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杂忆

第12版()
专栏：

下乡杂忆
赵树理
趁着一个隆重的节日回忆往事，已经成为人们的习惯。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的大庆之前，我想谈谈我的下乡。巧得很！我下乡的历史也恰好只有十年——因为十年之前我根本生活在乡间，无所谓什么下不下；自从1949年来到我们的首都北京，才把再到乡间去称为下乡。
到了北京之后，我曾担任过一点地方性工作。在这期间，我也曾想就地熟悉一些地方情况，把北京作为我新的根据地，可是略一试验，便觉得写作上的根据地不那么容易创造。不易办到的事，多加努力自然也可以成功，不过我觉着放弃一个自己已经熟悉的地方，再去熟悉一个不太容易熟悉的地方，事倍功半，无大必要，因此才又决定下乡。
我们政治文化中心的首都固然可爱，但粮棉油料产地的农村也是可爱的。假如要问二者相较哪方面更可爱，我以为这和问荷花与菊花哪个更可爱一样——不同类的事物不能作比较。一个写作者不应该是兴趣主义者，可是一个写作者总得对自己熟悉群众生活的根据地永远保持着饱满的兴趣。即从物质享受方面来说，城市和农村也是各有千秋的。例如农民晚上在打麦场上开会，坐在打过麦子的麦秸上。这种坐位使人另有一种舒服感，要换成北京工人俱乐部的椅子，恐怕还要差一点——自然要把北京工人俱乐部铺上麦秸，就不如椅子合适，不同类的事物不能互换。再如城郊农民头一天把青玉米披下来，第二天到城里煮着卖，要是又卖到一个农民手里的话，这个农民啃第一口就知道这玉米是隔了夜的。可是城市人很难吃到当天掰下来的玉米，所以不易尝出新玉米的鲜味。城市人吃饭自然也吃得很细致，但是吃新鲜农产品的机会却少于农村。我从小曾锻炼了一个消化小米的胃口和两条爬山的腿，这两种生理的性能，我将永远不让它退化。也许有人以为将来物质条件提高了，再用不着吃小米和爬山，可我想即使是那样，有爬山的习惯，吃炒小米捞饭的嗜好，也没有什么不好。
田园风趣固然使我留恋，但更值得留恋的还是和我们长期共过事的人。太行山是老解放区。这里的农民，在民族民主革命时期，和我们共同抵抗过国外、国内的敌人，共同消灭过地主阶级的剥削制度。我个人在这些时候曾和他们共过事，又曾写过他们这些斗争，所以才把这地方作为我熟悉群众生活的根据地。当我在1951年重新到了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的机关驻扎过的一个山村的时候，庄稼长得还像当年那样青绿，乡土饭吃起来还是那样的乡土风味，只是人们的精神要比以往活跃得多——因为我们有了中央政府，老乡们都以胜利者的姿态来欢迎我这个回来的老熟人。
我曾在其他地方说过，我个人熟悉农村生活的方法就是和人“共事”。毛主席告诉我们说，“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我觉着在共事中间，既好做学生，又好做先生。毛主席要我们到群众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这好多“一切”，看来好像千头万绪，不易面面俱到，其实只要和群众长期共事，即使想叫哪一面不到也不行，现实的社会本来就是由千头万绪组成的。我在这十年下乡生活中，不过是和以前共过事的人们继续共事，不同的只是十年以前共的是民族、民主革命之事，十年以来共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之事而已。
和这种老战友们共事有个痛快劲儿，那就是他们在长期战争环境中养成了些不计个人得失的忘我精神。例如农业合作化在全国是1953年才开始大搞的，而在这个地区则是1951年试验、1952年推广的；越乡越县互相支援兴修水利在全国是1958年大跃进中的事，而在这个地区则是从1956年就开始的。他们虽然都是不脱离生产的农民，但也是些革命的浪漫主义者。他们遇上了新鲜事物，不但顾虑不多，而且兴趣颇大。当1947年刘邓大军从太行山南下大别山区作开辟工作的时候，曾组织过他们几万民工随军参战达一年之久。在这一年中间，他们曾拿着扁担押解过俘虏，有的干脆就留在那里作了地方工作，直到现在谈起这段事来他们还认为是很有趣的一段生活。大跃进的劲头，在他们看来只是这种革命精神的继续，一点也不生疏。
十年间，我又曾和这些老战友共过好多事。我们所共的事是：从互助组一直共到公社化，从栽接苹果树一直共到苹果上市场，从扫盲缺教员一直共到乡乡有中学，从两条腿爬山、交通员送信一直共到县县通汽车、村村安电话。和他们共的事多一点，写的作品就少一点，不过我觉着这也不是什么赔本的事——能在实际工作中供献一点力量，所产生的社会价值不会比作品小，同时，凡是自己认真作过的事，过一个时期大部分都还会反映在自己的作品中，而且或者还会反映得更准确一点。我将长期地这样做下去。
1959年9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