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第7版()
专栏：

如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肖保
领导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的形成，以及形成后的贯彻执行过程，即通常所说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实质上就是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过程。毛泽东同志说过：“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两件大事，前一件事就是所谓认识世界，后一件事就是所谓改造世界。”　
认识来源于实践，也就是来源于广大群众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因此，领导者要形成正确的意见，实现正确的领导，就必须深入到群众中去进行调查研究，必须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总结群众的经验，才能够领导群众前进。否则，正如邓小平同志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所指出的：“离开群众经验和群众意见的调查研究，那末，任何天才的领导者也不可能进行正确的领导。”
现在多数同志都能遵循党中央的指示深入下去进行调查研究，而为什么有些人仍然不能完全避免主观主义的错误呢？这里，除了受到认识水平、分析能力的限制以外，大体上还有以下几种原因。
有些同志虽然也下去作调查，但是却放不下架子，缺乏“甘当小学生的精神”，不是诚心诚意地向群众请教，因而也就得不到群众诚心诚意的帮助。要真正达到调查研究的目的，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要有“满腔的热情”，“求知的欲望”。毛泽东同志介绍他在湖南作的农村调查时曾经说过，他调查的对象很广泛，有各县中级负责干部，下级干部，乡级工作同志，普通农民，甚至还有穷秀才，破产了的商会会长，有知县衙门管钱粮的已经失了业的小官吏。他并且指出：“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
还有一些同志，在下去作调查以前，心中早有了“个人的主见”，因而调查的目的不是到客观实际中去检验自己的认识是否正确，而是有意地、片面地去搜集一些有利于自己“主见”的材料。他们下去多是找基层干部、积极分子谈话，多是到公路边，到丰产田去视察。在研究和分析过程中，也是有意放弃那些不符合自己的主见的材料，而对于符合自己的主见的材料，不管这些例子和数字是否真实，有没有浮夸现象，代表性如何，便以之为根据，凭以作结论，订计划，甚而制订方针政策。这种主观主义的调查研究方法，是没有不碰钉子的。
再有一些同志，则是对调查到的材料不善于进行分析、综合，从中找出问题的本质。这自然不能作到深谋熟虑，当机立断。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有联系群众的长处，但是不善于思索，不愿用脑筋多想苦想，结果仍然做不成事业。”我们进行调查研究的目的绝不是为了单纯搜集一些数字、实例和情况，更重要的是应当从中找出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从中找出制订计划、政策的依据和正确执行政策的办法。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不仅立足于唯物论（即认识来源于实践），而且还应用辩证法把认识从感性阶段发展到理性阶段。人类认识事物的方法的特点就在于它不是简单的照像，而是能够经过一番改造制作的工夫，透过现象而深入到本质。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群众认识问题往往有其所处的地位的局限性，往往只能是从一个角度反映事物的一个侧面。因此，领导者进行调查研究就绝不能满足于群众意见的堆积，而应该经过整理、分析、批判和概括；根据来自不同角度的意见，从各个侧面当中归纳出全面的、正确的意见。一句话，就是要经过思考作用，经过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
作为认识来源的实践，除了调查研究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外，同时也包括自己亲身的实践、科学的试验。固然，我们不可能事事直接经验，但是，单纯依靠听汇报、看材料得来的知识，毕竟是别人的感受，也就不易深刻地认识事物的本质，真正地理解它们。因此，必须参加变革现实的实际斗争。通过亲身实践，正如解剖一个麻雀就能了解一切麻雀的结构一样，才能从个别的具体事物当中，了解一般，发现一般的联系和一般的规律。一个领导人，只有从种试验田、跟班劳动等方法当中取得领导生产的经验，才能实现全面的、深入的、具体的领导。领导者自身的科学实验和实践，同群众的实践是互相补充、互相提高的。因而种试验田、跟班劳动的过程，又正是更好地向群众学习，更深入地倾听群众的呼声，更好地集中群众的智慧，总结群众经验的过程。
一面调查研究，一面“种试验田”，这样，就能够比较正确地反映客观实际，就能够减少和避免主观主义。
领导的意见形成以后，提出了主张和办法，制订出计划、方案、政策，就必须把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传达给别人，在群众中酝酿、贯彻，变成群众的实际行动。这个“到群众中去”的过程，是再实践的过程，又是检验、丰富、提高、发展原来意见的再认识的过程。这个集中起来以后坚持下去的过程，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作得不好，即便正确的意见也不能贯彻下去，很难达到预想的结果，甚至还可能收到相反的效果。
因此，把意见传达给别人时要观点明确，材料具体，要事先与人通气，多酝酿，多商量，使人们有充裕的考虑和消化的时间。否则，在很短的时间内突如其来地把成品摆在别人面前，如同在片刻之内下一场倾盆大雨，这实际上不是和别人商量问题，不过是“强迫签字”而已。
更重要的是：在贯彻领导意图的时候，一定要善于倾听少数人的不同意见。应当多谋善断，同时又必须多同群众商量，坚持说服的原则。不能设想自己拿出一个主张和办法，总是全体赞成，一致通过。俗语说：“十个指头不一般齐”。人们的认识水平总是参差不齐的，因而不可能对待任何问题都是“不谋而合”，绝对一致。对同一件事情，总会有不同的看法。因此群众对于领导的意见接受的程度往往不同，甚至会有人提出反对的意见。对此，我们必须承认它，正视它，不要担心会削弱统一领导。相反，“灯愈拨愈亮，真理愈辩愈明”，只有通过鸣放、辩论，才能统一大家的认识，作到人人心情舒畅。同时，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认为：人们的认识不能穷尽对象，只能近似地反映对象。人们的认识过程是一个由不知到知，由不完全知到较完全知的逐步发展、逐步深化的过程。因而人们在实践中“部分地改变思想、理论、计划、方案的事是常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常有的。”所以，不能认为领导意见在任何时候都是百分之百的正确，都是万无一失的。有了对立面，听取了少数人的不同意见，经过反复酝酿、争辩，就便于领导者从中吸取有益的成分来丰富、补充、提高原来的意见，使之更符合客观实际，更臻完善。甚至也可能发觉并纠正一些原来的错误认识。所以，如果不重视少数人的不同意见，就容易使我们武断地肯定那些不成熟的、甚至是错误的意见和经验，一意孤行，使错误不能及时发觉与纠正，而造成更大的错误。久而久之，思想也会僵化起来。所以，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即使经过实践的检验，我们已经有充分的把握证明对方的意见是错误的，我们也必须“用一切有效的适当的方法去启发群众的自觉”（刘少奇：“论党”）。只有首先耐心地听取了反面意见，才可能针对他们的思想症结所在，“用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有效地进行说服工作，帮助那些原来持错误意见的人心悦诚服地改变自己的认识，从而自觉地贯彻执行领导意见。
把领导意见贯彻到群众中去，是从一般到个别的过程。领导意见，虽然是从群众中来的，是从许多个别的、特殊的事物中抽象出来的，因而它概括了诸种事物的共同本质；但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列入一般之中……”（列宁：哲学笔记，第369页）。因此不能抹煞具体事物的特殊性。抹煞了特殊性，也就抹煞了一般性。因为，“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同上）共性寓于个性之中，一般原则总是因为具体的时间、地点、条件不同而以各种特殊的形式出现。这个道理告诉我们：把领导意见贯彻到群众中去的时候，必须坚持具体事物具体分析的原则，把原则性与灵活性辩证地统一起来；应当允许群众因时、因地制宜，不能把领导意见绝对化，作过死的、机械的、千篇一律的要求。否则，就要犯教条主义的错误，陷入形而上学的泥坑。其结果只能把事情办坏，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最终还是没有跳出主观主义的圈子。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个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在工作中的具体运用和发展，是两者在革命实践中的高度概括和有机结合。因此，我们必须从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去深刻领会它的全部内容，并且正确地运用于实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