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时事”戏

第7版()
专栏：

推荐“时事”戏
曹禺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了四出反右的时事讽刺喜剧。
这四出戏是：陈白尘、刘沧浪、王命夫、黄悌的“哎呀呀！美国小月亮”（导演：欧阳山尊、林婧），刘沧浪的“高等垃圾”（导演：柏森），方成的“黄谭探监”（导演：梅阡），陈中宣的“战斗的星期天”（导演：欧阳山尊）。
这是四个深得人心的短戏。说它们“深得人心”，是因为这四出戏说出了我们心中要说的话。它们有的发出反对“冷战”、呼吁和平的巨大声音，有的强烈地表现了今天中国革命群众的昂扬斗志。
去年，右派分子们要复辟资本主义，我们要保卫社会主义。他们攻，我们反攻，人民终于胜利地围剿了这些“高等垃圾”，妖魔鬼怪，连“探监”的“黄”、“谭”和那兴风作浪，像在“战斗的星期天”里面的右派记者，也一概打灭干净。
这个整风、反右斗争的伟大胜利，和光芒万丈的苏联科学，社会主义的两个“月亮”上了天，同样都是人类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极大贡献。
反右斗争是国内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是一个巨大的主题。
与此同时，今天东风压倒西风，美帝国主义者走上了日薄西山的道路，说明“反动派”这个角色在世界舞台上，也遭到失败，更是一个重要的题材。
群众迫切需要作家们在写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题材之外，也反映这类同等重要的问题。这四个讽刺喜剧和最近一些优秀的反右剧本，便是一只一只的锐利的戈矛，刺中了这些中外反动派的心窝。
说这四个戏写得好，当然不仅是指作者们运用了这样适时的题材。大家说，这些剧本和演出的形式都生动、新颖，能吸引人。每一个短剧都是一副色彩鲜明、节奏明快的活生生的图画。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都燃烧着炽烈的政治情感，爱群众之所爱，恨群众之所恨。从人民的眼里，分清爱憎，因此博得这样多群众的欢喜。
我特别喜欢“哎呀呀！美国小月亮”和“高等垃圾”，应该说，这是两本相当完整的讽刺喜剧。看得出，作者笔下的材料非常丰富，他们选择、运用材料的本领也确实高明。
“哎呀呀！美国小月亮”是一个勇敢的尝试。
本来，“政论”内容和“戏剧”形式难得揉合在一起，二者之间，一般说是有些阻隔之感的。但在作者的生花妙笔下，这篇政论性的题材，成了一本尖锐锋利、别具一格的讽刺喜剧。它的重要还不只在于它是一个冲锋陷阵的戏剧武器，而更在于它继续了我国剧作家多年为了革命斗争，对当前现实，对时事，采取迅速、强烈的手段来反映的光荣传统。
今天我们剧作家为直接服务于政治，单刀直入地宣传政治，写出了以“时事”为题材的成功的剧本，这是大可以高兴的事。
感谢陈白尘，这个尖锐的手笔，老练的行家，你看他把世界舞台上的反面人物揭露得多么活，把这些好战分子不敢告人的思想剖析得多么透：艾森豪威尔，杜勒斯，麦克艾罗伊在他笔下是活灵活现的。他夸张，但他叫人相信。他和他的有才能的合作者们——刘沧浪、王命夫、黄悌——塑造出一群多么可厌、可憎、可鄙、可笑的人物！
舞台上的艺术形式要千变万化，多种多样，但政治的情感，传达给观众，却一丝一毫不能模糊。这两点，作者们是做到了的。
“哎呀呀！美国小月亮”是一面照妖镜。这四位作者，把美国的好战分子进退两难的尴尬心理刻划明白。他们明明确确地告诉观众，美国统治者失败的关键并不在于他们是否能放射出人造卫星，而是在他们的资本主义制度，把美国的技术科学弄得完全落在今天社会主义的时代的后面。前两天，美国终于把他们的那个“小”卫星送上天空，这原在作者和人们的意料中的，无足为奇。然而正如剧中指出，失败就是失败，美国的科学技术肯定的落在苏联后面（今天看报，美国放射“先锋号”火箭第三次又失败了！），是美国好战分子们无可挽回的事实。
“迟了，赶不上俄国人了！”（剧中艾森豪威尔语）这个致命的速度上的失败，使白宫里的四星将军们，也只有垂头丧气的分儿。作者放出一支椎心的利箭，无论美国的小月亮放得出去与否，世界走上了新的转捩点：美国走上了下坡路，“俄国人”赶到前面去了。
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在小月亮放射失败以后的那一场戏是很精采的，它说出了美帝国主义者的最大苦闷：既无征服世界的“实力”，又不愿与社会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唉声叹气的艾森豪威尔说道：“战不能战，和不能和，上帝啊，美国怎么落到这步田地！”
今天，美帝国主义者的“内心独白”正是这样。
结尾：那个典型的美国产物，专做告密生意的小骗子又卖给他们一个最秘密的秘密。这个秘密是：破坏“美国小月亮”——美国科学发展的象征——的间谍不是别人，却正是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这三个为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所豢养的战争贩子！这个结尾出人意外，却又在人意中，确实想得好。
刘沧浪的“高等垃圾”，把一个右派分子头面人物写得相当好。“臧东曦”这个人是有所依据的，却谁都明白这个“臧东曦”又概括了所有这些两面派，新社会的渣子，人人得而诛之的“脏东西”。情节的安排是恰当的。但我更爱作者笔下的正面人物，那个代表劳动人民的“理发师”。讽刺喜剧里出现这样一个令人相信的正面人物，和那同样站得住的“臧东曦”，能够对衬起来，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情。这个戏发展得快，逻辑性强，是一本有力的讽刺喜剧。
“黄谭探监”的作者是讽刺画家方成。他的文笔和画笔一样，都是嘻笑怒骂，皆成文章。演出上的处理也和作者的企图合拍，接得紧，扣得上。锣鼓一声响，黄谭跳出来，把特务、杀人犯、和黄世仁的死硬、反动的后代，一起风格化、程式化，作者和舞台艺术家们的手法是相当干净利落的。
陈中宣的“战斗的星期天”，写出了反右运动中的新中国的儿童。孩子们很欢喜看，大人们也看得津津有味。看完了戏，有人讲：“这样的下一代！把祖国的事业交给他们，是非常放心的。”须指出，这个戏里有许多成年演员扮演小孩，却演得有情感，相当像。据说除小演员陈小平外，其余扮孩子的演员平均年龄二十七岁，他们已是二十个孩子的父母了。成年演员热心演儿童剧，大一点的剧院常排儿童剧，是一个应该提倡的好现象。
这几个反右的讽刺喜剧有一个共同的缺点，便在作者如何估计剧中主人翁——被讽刺的右派分子们及如何处理他们的问题上。
右派分子们反社会主义的逆行正像螳臂挡车，确有可鄙可笑的一面，但仅仅把这些描写了，他们的面目便不够完全。那样，给我们的感觉就像画完了一个人，忘记画眼睛，没有画出最主要的东西。作者有些忽略右派分子狠毒险恶的那一面，不知不觉地偏重了可笑的那一面，容易使人们在笑声中，忘记了右派分子们在和我们那种“你死我活”的斗争里的致命的危险性。而提醒群众，使人民永远保持着警惕，正是我们在剧里首先应该得到的教育效果。
谁都知道，右派分子想颠覆共产党的企图如果实现，便是千百万人头落了地，人民又将堕入反动统治的黑暗里。今天写右派分子，若把他们仅仅写成是一堆可鄙可笑的臭虫，可以毫不费力地一扫而光，那么，仍可以说是还没有完完全全地写出了真实。写时事讽刺剧是一件得人心的事。但要深入人心，就必须击中要害。在反右的戏里，就必须写出右派分子的凶恶险毒，才勾勒得出他们的主要轮廓。
在讽刺剧里，令人笑是很重要的。大家也是欢迎描写右派分子们的愚蠢无知、庸俗虚伪以及生活上那些可笑的地方的。但是大家更喜欢笑了之后，却加深了对事物的认识。使人笑的艺术确实比使人感动的艺术难多了，但笑完了还能使人思索的艺术是更难的。果戈里在“巡按”里所讽刺的市长是我们在描写讽刺的对象时应该学习的典范。市长的愚蠢卑鄙自然写得淋离尽致，可笑之极。但最使人忘记不了的，还是这个市长的狠辣、凶恶。他给人的印象是：他放出的毒害，几乎可以腐蚀整个帝俄时代的社会（自然，实际上他也是那个社会的产物）；世上任何美好的东西，遇见了他，便会遭到毁灭，登时枯萎。果戈里的艺术使人感到市长的刻骨的毒恶就藏在他那表面上非常可笑的言行里。从这一点进一步的要求，这几个戏的中心人物（“高等垃圾”的臧东曦，在这一点上也令人感到不够满足）仍然给我们一种不够完全，不够深刻之感。
推荐这四个戏，因为它们是嘹亮的号角，告诉我们艺术应该紧密地结合政治。中国的现代戏剧史里，以多种多样的戏剧形式，反映革命现实，从而推动现实的传统，是有悠久历史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和长期的抗日岁月里，出现了多少把政治任务和艺术紧密结合的作品。这些作品有内容，有艺术，它们在时代中起的作用，昭若日月，（谁能忘记“放下你的鞭子”和“兄妹开荒”！），人民是永远记得的。
写关于时事的短戏，及时反映当前社会迫待解决的问题，自然要写得好，但更应该反映得快。“赶任务”这三个字仿佛过了时，而且含着既然“赶”，便会写不好的意思。有人甚至于说“赶任务”写出的东西就定然浅薄，这种观念是武断的，须要改变一下。“哎呀呀！美国小月亮”据说从无到有仅用了一个星期，而他们同时还做了其它不少的事情。可见作家（自然，还有其他先决条件），如果平时是关心政治的，手下材料多，知识广，判断力强，他的工作便可以做到在一定程度上“又多，又快，又好”。
关键恐怕首先在政治热情。写出文章来，对那坏的风气，譬如今天的“浪费”，“保守思想”，就要纸上腾起一片火焰，炽猛地烧个干净。对那正面的，应大大加以培养的气象，譬如“勤俭建国”，“多、快、好、省”，“干部下放”等，笔下就是一片细雨和风，浸润人心，催动人们鼓起干劲，力争上游的心情。
我赞同这四个短戏的广告上提出时事讽刺喜剧的字样。“时事”二字，开门见山，说出戏剧写时事，是合情合理，有根有据的。古往今来，为了改革现实，写时事剧，从阿里斯多芬到马雅可夫斯基，有无数光辉的先例。我们的戏曲（如昆曲“十五贯”和地方戏曲“杨乃武和小白菜”等），以及话剧前辈欧阳予倩、田汉、夏衍、老舍、阳翰笙、陈白尘等的创作里，就有举不胜举的热情洋溢，生动活泼，及时发挥强有力的政治作用的好作品。
真希望这个“时事”戏的道路能够引起更多作家们的灵感，动起笔来。
时事剧可长可短，可以讴歌，可以讽刺，可以写成喜剧，或写成闹剧，还可以采取其它种种不同、便宜行事的形式。它可以用真人真事，但也不一定要真人真事。它可以因时因地，千变万化；善于运用的人就能体会它的妙处。它仅有一个要求，便是迅速及时。
自然，反映的迅速是它的好处，但也含着缺点。
要写的快，往往不允许作者对材料细嚼烂咽，因而对主题，对从时事引起的思想内容，难于挖掘得深透。但时事剧最大的局限性，恐怕是在人物的刻画上。作者对他的人物不能长久的观察揣摩，在仓促命笔中，容易把他们写的潦草简单。有人说，时事戏中的人物，往往仅是一个好与坏的脸谱。以特写和短篇小说做比，特写常是应当前需要，尽快写成的，它所描写的人物，可能不如短篇小说的人物写的完美些。但这也不完全如此，波列伏依的特写人物，便生动真实，使人得到完整的印象。
因此，时事戏中的人物并非命定就是简单的，潦草的。自然，遇见那些平时对当前的事变无动于衷，急来便生拉活扯地硬凑来写作的人，“时事戏中的人物容易脸谱化”，便成了绝对的道理。但如果作者对他的人物一直是熟悉的，他的人物，即便在时事戏里，也必然可以写得活生生的，有深度的。
其次，写时事戏我们还缺乏经验。以时事戏的形式来反映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世界政治的典范作品还很少。这使我们这类体裁的写作，便感到特别的困难。但这是一种极便利，又为群众迫切需要的武器。如立竿见影，它能迅速地直接服务于政治。只要我们常写，多写，累积经验，写熟了，定然会产生既发挥及时的政治作用，又经得住久看的好的时事戏。
今年春天大不同，人人雄心勃勃，意气扬扬，一股革命干劲，奔腾在每个人的行动里，一切都向更美好更丰富的社会主义方向发展。
画出今天这光辉灿烂的伟大时代的风貌，应该添加时事戏这一支锋利的新笔！　于1958.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