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多菲俱乐部与匈牙利反革命

第6版()
专栏：

裴多菲俱乐部与匈牙利反革命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书记　基什·卡罗伊
除苏联共产党而外，匈牙利共产党人最感兴趣的是另一个最伟大的兄弟党，中国共产党如何发展与加强。六亿中国人民的领导力量的加强不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而且对世界共产主义及整个工人运动的发展，对世界局势的形成及和平力量的增长都有着极大的影响。因此，我们深切地注意着中国右派分子危险的活动，以及为兄弟的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揭露右派分子有害的反党活动的坚决而有效的斗争而高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裴多菲俱乐部在10、11月反革命事件的思想准备中以及事件的爆发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裴多菲俱乐部的形成及其实际作用，只有当我们观察了当时那种匈牙利和国际环境以后才能理解，在那种环境中这个俱乐部是那些聚集在纳吉·伊姆雷周围以“党的反对派”自称、而实际上是敌对分子所组成的。
众所周知，我党中央委员会具有历史意义的1953年6月决议分析并揭发了过去领导在1949年以来所犯的错误，并指出了改正错误的方法和途径。党的领导的多数愿意迅速而彻底地改正错误。遗憾的是当时的部长会议主席纳吉·伊姆雷和拉科西·马加斯同志之间日益尖锐的个人和权位斗争使得错误的改正受到极大的阻碍，乃至后来几乎完全成为不可能。纳吉·伊姆雷为了实现其修正主义的目的，早想把政权集中地掌握在自己手里。拉科西同志则顽固地坚持他原来的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已无能彻底改正错误。
1955年初，中央委员会撤除了纳吉·伊姆雷及其一、二伙伴的职务，后来被开除党籍。
如果这是完全为了坚决执行6月决议，并在必要的思想斗争基础上进行的话，那么这将对党有很大的好处。然而拉科西同志却是在1953年6月决议的无声的修正和宗派主义、教条主义派系的优胜的精神上来执行的。因此——虽然有些初步的改进——错误不可能有彻底的改正，而且这方面的拖延使形势更趋恶化。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卡达尔同志在1957年6月全国党代表会议上恰当地指出：“由于拖延错误的改正所带来的损失比以前所犯错误的损失还大”。
1956年2月底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决议公布。众所周知，这些决议是具有伟大意义和国际影响的。但我们可以大胆地说，这些决议在任何一个国家或党内没有像在匈牙利在劳动人民党内产生这样深刻的影响。
这一点从上面叙述的情况中已经容易理解。由于匈牙利劳动人民党1953年6月决议的许多方面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相似，因此党员群众和党的干部日益坚决地要求党的领导根据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决议的精神来检查工作，真正坚决地贯彻中央委员会1953年6月决议。但是宗派主义的保守分子起着决定影响的过去党的领导表现无能实现这一任务。
在这种情况下——在二十次代表大会决议的基础上——坚决要求摆脱过去领导的政治上的错误和不正确的方法的党内健康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种子日益加强。然而我们是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上来改正错误，而避免陷入当时还不是以叛变而是以右倾机会主义闻名的纳吉·伊姆雷集团的境地。
然而遗憾的是，旧的领导的指挥者在那时还阻碍着大部分党员群众和党的干部根据二十次代表大会的精神以坚决改正错误来实现早该到来的转变。这样就为聚集在纳吉·伊姆雷和罗松兹·格查周围的修正主义集团创造了异常有利的条件。自此以后，这些人利用了宗派主义的错误而把自己标榜成要为彻底实现二十次代表大会决议而斗争的战士。这一伪装使他们取得民心，并在党内，特别是在青年知识分子中产生着愈来愈大的影响。
1953年6月，特别是1955年3月以后，以纳吉—罗松兹为首的，主要是由知识分子、作家、记者、大学师生拼凑起来的集团逐步形成。这一集团粗暴地夸大了错误，并从反对党的世界观的小资产阶级纲领出发来批评错误，躲藏在社会主义口号的后面为资产阶级复辟而活动。这一集团那时已成为有组织的派别，并在各种公开有组织的形式和名称（作家协会、记者协会、文学报等）后面阴谋策划，已不仅反对党的领导，而日益猖狂地向党和人民政权进攻。
在这种情况下，自始至终反对人民民主的反动分子也乘机而起，他们在以前无法找到合法的方式，现在欣然应承党的反对派奉送他们的合法的可能性，并使之为自己服务。
裴多菲俱乐部就是纳吉·伊姆雷修正主义派别分子于1956年4月组成的，旨在为自己黑暗的目的创造新的更重要的公开讨论方式。
纳吉分子当时的目的就是以“党的反对派”来推翻整个党的领导，把自己的人马安插到党和国家的各个重要岗位，当如此夺得政权而后，逐步实现他们的真正目的，取消人民政权，建立某种民主的资产阶级制度。
因此他们千方百计地来夸大错误，阻碍错误的改正，造成思想混乱，总之，利用一切方法破坏党的领导和政府的威信。
他们不仅以诬蔑、密语宣传等方式来攻击党和人民国家，而且以“民族共产主义”的伪装公开进攻。例如他们密谈党和国家的机密，日益无耻地公开在咖啡馆里谈论，把机密的重要政治问题拿到大街上去，动员非党群众反对党的领导。他们以这种态度为还有相当数量的剥削阶级残余分子创造了机会来参与这种“批评”，借以攻击党和政府，进行反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煽动，在纳吉分子反对派的阴影下积极组织活动，准备渴望已久的“大好良机”。
纳吉分子的意图暂时也同样适合西方帝国主义的口味。他们很了解人民群众是不能以公开的资本主义复辟或法西斯口号来诱惑的。一个纳吉之类的、过渡性的、以“民族共产主义”伪装的所谓民主政府形式正中他们的心意，这个政府短期内可以由纳吉之类的伪共产主义者为首，因为他们估计，更如他们意的霍尔蒂旧制度的代表能较容易而迅速地从这些人手中把政权接受过来。
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进程及其决议的影响在知识分子中——更正确地说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反映得最为迅速而强烈。他们倒的确想通过公开、真诚的讨论来揭发他们在政治、业务活动中体会到的错误和缺点，并寻求改正的方法。
因此他们在几个月内就有差不多一千人参加了裴多菲俱乐部。其中最多的是青年经济学者、历史学者、哲学者、法学者、作家、记者、教师、大学生；无疑的，他们之中大部分是工农出身的有为的新知识分子，他们是带着加强团、党以及人民民主制度的愿望而参加的。唐础斯·卡卜尔之类修正主义者的目的却完全相反，他们接受了纳吉—罗松兹派别分子的委托成立这个俱乐部，并组织敌对性的讨论以便在那里宣传纳吉的反党纲领，并在他的名字周围树立新的个人崇拜。
裴多菲俱乐部的活动表面上只是举办科学性的讨论。但实际上没有一次讨论是按照他们口头上宣布的方式进行，每一个题目都只有利于立即转入对党对人民政权和经济、文化组织及其领导人的诬蔑。纳吉分子的信徒到处招兵买马，第一次讨论会——青年经济学者1956年4月讨论会——上还只有五至六百人参加，历史学者讨论会上已经有八至九百人参加。
裴多菲俱乐部的集会开始是在象征着1945—48年党内生活的热烈情绪中进行的。因为以“共产党人”伪装自己的修正主义者特别巧妙地利用了过去领导的一切错误并在开始时摆着好像改正错误是他们的唯一目标的样子。因此愈来愈多的人感到兴趣，在以青年知识分子和老的地下党工作者、游击队员会晤为目的的一次讨论会上已有一千二百人参加，哲学者讨论会上有一千六百—一千七百人，新闻讨论会上有六千人参加。
这一飞速的发展当然不单说明青年知识分子和学生异常的政治积极性，而且与宗派的保守的，党的领导的无能和党内批评继续受到压制的情况密切相关。裴多菲俱乐部的讨论不但成为不合乎党的原则的活动，而且在日益增长的速度中完全违反党的原则，甚至敌对的活动敞开了方便之门。他们在那里诬蔑、谩骂政府和党的领导者。在这种情况下，在裴多菲俱乐部的讨论中不但是修正主义者，而且反动分子也感到如鱼得水，欣喜若狂。
严重的错误是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没有及时认识到裴多菲俱乐部所组织的讨论的危害性，没有采取迅速而坚决的措施把讨论纳入合乎党的原则的范围内或引导入党的组织内进行。相反，本该党的领导起来在二十次代表大会的精神上领导大家实现政治上的转变的时候，党本身却被迫退入防御地位。
试图揭露裴多菲俱乐部的讨论的反党性质的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1956年6月30日决议为时已晚而不起作用。由于事先缺乏反修正主义的思想斗争、由于对宗派的教条主义观点的和解，党员群众没有执行这一决议。因此党的领导和党员群众之间不是在困难的情况下团结起来，而是裂痕越来越深。
由于过去宗派主义的领导者只想使用行政手段来反对裴多菲俱乐部，甚至拉科西·马加斯要利用不幸的波兹南事件作为借口来压制一切批评——包括健康的合乎党的原则的批评在内。因此过去的领导不能以此决议来削弱，反而加强了裴多菲俱乐部，并从而增加了纳吉—罗松兹集团的政治影响。
如果以正确的政策，基于二十次代表大会精神的思想斗争及撤换某些领导者的方法，当时还能较容易地争取正直的共产党员力量认识纳吉分子的修正主义和反党活动，使他们团结在新组成的党的领导周围。错过了这一可能性的利用乃是过去宗派的、保守的领导的一个错误乃至罪恶，它带来了最严重的后果。
纳吉分子的策略相当巧妙，他们知道他们的听众的大多数是人民政权的坚定信徒，因此他们适当地掩盖了他们的真正目的和意图。例如在裴多菲俱乐部经济学者和历史学者讨论会上，修正主义者开始只展开了他们的诽谤。当然，某些发言人借口批评经济政策上的错误，实际上早在那里反对经济的国家集中领导和国家计划，要求“完全分散”。历史学者讨论会上则有人同意把整个解放后的历史和党史的著作简单地称之谓“历史的伪造”。
由于宗派主义、教条主义观点的代表者那时还执迷于旧的错误，因此没有经验的青年知识分子愈来愈陷入了修正主义的影响下。
老的地下党工作者、游击队员和裴多菲俱乐部青年知识分子的会晤已经变成了敌对分子有害的煽惑的现场。这一场面的出现，也是由于过去领导没有像1953年6月中央委员会决议所规定的那样迅速而彻底地来弥补违反社会主义法制的损失。
就这样，在后来的哲学和新闻讨论会上，右倾机会主义，纳吉之类新制的修正主义“民族共产主义”思想有可能得到实际的公认，并以“真共产主义”的姿态出现。纳吉——罗松兹集团的代表者在这些讨论会上已经以真正的胜利者自居，他们口头上所宣传的“民主”似有更大的荣誉，他们简单地大声吆喝共产党人，不准不同意他们修正主义观点的人开口。
例如，在裴多菲俱乐部讨论会上，鲁卡奇·吉尔捷却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始祖自居，殊不知他在哲学、政治中所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几十年来举世皆知。鲁卡奇把整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称之谓道地的教条主义，“斯大林主义”，应该抛弃，在修正主义和小资产阶级分子的热烈掌声中他作了如下的“客观的”声明：“几十年来在主要方面我们一直是在那种有助于促进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思想理论路线上活动的，而同志们基本上在主要方面却代表了一种宗派的斯大林主义路线”。
鲁卡奇在裴多菲俱乐部竟如此夸大事实，他说：“我敢说，今天匈牙利的马克思主义情况比霍尔蒂时代还要坏”。
裴多菲俱乐部的修正主义者在新闻讨论会上露出了他们真正的马脚，他们在那里已经露骨地表明了他们的目的无非是“新的革命”，换句话说就是颠复人民政权。
他们要代之以一个想像中的“完全民主”，事实是丝毫也无法改变的，在一个没有议会民主传统的匈牙利国家，无产阶级专政被推翻后，不会是资产阶级民主，而只能是法西斯专政，血腥的白色恐怖（10、11月反革命期间及历史上均证明了这一点）。道尔多斯·蒂波尔在新闻讨论会上已经在煽动说，要学习1848年3月青年的榜样，就需要而可能通过强力的道路实现新闻自由！公开地打起纳吉集团的旗帜宣称：“党就是我们，就是我们这个日益壮大的集团。”
当梅奈伊·蒂波尔要求为每一个人争取“新闻自由”的时候，显然他是为了资产阶级的目的而斗争了。德利·蒂波尔认为我国“近十年来错上加错”，他说：“我们要来鉴别一下，在我们整个思想体系中难道就没有一定的错误吗。”据他看来，如错误不能得到根除，只能达到“以小坏换大坏”，或“以跛驴代跛马来拉国车。”因此按他的看法“任务应该是：二者皆废”。他也确实向听众发出了号召：“青年们，匈牙利青年们，我要求你们别忘记前辈，3月的青年。我们习惯于称呼他们为1848年的青年。同志们，我希望我们也可以有一个拯救民族于未来的1956年的青年”。
纳吉的信徒们“共产党员”作家和记者就是如此煽动裴多菲俱乐部的青年起来进行新的资产阶级的革命，一部分受到那些被认为是共产党作家和其他知识分子以如此阴险狡诈手法欺骗的青年在10月23日真的拿起武器来反对人民政权，值得我们奇怪吗？
纳吉分子，裴多菲俱乐部和作家协会等内部的修正主义者，反党的同伴们不是本着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精神，不是为了党和人民政权的巩固，而是完全为了别的目的，为了黑暗的反革命目的进行活动的，这一点不仅为10、11月间他们变成叛徒这一事实所证明，而且另一事实更能说明这一点，当党中央委员会以1956年7月决议（拉科西撤职）已经为改正宗派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实现二十次党代表大会的精神创造了条件，那时纳吉分子并未表示丝毫愿意靠近或帮助党的迹象。7月决议后，修正主义集团的活动也的确停止过几个星期。但是，纳吉坚决要求继续进行敌对活动。7月后，纳吉集团的成员看到没有他们也能改正错误的情景大吃一惊，他们深怕失掉掩盖他们敌对斗争的最好的借口，因此他们顿时向党和政府发动了更加猖狂的进攻。
裴多菲俱乐部的领导集团在10月23日反革命武装暴乱的爆发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为给予暴乱的爆发以可能性的学生游行就是他们组织的。
如果我们来看一看裴多菲俱乐部的“英雄”们所走的道路，那么我们终于在纳吉—罗松兹集团内找到了他们并不是偶然的。他们和纳吉分子始终紧密地在同一个斜坡上前进，从修正主义直到叛变。
在这一方面我只想举几个例子。一个名叫山道尔·约瑟夫的作家，他与裴多菲俱乐部的关系很密切，11月他在“中央工人委员会”（反革命的一个中心）会议上说：“宁愿要二十次法西斯主义亦不愿意要一次布尔什维克主义！”格麦斯·米克罗斯（裴多菲俱乐部的一个记者头目）在作家协会说：“在国家领导中应该实现多数原则，如果匈牙利人民的绝大多数要求法西斯主义，那么就应该来搞个法西斯主义。”
又如裴多菲俱乐部的书记唐础斯·卡卜尔，不但在10月23日到11月4日之间不愿意承认我们这里发生的是反革命，就是在很久以后他还想把这个反革命说成是：“民族民主革命”，关于这一点法国“世界报”已于11月10日就这样写过：“当黄昏的阴暗伴随着战斗的烟火降临布达佩斯时，人民民主之不复存在乃尽人皆知”。
中国同志们知道，匈牙利这个“民族共产主义”曾倒向何处，叛徒纳吉分子昙花一现的荣耀曾如何结局，同时亦一定会从报上看到那些裴多菲俱乐部的头目们，流亡西方的历史学者纳吉·巴拉兹，哲学者梅沙拉斯·伊斯特万，作家阿采尔·托马什，梅奈伊·蒂波尔，巴洛兹—霍瓦特·吉尔捷和裴多菲俱乐部讨论会上知名的许多其他悲惨的好汉们是如何地撕下了他们的假面具。这些人不但出卖了共产党、社会主义思想和他们的祖国，而且现在还在为了讨好于供给他们面包的美国主子，提供虚假的材料，为一切旨在破坏我们祖国的帝国主义阴谋，如最近联合国五国委员会污蔑性的报告而服务。
虽然晚了一些，但匈牙利人民和匈牙利共产党人终于从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民族主义的错误中吸取了教训，在反对右倾和“左”倾偏向的尖锐斗争中重新建立了我们的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并巩固了匈牙利人民政权。
在这方面，社会主义阵营迅速而巨大的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援及苏共、中共和其他共产党的支持起着莫大的帮助作用。
10、11月反革命不仅对匈牙利共产党人，而且对全世界所有的共产党都是一次极其有益的教训。它使我们认清：党的团结的破坏，对党内敌对派别活动的容忍会蕴藏着如何致命的危险。同时也可看到：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民族主义的错误之间存在着如何相互影响的关系。我们应该认识到：只有列宁的两条战线的斗争才能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只有对保守主义、教条主义、新型的修正主义及其他右倾机会主义观点进行坚决的不调和的斗争，只有在公开的思想斗争中战胜这些观点，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上建立我们党的政策，像保卫我们的眼珠一样来保卫我们党的团结，才能顺利地加强党，赢得并保持人民政权，保卫和平和建设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