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稳定的日本经济

第5版()
专栏：

　　不稳定的日本经济
　　辛乔
日本经济从1957年8月急剧地进入危机，经过激烈的减产、下降后，去年秋季开始回升。到去年12月，工矿业生产指数上升为157，（1955年为100，经过季节调整，下同。）超过危机前最高点1957年5月的153.2。今年1—3月工矿业生产平均指数为160.1，超过危机前最高点4.5％。但生产回升很不平衡。那些在危机中受打击较少，已经恢复而且继续上升的部门，如机械、石油、煤炭制品、化学、造纸及纸浆工业，均已分别超过危机前最高点9％—17％。在危机中受打击较重而迅速回升的部门，如非铁金属、钢铁、水泥、橡胶工业等，已恢复到危机前最高点的97％—99％，只有造船业还低于最高点20％。至于煤炭、纺织工业仍陷于无法摆脱的严重生产过剩。这种回升也表现为企业利润和设备投资的增加。
回升的原因何在？
这次生产迅速回升，首先是大规模的缩减生产和压低开工率的结果。在危机中，日本的企业被迫压低开工率。一般生产行业减产30％以上，有的如中型钢和人造丝的减产高达48％—50％。在减产基础上，工矿业生产下降了11％，其中非铁金属下降22.7％、钢铁工业下降20.4％、橡胶下降20.4％、煤炭降18％、纺织工业下降17.6％。同时批发物价下降了12.3％
（以1950年6月18—24日为100，从1957年3月16日的174.6跌至1958年8月16日的153.2）。生产和批发物价的剧烈下降，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生产过剩。
其次，政府的大量财政开支和放宽金融措施，对日本经济回升起了重要的刺激作用。1958年度政府财政超支二千五百一十亿日元，还用掉了1957年度财政收支结余二千五百九十七亿日元。政府的财政投资和贷款计划执行结果，比原计划增加了8％。这是日本政府在经济危机中直接帮助垄断集团进行产业“合理化”和攫取利润的重要措施。这些财政开支主要集中于公用事业工程即建设道路、港湾和住宅投资上，因而与此有关的产业部门都迅速好转起来。1959年度的预算更突出地反映了日本垄断资本企图借国家财政开支刺激经济的特点，他们利用国家的投资和贷款，开发电源，实行“国营铁道现代化”，大修道路、港湾，刺激“国内需求”，用来支持走投无路的日本经济。日本政府从1958年6月到今年2月19日，前后三次降低利率。贴现率从日利二分三厘降为一分九厘，贷款利率由日利二分六厘降为二分二厘，成为1948年以来最低的利率。对垄断资本说来，放宽金融措施不仅能得到大批贷款使大企业在生产过剩的沉重压力下仍能维持生产；同时还可获得低利息的额外利润。比如，以八幡钢铁公司这个大企业来说，降低利率一厘，一年即可获得额外利润一亿数千万日元。更重要的是这类措施刺激了垄断企业进行投资的强烈欲望。据开发银行调查，1958年产业设备投资仅一般贷款即达六千六百一十九亿日元，比1957年多五百零一亿日元。垄断资本投资欲的强烈，可想而知。
第三、农业连续四年丰收、耐用消费品的需求增加，在某种程度上稳定了市场的购买力。其中1958年产米比前一年增加5％，农家的现金收入也增加了5.7％。日本一般农家由于生产费用增加，纯收入有减少趋势，农村消费呈停滞状态；但以富、中农为中心的生产资料的购买量（主要是小型拖拉机、耕种机、动力喷雾机和三轮汽车等）却有明显的增加。城乡耐用消费品的普及程度也较前大为提高。城市中的家庭电气用具一年间增加了一点六倍。但其中主要是靠分期付款赊购的。1958年的赊购额，占国民总支出的4％—5％，平均占个人消费支出的7％—11％。这种“寅吃卯粮”预支购买力的办法，造成市场虚假繁荣，只是一种暂时性的因素，不可能持久。
第四、去年下半年的钢铁倾销、船舶定货和出口的增加，对于经济回升也起了一定的作用。1958年日本钢铁出口比前一年增加55％，但出口价格却比前年下降了34％。其中主要是向美国出口（1958年比1957年增加一倍）。这是因为美国自去年5月工业生产回升后对钢铁的需要激增，一时发生供不应求现象，因而转向日本大量采购。同时日本向美国出口的小汽车，也大为增加。此外，为了迎接1960年度的航运“黄金年”，希腊船主大批向日本造船业提出订货。而苏伊士运河的扩建又刺激了大型油轮的建造。因此，日本自去年9月船舶定货突然增加起来。今年2月亦因向巴拿马输出船只而使出口贸易增加。
如上所述，日本经济回升的原因，除了减缩生产和物价下降以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采取刺激生产和消费的人为措施也起了重大的作用。
真的稳定了吗？
日本垄断资本家和政府人士得意忘形地吹嘘日本经济“从此稳定了”。日本经济果真稳定了吗？不。日本经济虽然爬出危机，但没有充分摆脱生产过剩的威胁，相反地生产过剩因素还在继续加深。这表现在：第一、设备能力空前过剩。到1958年12月底止，制造业生产能力已为1950年的三点四六倍。即在危机时期（1957年6月—58年12月）也增加15％。目前许多产业部门设备闲置情况很严重。虽然生产超过危机前最高点，但开工率只恢复到72.1％，低于“繁荣”时期（1957年6月）的84.1％。日本政府也承认本年度的开工率最高也不过是73.5％。第二、库存压力仍然很大。这次危机并没有解决库存过剩问题。今年3月库存指数为155（1955年为100）远高于1957年平均的126.5，4月有所减少，但仍在1957年水平线以上。而且那些迅速回升部门的库存，由于盲目竞争反有增加趋势。
日本垄断资本像发疯似地进行冒险投资，这只能是火上浇油，使生产与市场的矛盾更加激化。据日本通商产业省和开发银行的调查，本年度设备投资均比前一年度增加18％（日本商工会议所则认为增加32％）。
设备投资激增，将对市场产生更大的压力。迅速增长的生产能力与相对缩小的国内外市场间的脱节，加深了日本经济的不稳定局面。
日本经济依然面临出口困难和国内消费市场缩小的威胁。日本对外贸易面临着无法克服的两大矛盾。首先，由于日本对经济不发达国家的不平等的片面贸易，加剧了日本和这些国家的矛盾。战后日本对外贸易的最大特点，即以对东南亚等不发达国的出超来弥补对美国的入超。日本对东南亚国家的出口一般占其出口总额的30％，而从东南亚国家的进口仅占其进口总额的20％。巴西是日本对拉丁美洲进行经济扩张的重点国家，由于日本的不平衡贸易，致使巴西积欠了巨额债务。日本对非洲国家的贸易出口为四亿多美元，进口仅为八千多万美元，事实上，以东南亚各国为首的经济不发达国家，变成了日本的扩张、掠夺的对象和贡奉美国的牺牲品。结果，加深了这些国家的财政困难和外汇危机，引起他们对日本的不满。泰国、缅甸、巴基斯坦、伊朗和伊拉克等均要求日本购买本国主要产品和特产品；巴西要求日本优先购买巴西货；东非各国掀起限制日货进口和征收反倾销税的运动。其次，随着西欧“共同市场”出现和通货自由兑换，西欧贸易战日益激化。日本面临着空前尖锐的争夺国际市场的斗争。国际市场上的斗争，取决于商品价格、结构和资本输出的力量，而日本在这方面均处于劣势。在商品价格上日本除棉纱、人造丝及其制品的竞争能力较强外，其他重工业产品均较西德、英国为高。日本出口商品也不能适应东南亚国家日益增长的进口资本货物的要求。战后日本对外贸易结构中，重工业、化学工业的比重有所提高
（1958年占48％），但仍以轻工业特别是纤维工业产品为中心。资本输出（包括国家贷款、私人投资）是提高这些国家支付能力、扩大出口的先决条件。日本虽然开始进行资本输出，但是底子空，力不从心。拿外汇储备来说，日本今年5月有十亿七千三百万美元，但与西德的约六十亿美元和英国的三十二亿美元相比则是小巫见大巫。
日本在国内消费市场上也遭遇到无法摆脱的困难。首先由于失业人口增加，今年第一季度完全失业人口每月平均为七十六万六千人，比去年同期增加了十一万六千人。4月份由于季节关系减为五十七万，但仍高于去年同期的水平。实际上，日本失业人口远远超过这个数字，连日本出席“国际劳工组织”（反动的国际工会组织）的资方代表也报告日本失业人数巨大，未登记的失业工人在六百万以上。此外还有数以千万计的潜在的失业者。其次，生产回升，不仅没有使工人生活状况有所改善，反而由于政府提高捐税和消费物价而日趋恶化。岸信介政府在去年年底批准私营铁道提高票价15.3％、汽车公司提高运价10％，而且间接税愈来愈重。农村情况亦然。今年5月日本大藏省发表的“农业丰收和经济动向”的调查报告也承认，虽然连续四年的丰收在“经济衰退”中曾有稳定市场的作用，但到经济回升的今天已无刺激景气上升的力量。农民收入处于停滞状态，贫富差别愈来愈大。只要耕种一町步以下的小农阶层的收入无法改善，即使今后丰收，也无从希望农村需要有所增加。
面对这些情况，某些资产阶级头脑清醒人士已感到不安。日本银行界、日本大资产阶级的智囊团“经济同友会”一直提心吊胆地害怕
“日本经济过度发展”，预言“日本景气将要夭折”，警告日本政府“不要好了疮疤忘了痛”，当心“跌跤”。
前景不妙
目前由于设备投资和政府财政预算两大支柱的支持，日本经济今后还会继续一个时期的上升局面。但所有这些因素都在为新的经济震荡和危机，积极创造条件。战后日本发生过三次危机，这就是1949—50年危机、1953—54年危机和1957—58年危机，而1957—58年危机是战后以来持续最久和最深刻的一次危机。过去几次危机发展的过程，均处于经济恢复和大规模的设备更新的条件下，危机的间隔较长，一般在二年半到三年时间。目前生产过剩的威胁依然严重，随着新的投资陆续投入生产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反作用的发作，生产与市场的矛盾将迅速激化。在这种条件下完全可以想像危机的再度降临，只会加速，危机的间隔将愈来愈短。日本某些经济学家认为过去日本经济上升局面一般继续一年半左右，估计这次也不会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