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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朔 1958-09-29 00:00

献给中国的诗

第5版()
专栏:伊拉克通讯

献给中国的诗
杨朔
1955年10月1日,伊拉克还处在雨横风狂的暗夜里,这时在荒沙野漠的一座监狱里,有个人倚着铁窗,借着星光,偷偷写着一首诗,献给遥远遥远的中国。他从来也没到过中国,却把中国当做完美的理想,醒着睡着,都在梦想着。诗写好后,他悄悄念了几遍,又怕人看见,便藏在监狱最黑暗的角落里。可是啊,难道监狱能封锁住一个人的灵魂么?
终于来了1958年7月的革命。革命后不久,我到巴格达去。有一天晚间,一位叫沙泰的律师请我去吃“莫丝古”。原说是小小的野餐,不想来了许多人,聚集在底格里斯河边的一座椰枣园里,有纺织工人,有妇女,有学生,还有第一个把毛主席的著作“论联合政府”等译成阿拉伯文的教授。不少人新从狱里出来,脸色兴奋得发红,争着说他们对中国的梦想,对中国的爱。接着便吃“莫丝古”。这是种风味十足的特菜,把新从河里捉到的“科丹”鱼剖成两半,烤好,整条整条端到桌子上。大家便站在四围动手抓着吃。椰枣正在大熟,有人上树摘下几挂来,一尝,甜得很,怪不得又叫伊拉克巧克力。我询问烤鱼的方法,沙泰领我走出园子,一看,河岸上插着些棍子,上头挂着劈开的鲜鱼。一个老人蹲在上风头,点着椰枣树的大叶子,正在慢慢熏烤。
沙泰问我道:“你喜欢今晚上的聚会么?”
我说:“简直像一首诗。”
沙泰笑道:“是一首献给中国的诗。”
沙泰是个十分热情的朋友。后来又领我到律师俱乐部去。好些人露天坐在青草地上,喝着芒果汁等歇凉。有人向沙泰打招呼,沙泰带我走近一张桌子,介绍给我许多朋友,最后指着一个老人说:“认识认识吧,这是我们一位很著名的诗人。”
老诗人叫巴海尔·乌龙,胡子点满清霜,脸色有些憔悴,也透着严峻,模样儿将近六十岁。他紧紧握住我的手,默默地直盯着我,眼睛闪着火一般的热情。
沙泰又对我说:“他不但是位诗人,还是个战士呢。前后坐了三十一年牢,不久以前才放出来。”
我一听,从心里尊重这样一位诗人,自然想知道他的历史。巴海尔·乌龙却是个深沉寡言的人,你问一句,他顶多答两三句,答完话,便用火热的眼睛直望着我。笑都不笑。倒是另外几位朋友带着赞美的口气,谈了谈他的身世。原来乌龙是伊拉克南部纳吉耶堡人,从1920年起,看见内外敌人那种残暴骄横,人民所受的磨难痛苦,他那颗纯钢的心便铮铮响起来。诗人虔诚地相信宗教,可不相信命运,他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心里。于是他写诗抨击当时的反动政治,投身到斗争里去,因而一再被捕,一再坐牢。牢狱的生活是苦的,但是对于一颗纯钢的心,牢狱又是炼狱,倒能把心烧炼得更加纯正,更加刚强。他的一生充满风险,整整有三十一年在监狱里,从来都不低头。可是,三十一年并不是很短的日子啊。在这漫漫的岁月里,他的头发白了,人也老了,青春悄悄地消逝了。有时想起自己的妻子,自己的儿女,心里便会暗暗叫道:“亲爱的啊!难道我不爱你们么?我更爱的却是自由。”他就为自由而献出自己的青春,直到革命胜利的这一天。
旁人在谈论他时,乌龙只是挺严肃地坐着,不动声色。忽然不知从哪里摸出一只小小的白银飞鸽,塞给我说:“请拿着吧,我终生都不会忘记这一刻。”又像叹息似的加上一句:“到底看见了中国人啊。”
我更想得到的却是他的诗。诗人手边没有,便约好明天再见。第二天,由一位工人领袖陪着他,我们在一个律师的事务所里又见了面。他交给我一叠诗稿,头一页上写着个触眼的标题:“中国”。
乌龙低声说:“这就是我两三年前在狱里写的,特意献给中国的诗。”
也正是这首诗,曾经藏在监狱最黑暗的角落里,不见天日,窒闷得发不出声。而今天,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竟而有幸第一个读到它。每个字都是一团火焰,每个句子都燃烧着火焰般的感情。应该让全中国人民都听听诗人的声音吧。请看,这是多么热烈的句子:
……曾经一时可怜不幸的中国,而今竟成为中国人民美好的家园。劳动人民的脸,好似太阳,但这太阳却永不落山。……那种生活,能使将死的老人像青年一样起而歌舞;那种欢乐,能挟着青春与爱情而飞舞,使玫瑰花一般的人儿鼓舞欢呼。再请看,这又是多么纯真的感情:
毛泽东的祖国啊!请接受我们景仰而钦佩的敬礼吧!
骑着相思的神鹰,飞渡沙漠,来到你的面前,
用字母把我们心头上的爱慕和友谊编织出来……
我读着这首诗,十分新鲜,可又觉得好像从前早就读过。不错,我是读过。当这首诗还压在监狱的石头底下,我就从伊拉克革命人民发出的喊声里,读到过它。昨儿夜晚,当我站在椰枣树下吃“莫丝古”前,从各色人物的谈话中,我不是又读过它?这是诗人的声音,也是整个伊拉克人民的声音啊。从诗里,看得出诗人知道许多中国的情况。那时候敌人的统治极严,诗人又在牢狱里,从哪儿听到这样多消息呢?
陪着乌龙同来的那位工人领袖笑道:“真理就像空气。监牢的门挡不住空气,就不能阻止从中国来的真理传进监牢里去。我跟巴海尔·乌龙一起坐过牢,当时我们最爱唱的是这样几句歌:
中国就是我们的启示
向她的儿子学习
沿着她的脚踪迈步一唱,生活就现出光明,信仰就更坚定。”
我接着他的话说:“老诗人也就写出那样朝气勃勃的诗句。”
那位工人领袖笑着问道:“你看老诗人究竟有多大年纪?”
我顾到礼貌,故意少说:“该有五十多岁吧?”
对方笑起来说:“难道不像六十岁么?其实他才四十九呢。”
巴海尔·乌龙这时微微一笑说;“你也错了,朋友。其实我才生下来,像伊拉克共和国一样年青呢。”
这倒是真的。你看,诗人不是正在用他青春火热的生命,尽情地歌唱自己的祖国,歌唱祖国人民的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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