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时代所需要的杂文

第8版()
专栏：

我们时代所需要的杂文
林淡秋
在反右派斗争中，许多同志对右派分子徐懋庸的杂文做了严正的批判。批判这些毒草的意义不仅在于揭露徐懋庸的反党面目和反党手法，而且在于清除它们对杂文园地的恶劣影响，纠正杂文的歪风。我们的时代到底需要怎样的杂文，不需要怎样的杂文，这个问题在许多人的脑子里还没有得到正确的解决。拿我来说，正由于对这个问题的认识错误，就曾经被徐懋庸的杂文所迷惑，把他的许多毒草看作香花。
徐懋庸在去年上半年以各种笔名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发表的杂文，大都是我处理的。我当时非但没有看出其中许多篇的反党实质，而且认为它们写得不坏，加以赞赏。经过反右派斗争，经过大家对这些毒草的批判，经过自我思想检查，我才认识自己的错误。我当时所以把毒草当作香花，主要因为我对杂文问题的错误看法跟徐懋庸有某些共同的地方。第一，我把许多人对杂文的批评指责不加分析地看作发展杂文的阻力，看作他们不喜欢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具体表现；而对杂文本身的缺点和错误，则尽量加以宽容，甚至看不出某些带根本性质的错误。我所以发表徐懋庸的“小品文的新危机”一文，而且加上“编者按”，希望大家加以讨论，主要因为想通过讨论来肯定杂文在今天的积极意义和积极作用，减少一些“阻力”，解除杂文作者的一些“顾虑”，而不是为要批判徐懋庸的“危机”论，也不是为要解决杂文本身的发展方向问题。这次讨论所以没有取得积极的效果，反而加强了“危机”论的恶劣影响，那是跟作为编者的我的错误的思想情绪相关联的。第二，在评判杂文作品的时候，我片面地强调杂文的特点和“味道”，强调独特的风格，而不首先考虑作品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效果问题。只知三个坏主义必须反对，有些干部的不民主思想作风应该批评，而不注意作者站在什么立场上，用什么态度来反对，来批评。严重的右倾思想情绪，使我辨不清右派分子的进攻和人民内部的自我批评的区别，嗅不出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不同气味，甚至从徐懋庸的毒草闻到了香味，不重视有些读者的反对意见。
严重的教训在于忽视政治。
其实，不管徐懋庸在他的杂文中挂起多少反对教条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宗派主义的幌子，引用多少经典著作里的词句，端出多少他自己的“体会”，他的反动的立场、观点和态度，还是很鲜明的。他在表面上假装站在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上反对有些“高级干部”的“不民主”，而实际上，他的攻击矛头正是通过对高级干部的尽情诬蔑和恶毒攻击，指向党的领导和党的政策，指向社会主义社会。立场不是抽象的东西，总是通过作者对事物的具体态度，通过作者的具体思想情绪表现出来的。从他的许多杂文来看，他总是站在党之外，站在“高级干部”之外，站在人民集体之外，带着“飞蛾扑火，不知死活”的仇恨情绪，向我们的党和新社会放冷箭，打冷拳。他的美化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观点，他的“怕民主”和“怕不民主”的“体会”，他的迂回曲折、嬉笑怒骂的“艺术”，都是为他的冷箭冷拳服务的。这就是徐懋庸的“精神个体性的形式”，就是徐懋庸的杂文的风格。“风格就是人！”
徐懋庸在“关于杂文的通信”里说写杂文必须“照顾读者的心”，“有的地方要委婉曲折，引得读者反复去想；有的地方要斩钉截铁，使读者得到明确的概念。”他在许多杂文里就是用这样手法放冷箭、打冷拳的。例如“也论悲剧”一文，说历史上有这样的悲剧，有那样的悲剧，引经据典，俨然一篇学术小品。可是说到最后，突然放出一枝冷箭，说今天的社会里，也有在历史上发生过的“另外一种悲剧”，“就是自己毫无过失但遭到灭亡的人们的悲剧”。而更可恶的是他说：今天“有些人为了‘全面’，总也要对那遭到毁灭的人物责备几句，说什么‘他主观上也应负责任呵！’”。于是端出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旧时代说的话，说这等于责备被狼狗吃了的小羔羊不该到可能遇到狼的小河边去一样，是“残忍到使人愤恨的”。看到这里，你才知道他一开始便在拉弓瞄准，一切“哲学的思辩”和“科学的论证”，都是为了射这一箭！从全文看，这篇短文写得多么“委婉曲折”，“引得读者反复去想”：今天的社会到底是怎样的社会？而冷箭一出，又是多么“斩钉截铁”，“使读者得到明确的概念”：今天的社会原来是这样的社会！今天的社会真是这样的社会吗？只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暗”的耳目，才在这里那里看见“自己毫无过失但遭到灭亡的人们的悲剧”，听到对这些“人们”的“责备”。在徐懋庸的心目中，他的一切反党言行也不是什么“过失”，党一再给他的严正处分也是“残忍到使人愤恨”的“责备”，他自己也是“另外一种悲剧”的主角。有这样思想情绪的“党员”，怎能不向党放冷箭呢？
这个冷箭手所以选择杂文作为反党工具，那也不是偶然的。他在“关于杂文的通信”里说得很清楚，不管在旧社会或在“现在的中国”，杂文都是跟“官话”对立的“街谈巷议”，是在野者的“嬉笑怒骂”，仿佛“官”们也奈何不得。所以用这样的工具反党，可以占一点“便宜”。这自然不过是徐懋庸的“体会”，跟“现在的中国”无关，跟现在中国的“街谈巷议”无关，跟一般杂文作者无关。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拿以“在野者”的立场和态度说话一点来说，徐懋庸却成为不少杂文作者的代表了。
一两年来，杂文活跃起来了。这不是坏事情。坏的是出现在许多杂文里的一股歪风。许多杂文的腔调，大都不是理直气壮、热情洋溢的批评，而是郁郁寡欢、吞吞吐吐的冷嘲。这些作者仿佛仍然生活在旧时代，旧中国，写起杂文来，总是采取“在野布衣”非议“朝政”的态度。他们对于党和人民的战斗和胜利，对于日新月异、气象万千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采取冷眼旁观的态度，所以对于生活和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的批评，也是旁敲侧击的冷嘲，好像一切跟自己无关。这样的杂文不能反映人民集体的脉搏和我们时代的气息，也不能激发读者站在爱护社会主义事业的立场上克服缺点、消灭错误的热情，反而会引起读者对现实社会的“阴暗”的错觉。这显然不是我们的时代所要求的杂文。
有些作者往往以鲁迅先生的杂文为例，为自己的冷嘲式杂文辩解，认为杂文的特点就是如此。其实，鲁迅杂文的基本特点之一是热，是突破旧社会的“寒冽”空气的“热风”。你读了他的杂文，在感到敌人面目可憎的同时，也感到革命的热力，感到鼓舞前进的力量，从而引起对敌人的蔑视和对革命胜利的信念。这正是鲁迅的“精神个体性”的伟大处。生活在热火朝天的新社会里的杂文作者，如果真要学习鲁迅的话，首先必须消灭自己同党和人民的距离，紧紧跟党和人民站在一起，变自己作品中的冷风为热风，通过歌颂、批评乃至讽刺，反映出人民大众的革命意志和建设热情，也反映出阻碍我们前进的缺点和错误，使成为思想斗争和思想教育的锋利武器。这才是我们时代所要求的杂文。
我们的时代是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人民、调动一切力量建设社会主义新生活的时代，真正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真正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时代。人人应该站在“我们”之中，不应该站在“我们”之外。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绩是“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也是“我们”的。该歌颂的歌颂，该表扬的表扬，该批评的批评，该讽刺的讽刺，一切为了社会主义，为了全民大团结，大跃进。我们的杂文不需要冷言冷语，应该是热气腾腾；不需要吞吞吐吐，应该是娓娓动听。正确的立场，健康的基调，明朗的风格，应该是我们的杂文的基本特色。这决不会妨碍杂文的内容、形式和风格的多样化，不会妨碍一切爱护社会主义的作者的聪明才智的发挥。不同作者应该通过各自不同的实感，运用不同的知识和技巧，反映时代的脉搏，发掘生活的真理。这样的杂文必然会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爱，得到党和人民的支持，永远不会像徐懋庸的反党杂文那样碰到“消亡的危机”。
推动杂文的发展，是报刊编辑的一项重要任务。人民日报副刊在提倡杂文方面尽过一份力量，但也犯过重大错误。我们没有在理论上和编辑工作实践上积极提倡我们时代所需要的杂文，反而发表了不少我们时代不需要的杂文，使各地报刊受到坏影响；特别是发表了徐懋庸的许多毒草而在长时期内不加批判，除了政治影响之外，还大大助长了杂文的歪风。
检查错误是为了改正错误，为了更好地促进杂文的繁荣。过去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发展杂文的关键在于扩大作者的队伍。作者范围的狭窄，非但要限制杂文内容的接触面和杂文形式和风格的多样化，而且要限制杂文质量的提高。杂文原是各种短小散文小品的总称，是最便于广大作家和一切有写作兴趣的工作同志使用的轻武器。所见、所闻、所作、所经、所知、所感，一人一事一景，只要有教育意义的，都可以成为杂文的反映对象，歌颂也好，批评也好，建议也好。只要言之有物，成理、成章，于读者有益，都可以有发表的机会。在一日千里的全民大跃进的今天，大家用这类短文来迅速反映现实的面貌，提出值得注意的问题，更有重大的意义。只要写的人多了，杂文的内容、形式和风格，更丰富更多样了，便可以互相学习，互相促进，使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的杂文也以跃进的速度发展起来。杂文的作者应该是很广泛的，不仅作家能写，一切有写作兴趣的领导干部和工作同志都可以写。这样便可以锻炼出一支散布在各种工作岗位上的杂文大军。大家对过去杂文的批判，应该成为推动杂文前进的力量，端正杂文文风的先声。让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带来杂文园地的新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