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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凡 1959-02-28 00:00

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 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三年级集体编写 人民出版社出版

第7版()
专栏:书刊评介

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
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三年级集体编写 人民出版社出版
里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还不过将近十年。但是,这是中国历史上极其光荣伟大的十年。在这将近十年的时间里面,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不仅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而且胜利地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现在,我国人民正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以冲天的革命干劲,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高度发展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把这伟大十年的历史加以科学的阐述和总结,无疑地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和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工作。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三年级的六十三位同学和五位青年教师集体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人民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史稿”),就是对这件工作的一种尝试。编写“史稿”的一些青年同志们的革命热情和在科学工作面前所表现的勇敢精神,是很可贵的。他们在编写的过程中也确实作了一番努力。但是,不容否认,作为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它还存在着一些严重的缺陷。在这里,我想对“史稿”的主要缺陷,提出一些初步意见。
首先,从“史稿”的体例和内容可以看出,它只是依靠对一些现成材料的摘录,而不是依靠对我国建国以来历史的深入的和系统的研究而写成的,这是“史稿”的一个根本弱点。因此,我们从“史稿”中只能看到一些个别事实和表面现象的堆砌,而很难看出我国将近十年历史发展过程的内在联系。当然,党和国家的重要政策文件,毛主席的著作,是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理论根据;但是,在引用这些文件和著作的时候,应该用具体的历史事实,说明党和国家各种政策产生的背景,以及这些政策执行的结果,等等。只有这样从实际上和理论上进行说明,才能够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使读者了解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是怎样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使我国的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从一个胜利奔向一个更大的胜利。“史稿”在这方面作得是很差的。我们在本书中看到的除了党和国家政策文件的摘录而外,仅仅是一些简单的断语,或者以一个文件去解释另一个文件;至于各个时期国内的政治经济状况,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情况,则很少加以具体的叙述和分析。比如,在我国过渡时期中所进行五大运动、三大改造,以及整风运动、反右斗争等,究竟是在怎样的具体情况下提出和开展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究竟是在怎样的客观实际情况下制定的,以及它们是怎样地反映了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反映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怎样地反映了社会主义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等等,都没有在“史稿”中得到科学的反映。
其次,作为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应该对我国近十年来的各个重要历史事件,根据它们在历史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给以恰当的科学地位,作出实事求是的估价;而不应该不分轻重主次地简单罗列一些历史现象,或者不加分析地加上一些任意的评断。“史稿”恰恰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失之轻率和疏忽。比如,“史稿”对具有极为重大历史意义的土地改革,作了十分简略的叙述,只不过用了四页的篇幅。在“中国职工运动的新发展”一节中,只是叙述了一些情况,而并没有说明究竟在这个时期内职工运动有了怎样的“新发展”。有些章节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互不关联地安排了一些内容,甚至把不同性质的问题,放在一起来论述。比如,在第三章第五节就是把肃反和对资产阶级的思想批判放在一个题目里面,这也是不够妥当的。同这个缺点相联系,“史稿”对若干历史事件也作了不恰当的评断。在论到土地改革的意义的时候,说土地改革使“农村生产力获得彻底的解放”;果真如此,那么以后的互助合作运动、农业合作化和农村人民公社化,以及将来的由农村中的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这一系列的生产关系的变革对生产力的解放作用又当怎样估计呢?“史稿”说三反运动达到了“除恶务尽的目的”,这也是不正确的说法。这样说至少会使人发生两种误解,一是容易把三反运动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混淆起来;二是容易给人一种印象,好像经过三反运动,阶级斗争就结束了,再不要和坏人坏事作斗争了。“史稿”还对某些事情作了很不切合实际的论断。比如,说速成识字法不但“大大缩短了扫除亿万工农文盲的过程”,而且“将使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重新恢复到世界文明的前列,永远摆脱……贫困愚昧状态”。对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三年中间的音乐、美术和科学研究,“史稿”作了这样的估计:“在推进祖国各项建设中作出了不可估计的贡献。”显然,这些估计都是过分夸大了。速成识字法虽然在一定条件下对扫除文盲起过一定的作用,但是无论如何不能说有了速成识字法就会使劳动人民“永远摆脱贫困愚昧状态”。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三年中,音乐、美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有一定的成绩,但是无论如何不能说“作出了不可估计的贡献”。我们知道,没有经济建设的发展,没有巩固的经济基础,文化艺术和科学研究工作是不可能高度发展的,何况在当时我国尚处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这里只是举出几个例子,“史稿”中类似这样的情况,并不是个别的。
第三,“史稿”的另一个比较显著的缺陷,就是在一些地方对党和国家的政策作了不够妥当的解释,对国内生活中的某些问题的提法也不确切。比如,“史稿”在谈到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时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党和政府坚决执行了保护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这就是不正确的。党和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是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对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则是采取了积极争取、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并要逐步地把他们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们绝不应该笼统地把这说成是“保护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史稿”在解释我国民族关系时说:“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这正需要各民族密切合作,互相帮助……”这里既没有对汉族和少数民族由于历史条件的关系所形成的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不同情况加以分析,也没有指出我国各民族利益的一致性和在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共同目标下,亲密团结,友爱互助,而把汉民族和少数民族“密切合作,互相帮助”的前提简单归结为“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这种解释也是不正确,至少是很不全面的。“史稿”还把1954年苏联移交给我国的四个中苏合营的公司,说成是“我国成立后的第一批社会主义企业”;难道我国在解放后没收官僚资本归国家所有的国营企业,不是社会主义企业吗?另外,应该特别提出,“史稿”在讲到国际关系时,对不少问题的论述,也有重要的错误。
最后,“史稿”中措词不当,语义不清的地方是很多的。文字的粗糙,也是“史稿”的一个缺点。
以上这些,只是读了“史稿”以后的一些初步意见;有错误的地方,希望得到批评和指正。在这里,我还想说几句题外的话。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这是一件严肃的政治工作,同时也是一件崭新的和艰巨的科学工作,要求支付出辛勤的劳动。因此,如果不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已经有了深刻的研究,那末要在短短的二十天内做好这件工作,是比较困难的。河北北京师范学院的青年同志们,勇敢地进行了这件工作,这种热情和干劲是好的。但是,毕竟由于时间过于仓促,“史稿”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一些严重的缺陷。这也说明,对待科学工作,要把热情同冷静、大胆同细心结合起来。
此外,“史稿”如果作为一种教学参考材料,它对帮助学生了解我国十年来的历史,还是有一定作用的。但是,作为国家出版社的人民出版社轻易地把它出版,这是不严肃的。有的报纸对“史稿”作了过高的评价,例如河北日报刊登了一篇该报评论员的文章,认为
“史稿”是“在历史科学研究工作中揭开了新的一页”,这也是不妥当的。“史稿”编写工作的个别参加者,在报纸上对自己的工作作了过分的渲染。例如,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李荣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实际上认为“史稿”是一本“党性和科学性最强的”著作。甚至有人在河北日报上发表诗歌,把“史稿”称作“历史创作的卫星”。这种做法也是不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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