改中没有分田分地的。”
我一直想顺着资本主义的道路往上爬。合作化和统购统销拦住了我的路。我和党不一条心了。
党挽救了我
在这次扩大干部会上，党和同志们真正地挽救了我。大家帮助我回忆对比今天和过去的生活，帮助我分析认识了错误思想。
这次展览会上，把我家过去和现在用的东西摆在一处：一边是解放前的，一边是解放后的。再一看特别显眼。这真是忘了本。这时，三台河乡有二十多个社主任在这里参观。他们一面看，一面说，刘介梅呢？叫刘介梅来讲讲他是么样忘了本的。我听见这话，吓得连忙钻出去，躲着不敢出来，想着自己对不起党，就大哭了一场。
这天晚上，等电灯熄了，人都睡静了，我点起一支蜡烛，走进展览馆来。我要把它当一面镜子，仔细照一照我的思想。我一件一件地看过去。最先看见了那件穿了几代人的棉袄。我一直到了十二岁才轮着穿这件袄子。现在不要说穿它，闻到那阵气味都作呕。下面是一条夹裤，那一年冷得过不得，父在屋里病着，妈领我在三福塆南头一个姓罗的屋里讨来给父穿。后来，这条裤子补了五、六层，原来的颜色早就看不清了。看到这里我打了一阵冷噤。我的眼泪又流出来了。我一个劲的往下看，看到现在的衣服，忍不住又把它们取下来放在那些烂衣服一起。刘介梅呀，刘介梅！你今天穿的、吃的、用的，那一样不是共产党，不是社会主义带来的。可是，你攻击了党，攻击了社会主义。你想自己发财，不顾别人死活。我躺在展览会的桌子上。可是，睡不着，脑子里只打转，眼泪只往外流。听到展览馆的钟打了三下，才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以后，我每天都到展览会来。桌子上，参观的人写的意见一天比一天多。有的人责备我忘了本，有的人骂我，说我的资本主义思想真是可耻。这些意见写得好。
一天，我又到展览馆去。一个志愿军的军官，看了展览以后，找到我，握紧我的手说：“同志，我看了这两种生活的对比，我的枪杆会握得更紧。”我受了极大的感动。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暗地里下了决心，赶上去，做一个坚强的社会主义的战士。
这一次党挽救了我，同志们都帮助我，报纸上又把我的思想登出来，请大家讨论，我一定不会忘记党的大恩。我要好好地改造思想，不当社会主义的绊脚石。我还希望同志们继续帮助我，争取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立功。
（原载湖北日报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