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沙千里 |
1959-10-25 00:00 |
粮食战线的辉煌成就
第6版()
专栏：
粮食战线的辉煌成就
粮食部部长 沙千里
粮食问题，在任何时代任何民族都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旧中国被称为贫困与饥饿的国度，广大劳动人民在反动统治者的残酷剥削之下，一直在饥饿线上挣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人民自己的政权以后，只有在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面，中国人民才能逐步解决自己的粮食问题。十年来，我国粮食生产有了迅速的发展，粮食分配也建立了一套合理的制度，因而保证了城乡人民粮食的基本需要，大大改善了人民生活，并且正在使人民生活一步一步地走向更加美好的境地。
粮食生产的高速度发展，使我国的粮食状况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建国十年来，我国粮食状况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从1949年到1958年，粮食生产按总产量计算，增长了一点三倍，平均每年递增了9.8％；按人口平均计算，几乎增长了一倍，平均每年递增7.5％。像这样的增长速度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无法比拟的，更不是旧中国条件下所能梦想得到的。
1949年，建国的第一年，粮食总产量只有二千一百六十二亿斤，这是新中国发展粮食生产的起点。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由于土地改革的胜利，由于党和政府对生产的大力领导，到1952年粮食产量就达到三千零八十八亿斤，比1949年增长42.8％，超过了抗日战争前的最高年产量。以后，随着农业合作化的逐步实现，粮食生产有了更大的发展，到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即1957年，粮食总产量增加到三千七百亿斤，比1952年增加19.8％。1958年和1959年，在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农村人民公社发挥了巨大的优越性，五亿多农民干劲冲天，意气风发，粮食生产连续跃进。1958年提前四年达到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即1962年的粮食生产指标，粮食产量达到五千亿斤，比1957年的产量增加了35.1％，这是我国粮食生产史上没有前例的特大跃进。1959年，我国不少地区遭受严重的水、旱、虫、风等自然灾害，但是全国的粮食产量仍将达到五千五百亿斤左右，即在1958年特大跃进的基础上再增产10％左右。粮食生产的连续跃进是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胜利，是人民公社制度的胜利，是五亿多农民向自然索取粮食的斗争的胜利。
旧中国不仅粮食生产水平极低，而且粮食分配也极不合理。据推算，那时，占农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和富农攫取了一千亿斤左右的粮食，平均每人有粮食二千斤左右；而占农村人口90％以上的劳动农民也仅仅占有一千多亿斤粮食，平均每人不过二百多斤。一方面是陈谷满仓，囤积居奇；一方面是饥肠辘辘，饿殍载道。解放后，随着地主阶级的消灭，粮食分配上的畸形状态也彻底消失了，粮食生产的增长就意味着消费的增长。
旧中国号称“以农立国”，但是国内粮食严重不足，从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每年都有粮食进口。若干沿海城市，主要食用洋米洋面。1933年粮食进口达六十亿斤之多。即使如此，广大劳动人民仍然终年难得一饱。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粮食生产的发展，1951年已经做到国内粮食自给，并且还有一部分余粮出口，用以换回国家建设所急需的机械设备。尽管我国目前余粮不多，出口数量不大，但是在这样短暂的时期内，由不足一变而为有余，谁能说不是一个伟大的成就呢？
我国粮食生产飞跃发展和消费状况显著改善，有力地驳斥了帝国主义的谬论。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他致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信中，就胡说什么中国人口太多“是一个不堪重负的压力”，预言没有一个政府在解决人民吃饭问题上会得到成功。帝国主义御用的新马尔萨斯主义者也断言，粮食的增长决不会超过人口的增长。事实是怎样的呢？我国人口在1949年是五亿四千八百七十七万人，到1957年增加到六亿五千六百六十三万人，八年间共增长19.7％，平均每年增长2％；而同一时期，粮食生产增长71％，平均每年增长7％。1958年和1959年的人口还没有新的统计材料，但可以肯定，这两年粮食生产增长的速度要比人口增长的速度超过更多。在铁的事实面前，帝国主义的宣传家显得十分尴尬，近来他们之中的许多人也不得不改变腔调了。他们吞吞吐吐地表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是有了饭吃了，不过他们又说：党和政府给人民饭吃是为了强迫他们进行“奴隶劳动”呀！这些恶毒的诬蔑，面对着我国人民兴高采烈、意气昂扬地从事粮食生产，我国粮食状况已经发生了历史性变化的事实，再也不能欺骗谁了！
我国六亿五千万人民吃饭大事已经得到了可靠的保障，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比解放前有了根本的改善。但是，我国目前的粮食产量，同人民日益增长的要求来说，还是不丰富的。我们的目标是要经过相当时期的努力，彻底解决粮食问题，要以最丰富的粮食最充分地满足社会的各项需要，更大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做到这一点。1958年和1959年粮食生产的连续跃进证明，在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人民公社的粮食生产是可以高速度发展的。这就为加速解决我国的粮食问题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不用很久，我国粮食产量一定可以大大提前超额完成“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所规定1967年的指标。到那时候，就可以在更大程度上满足社会上对粮食的需要，距离彻底解决我国粮食问题的伟大目标就更加接近了。
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伟大胜利，对于保证人民生活需要、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和促进社会主义改造起了重大作用
十年来粮食生产的迅速发展，给粮食的分配工作提供了物质基础。发展生产是彻底解决我国粮食问题的最根本的办法，因为归根到底是生产决定分配和消费。生产高度发展了，粮食大大丰富了，社会对粮食的各项需要才能最充分地得到满足。同时，合理分配可以使生产出来的粮食充分发挥效用，也可以促进生产的发展。在粮食生产的增长赶不上需要的增长的情况下，实行合理的分配去调节粮食的产需矛盾，更具有重大的作用。
新中国一建立，国家即以巨大力量调剂粮食供求，稳定粮食市场。从1949年10月到1950年3月，不到半年的时间，就稳定了波动十二年之久的粮食价格，从而安定了广大城乡人民的生活，为国家进行经济恢复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1953年我国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以后，由于国民经济迅速发展，城镇和工矿区的人口迅速增加，种植经济作物的地区也在扩大，吃商品粮的人数大大增加了，国家担负的供应粮食的任务大大加重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农民生活不断提高，自己消费的口粮逐年增长，牲畜家禽的饲料也逐年增长，这样就形成了商品粮食的增长赶不上需要的增长的形势。那时，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和私营粮食商业兴风作浪，进行粮食投机活动，更加扩大了商品粮食的供求矛盾，甚至开始影响到粮价的稳定。为了保证城乡人民生活的安定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国家从1953年秋季起，实行了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政策，也就是统购统销政策。
粮食统购统销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它一方面用社会主义的、有组织的、统一的粮食市场代替了粮食自由市场；另一方面由国家直接深入到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按照一定的定额和合理的价格，有计划地收购和销售粮食。这样，就从根本上消灭了为害人民的粮食投机活动，把粮食的分配完全纳入了国家计划的轨道。从1953年以来，政府每年根据国家供应粮食的需要和粮食生产发展的情况，通过农业税征收实物和粮食统购工作，掌握了大批的粮食。1953—54粮食年度（从1953年7月1日到1954年6月30日）征收和统购的总数是八百四十六亿斤（包括大豆，以下同），比1952—53年征收和收购到的粮食五百五十五亿斤增加了二百九十一亿斤。以后各年统购数字随着生产的发展略有上升，1958—59年度在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基础上征购粮食一千一百一十三亿斤。从1953—54年度到1958—59年度这六年中间，平均每年征购九百一十四亿斤，占同期粮食平均年产量27％，如果扣除销回农村的部分四百零六亿斤，实际从农村购出来的粮食平均每年五百零八亿斤，占平均年产量的15％。
由于国家掌握了大批粮食，就能保证各方面对粮食的需要，保证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保证了人民的体力和健康，使人们干劲十足地进行生产劳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随着工业建设的迅速发展，城镇人口很快地增加起来，1950年全国城镇人口只有六千多万，1953年增加到七千八百万，现在已经是一亿以上了。随着人口的增长，城市对商品粮食的需要量也增长了。国家供应城镇粮食的数量是十分巨大的。1950年全国城乡粮食零售额不过五百五十五亿斤，1953—54年到1957—58年五年间国家供应城镇的粮食数量，每年平均就有四百二十亿斤，1958—59年增加到五百四十一亿斤。国家对城镇居民的口粮供应以分等定量、保证需要为原则，居民的口粮定量标准是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年龄、不同劳动的需要规定的，是够吃的。此外，国家对城镇的饮食业用粮、工业用粮（如酿造用粮）和某些饲料用粮也都根据实际需要保证了供应。这样就有力地直接支援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
灾区的粮食问题，是我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在旧中国，无论哪个朝代，凡是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的地区，人民总是要流离失所，卖儿弃女，饿殍载道，有的甚至易子而食，景象惨绝人寰。严重的灾情总是要引起生产萎缩、田园荒芜的后果，所以有灾必荒，“灾”“荒”两个字结了不解之缘。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一方面领导群众大兴水利，进行农田基本建设，举办各种防灾救灾事业，积极防灾抗灾，从而大大减轻了灾害的程度；另一方面在灾情发生以后，又以极大的努力，向灾区供应粮食。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供应灾区的粮食约有三百亿斤。在1954年，全国许多地方发生水灾，特别是长江流域发生百年未有的大水灾，国家运到灾区的粮食就将近一百亿斤，供应灾区的粮食，都用可能的最快的办法运送到灾民手里。遇有水灾特别严重，交通一时断绝的情况，党和政府还派出飞机大量空投粮食。灾区人民说是“百年未有的大水灾，千年未有的好政府”，称颂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是救命政策。国家支援灾区的粮食，常常是从很远的地方调运来的，全国各地方充分发挥了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一盘棋思想指导下，把地方的余粮调运出来。例如1956年河北发生大水灾，国家调入河北的救灾粮三十多亿斤，很大部分是从四川调来的，运费自然很高。但国家为了照顾灾民困难，仍按河北当地粮食价格供应灾民，运费由国家赔补。试问除了社会主义国家以外，世界上哪有这样的好政府呢？由于国家千方百计保证了灾区的粮食供应，再加上灾区人民自己的努力，就完全做到了灾而不荒，使灾区生产仍然能够正常地向前发展。
国家不仅保证了城镇和灾区的粮食供应，而且对三千五百万左右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民，对大约一千二百万从事林业、牧业、渔业、盐业等生产的人口，以及农村其它缺粮人民，也一直保证了他们所需的粮食。国家供应农村（包括灾区）的粮食数字，从1953—54年到1958—59年的六年间每年平均是四百零六亿斤。这对于保证工业原料的生产和农村多种经济的发展，对于保证农村少数缺粮户的生活，起了重大的作用。
从这里看出，新中国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在本质上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征购”和日本帝国主义在占领区的“配给”是完全不同的。新中国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是从人民利益出发、以人民利益为依归的，它给人民带来了生活的安定和幸福；反动统治者的粮食政策是从少数剥削阶级的利益出发，以剥削人民为目的的，它给人民带来的是贫困、饥饿和死亡。这是多么鲜明的对照啊！
新中国的统购统销制度不仅保证了人民生活的安定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而且直接配合了社会主义改造，首先是对促进农业合作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把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利用粮食进行投机的道路堵塞了，在粮食流通这一个重要领域里割断了城乡资本主义的联系，削弱了资产阶级对农民的影响，加强了社会主义对农民的影响。因而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对于实现私营粮食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建国初期，虽然国家一开始就通过农业税的征收和市场的收购掌握了大批粮食，建立了集中而又相当强大的国营粮食企业，但私营粮食企业仍占相当大的比重。1950年私营粮食工商业在全国粮食零售总额中占三分之二左右，在收购总额中占一半左右，在粮食加工业总产值中占78.3％。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它的比重已经逐渐缩小。1953年冬季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以后，私营的粮店和粮食加工厂分别成为国家粮食部门的代销店、经销店，和完全接受国家委托加工的工厂。1956年资本主义粮食工商业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又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实行了定息制度。私营粮食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基本完成了。在改造私营粮食企业的过程中，私营粮食加工厂和粮店的从业人员大多数转为国家粮食企业的工作人员，其他少数人也都得到了国家的妥善安排。
社会主义粮食业在同资本主义粮食业斗争中壮大了自己。现在，社会主义的国营粮食系统已经拥有近百万的职工（包括粮食加工工业的职工），拥有遍布全国城乡的机构；十年中，它还扩建和新建了能够容纳九百多亿斤粮食的仓库和每年能够生产一百一十四亿斤面粉、五百四十亿斤大米的粮食加工厂。这就是说，经过十年的努力，我国已经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粮食工作体系。新中国的粮食企业是我国历史上所没有过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最廉洁最有效率的粮食企业。这里不仅没有旧中国粮食机关和私营粮食业中专以贪污盗窃、哄抬粮价为能事的“米蛀虫”“粮老虎”，而且不断创造出粮食工作的新成就，其保管损耗之低，调运效率之高，加工成本之廉，以及对消费者服务之周到等等，都是旧中国粮食企业所根本无法比拟的。
十年来粮食工作保证了人民的粮食需要，有力地支援了社会主义工业化，促进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我们有理由说：在党中央和毛主席英明的领导下，粮食工作是执行了党的总路线的，粮食战线上的胜利是党的总路线胜利的标志之一。
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瞻前顾后，以丰补歉是粮食分配上的根本原则
十年来的经验证明，毛主席和党中央所提出的从全国六亿多人民出发，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瞻前顾后，以丰补歉的原则是完全正确的。它不仅在过去和目前适用，而且在今后也将长期适用。毛主席说：“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我们在粮食分配工作中对于毛主席这个指示感到特别亲切，特别深刻。全国六亿多人，每天都要吃饭，才能进行生产劳动和其他正常活动，一天没饭吃就会发生问题，就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发生不利的影响。所以从六亿多人口出发，而不是只从某一方面某一局部出发，是粮食分配的基本前提。十年来的事实证明，实行这样的原则，就可以保证我们的粮食分配工作能够符合全国人民的利益，能够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支持，能够有效地为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服务。
统筹兼顾，适当安排，这就是说，既要照顾国家的需要，又要照顾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既要照顾城市、工矿区等方面的需要，又要照顾农村缺粮户、经济作物区、渔民、盐民等方面的需要；既要照顾生产者的利益，又要照顾消费者的利益。因此在贯彻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中特别注意这样几点：第一，统购粮食的数量必须适当。统购粮食的数量不能太少，其界限是不能少于国家最低限度的需要；统购的数量也不能太多，其界限是要给农民留下必须的口粮、饲料、种子，不能购“过头粮”。几年来统购粮食（包括农业税征收实物的部分）平均占粮食总产量27％，如前面所说扣除销回农村的部分，实际运出农村的粮食，占粮食总产量的15％。也就是说，留在农村为农民食用的粮食占粮食总产量的绝大部分，即85％。事实证明这样的比例一般是符合当时的情况，兼顾了国家和农民两方面的利益的。第二，统购粮食的数量要在一定的时期内相对地固定下来，统销粮食的数量要适当控制。为了鼓励农民积极增产粮食，国家对粮食有余的农民按照农民自己民主评定的产量，把征购粮食的数量大体固定下来，几年以内基本不变；对缺粮的农民每年确定一个固定的供应数量。如果农民受灾减产，要相应的减少统购数量或者增加统销数量；农民增产的部分只购40％，其余60％留归农民自行处理。这就是定产、定购、定销的“三定办法”。这样农民增产越多，自己留用的粮食就越多，既可以改善农民生活，又可以增加民间储备。这种办法自从1955年实行以来，大受农民欢迎，国家也有了稳定可靠的粮食来源。粮食统购数量相对地固定下来以后，有计划地安排粮食销量，就成为保持国家粮食收支平衡的决定条件。因此，国家1955年在农村实行粮食“三定”办法的同时，在城镇也实行了粮食定量供应的办法，有效的控制了城乡的粮食销量，从这个办法实行之后，也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减少了浪费粮食的现象。第三，粮食的供应要恰当地照顾到各方面的需要。从1953—54年到1958—59年，国家销售的粮食情况大体是：供应农村缺粮户的粮食（包括经济作物区、灾区和一般农村的少数缺粮户）占46％，供应城市居民的粮食（包括饮食业用粮和一小部分工业用粮）占49％，出口粮占5％（出口粮食占粮食产量1％多一些）。这个比例对于过去几年的情况一般是适合的。当然，今后供应农村缺粮户的部分要随着粮食生产的提高和缺粮户的减少而逐渐缩小；供应城市的部分要随着工业人口的增加而逐渐扩大；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日益发展，某些国内还不能生产或充分供应的设备和原料、材料的需要也随着增加，需要一定的外汇，同时也为了满足兄弟国家和友好国家的需求，出口粮食也要有适当的增加。这些都要根据情况的发展而定。第四，粮食的收购和供应都要坚持等价交换、公平合理的原则。我国的粮食统购统销价格，是以1953年开始实行统购统销前粮食自由市场的收购价格和零售价格为基础规定的。在实行统购统销以来的六年中，统购价格平均提高了2.1％，其中主要是适当提高了边远地区、山区、革命根据地、少数民族地区和经济不发达地区的粮食收购价格，对增加农民收益和改善他们的生活，起了重要作用。粮食销售价格则是完全稳定的，消费者为粮价的波动而时刻担忧的日子，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了。国家又取消了粮食的季节差价，因此粮价春贵秋贱的不合理现象没有了。农村粮食销售价格同购进价格的差额一直维持在8％左右，这个差额只包括必要的经营管理费和少量税金（旧中国粮食商人为牟取暴利，购销差价往往是百分之十几、百分之几十甚至百分之几百）。总之，在粮食统购的数量上，在粮食统销的安排上，在粮食价格上，处处要从全体人民的利益出发。我们的粮食工作所以得到人民的欢迎和拥护，正是因为做到了这一点。
在粮食分配工作中，国家不仅要对商品粮食进行有计划的分配，并且要对农民的粮食消费，进行积极的指导。农民是粮食的生产者、所有者，又是消费粮食最多的粮食消费者，他们粮食消费是否安排得好，对国家的粮食购销具有很大的影响。过去几年，粮食发生问题往往是在农村，解决问题往往也在农村。帮助农民安排好粮食消费，是粮食工作取得成就的重要关键。
在粮食分配工作中，还必须作到瞻前顾后、以丰补歉。这就是说，粮食的消费应当细水长流，留有余地，提倡节约，增加储备。大家知道，在目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还不能完全避免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损失。粮食生产有时还受到各种自然灾害的袭击，造成丰歉不平衡的现象。由于我国领土广阔，即使在全国说来是丰收的年头，也总有一小部分地区受灾。如果丰收的地区消费的过多，歉收地区的粮食供应就会受到影响；丰收的时候如果消费多了，歉收的时候就会感到困难。因此，在丰收的年头和丰收的地区，国家应当适当的多购少销，增加储备，在今后一定时期内，每年增产的粮食应当尽量用于增加必要的储备，用于增加饲料。这样才能把国家、公社和农民的必要的粮食储备逐步建立起来；才能把畜牧饲养业迅速发展起来，增加肉食和肥料，促进生活的改善和生产的发展。十年来，我们在城乡居民中提倡粮食节约，指导广大人民有计划地消费粮食，特别是着重安排农村统销工作，帮助农民作出用粮计划；并且从秋收一下来就抓紧节约，秋冬抓紧节约，第二年春夏日子就好过，这些都是行之有效的成功的经验。
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瞻前顾后，以丰补歉，这就是要求我们勤俭过日子，精打细算地过日子。毛主席告诉我们，在一切革命和建设工作中，在战略上要藐视困难，在战术上要重视困难。我们粮食工作必须认真贯彻这种思想。在战略上，我们完全有信心迅速增加生产，经过努力，使粮食极大的丰富起来；在战术上，在实际工作中，则必须兢兢业业，克勤克俭，不浪费一粒粮食；必须在增产的基础上，按照党的政策努力多购一些，适当控制销量，尽量增加储备。只有这样，才能更有效地保证六亿多人民的粮食需要，才符合六亿多人民的最大利益。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实行政治挂帅，展开两条道路的斗争，大搞群众运动是粮食工作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十年来的经验证明，要保证粮食工作的胜利，必须以政治为统帅，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必须坚持党的总路线，坚持社会主义的粮食政策，不断同资本主义势力和资本主义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毛主席说：“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粮食问题是攸关国计民生的重大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粮食问题从来是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两条道路的斗争在粮食战线上是反映得极其深刻、广泛而尖锐的，粮食问题常常成为两条道路斗争的焦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工具，是党的总路线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一切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无不反对粮食统购统销；一切对社会主义道路有所动摇的人，也经常在粮食统购统销问题上发生摇摆。这种情况说明了粮食战线上的政治工作在任何时候都是不能放松的。
粮食问题上两条路线的斗争，从新中国建立后一开始就明显地表现出来。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前，小农经济自发势力和自由市场同国家的计划经济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这种矛盾在1953年和1955年两次紧张的斗争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了。1953年，正当我国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开始的时候，城乡资本主义力量勾结起来，以拒售余粮，制造黑市，破坏国家收购等方式，扩大粮食的供求矛盾，制造粮食困难，企图阻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党中央和毛主席及时地分析了当时的情况，指出这不仅仅是经济上的问题，而是资本主义因素和社会主义因素、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矛盾在粮食问题上的集中反映；因此，断然决定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坚决地从粮食流通领域中把资本主义因素排除出去，并且发动全党在全国人民中间大张旗鼓地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启发和引导农民自觉地摒弃资本主义道路，遏止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发展。广大的劳动人民首先是工人、贫农和下中农，坚决支持党的粮食政策，打击了城乡粮食投机分子。这样，不仅克服了当时的粮食困难，而且把粮食的分配纳入了社会主义的计划轨道。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以后，粮食战线上两条道路的斗争并未结束。当时除了资本主义的富农经济以外，广大个体农民还没有经过农业合作化的社会主义改造，富裕中农仍然有恢复自由市场的活动。1955年春季，某些地方曾经出现过的闹粮风潮，主要就是农民特别是富裕中农这种小私有者的心理引起来的。当时，社会上一些反对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乘机攻击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另外一小部分对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坚定的人也摇摆不定，随声附和。毛主席和党中央又正确地分析了当时粮食问题的性质，指出要不要统购统销就是要不要社会主义的问题，肯定必须坚持粮食统购统销；同时也指出粮食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决定在农村中把每年规定统购任务的办法改为粮食“三定”的办法，在城市中把凭证供应的办法改为按人定量供应办法。根据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1955年在全国又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教育运动。这样，依靠广大群众的力量不仅很快地改善了粮食局势，而且把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也进一步发展了。
1956年，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个体经济变为集体经济，国内市场基本上成为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那么粮食问题上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否就此结束了呢？没有。斗争还在继续着。在所有制问题上谁战胜谁的问题解决之后，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还存在着长期的、反复的、有时比较缓和，有时十分尖锐的斗争。这种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粮食战线上来。1957年和1959年的两次斗争就是明显的例证。1957年春季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党发动了猖狂进攻，他们把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作为进攻的一个重要目标，叫嚣什么“统购统销搞糟了”“购得太多了，销得太少了”，企图挑拨党与农民的关系，破坏工农联盟。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彻底粉碎了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并领导全国农民开展了一次以粮食问题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大辩论，用大鸣大放，大争大辩大字报的办法，帮助农民认清了粮食问题的大是大非。经过这场辩论，农民进一步认识了粮食的统购统销制度的优越性，更加坚定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听从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话，不仅迅速的完成了国家的粮食统购任务，而且鼓足了冲天的干劲，掀起了生产大跃进的高潮。1958年大跃进和农村实现人民公社化以后，粮食生产有了很大的增长。但是，由于人们缺乏在那样特大丰收的情况下过日子的经验，在秋收以后浪费了一些粮食。在一小部分灾情特别严重的地方，今年春天一度出现过粮食供应紧张的情况。这些问题本来已经解决。但是，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他们非难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非难人民公社和非难大跃进中，又企图利用这件事情作文章。毛主席和党中央及时提出了保卫总路线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伟大号召，在胜利地进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也统一了对粮食问题的认识。毛主席和党中央并且总结了在新的形势下怎样过好日子的经验，号召“农村各人民公社要普遍注意把粮食管好、用好，对粮食、薯类、瓜菜、饲料、燃料等的生产和消费，要根据有备无患、细水长流的精神，作好长时期的统筹安排”。经过深入的宣传教育，这个号召已经为全国广大农民所接受。这样，就使整个粮食工作又大大提高了一步。
我们深深体会到这样一条道理：政治能够出粮食。政治挂帅可以使农民鼓足干劲，增加粮食生产；也可以使全国人民更好地执行统购统销政策，做好各方面的供应工作。粮食工作首先是一项政治工作。某些人认为“政治不能出粮食”的观点早已被事实驳倒了。
十年来，粮食征购任务都是靠大搞群众运动来完成的。这种群众运动以向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从而在粮食分配方面开展两条道路斗争为中心内容，以最好地完成粮食统购统销任务，从而促进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为基本目的。而总起来讲，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群众运动首先是党以社会主义思想去武装和发动群众，然后领导群众去战胜资本主义的损人利己思想和小农经济的狭隘自私思想。粮食战线上不是只在两条道路斗争特别尖锐的时候，如1953年、1955年和1957年，才大搞群众运动；在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之后，每年夏秋两季在农村征购粮食和安排统销也都是全党动员，全力以赴，发动亿万农民大搞群众运动。在大搞群众运动中，党和政府以农村的党员、团员、干部和积极分子为核心，坚决依靠贫农和由贫农上升的下中农，通过他们向广大农民进行深刻的思想教育。在每次运动中，不仅向广大农民宣传国家的粮食政策，使国家的粮食政策为广大农民所掌握，并且不断集中农民的正确意见和要求，补充和修改国家的政策措施，1955年实行的粮食三定办法就是在充分集中农民的意见的基础上制定的。历次宣传粮食政策又都是同宣传党的总路线和宣传工农联盟相结合的，用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方式，通过回忆、对比、摆事实、讲道理等办法反复地进行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教育，启发农民自觉地改造思想，积极地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完成粮食的交售任务。所以，粮食战线上的群众运动主要是农民运动，是党领导农民群众立社会主义、破资本主义的思想改造运动，又是农民群众在提高社会主义觉悟的基础上积极交售粮食，保证完成国家征购任务，支援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运动。这样，国家就不仅取得了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必需的粮食，并且巩固地团结了农民，使工农联盟更加巩固和发展。
在城镇中，无论贯彻粮食计划供应、定量供应办法和整顿统销，也是大搞群众运动的。在运动中，一方面对市镇居民进行粮食统销政策的教育，一方面对市镇居民进行巩固工农联盟和反对浪费、节约粮食的思想教育。把粮食统销同工农联盟紧密连系在一起，通过这个思想教育运动使粮食计划供应政策深入人心，家喻户晓。使上亿城镇居民在思想提高的基础上自觉地遵守粮食统销制度。
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后，粮食业务工作极为繁重。诸如在农村产量的核实，购销定额的计算和核定，粮食入库、加工和集运，以及核定城镇居民的口粮定量等级等等，无不要求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突击完成。这样繁重的业务工作，单靠粮食部门的职工是不够的。因此，除了在粮食部门百万职工中大搞群众运动外，还必须依靠亿万群众大搞群众运动去完成。把粮食部门百万职工的群众运动同亿万人民的群众运动密切结合起来，成为党委统一领导下的整个粮食战线上的群众运动。几年来实践证明，粮食战线的群众运动不仅贯彻执行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解决了大大小小的业务问题，并且大大提高了广大农民和城镇居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党的领导、政治挂帅，是一切工作的灵魂，大搞群众运动，走群众路线，是一切工作的根本路线。这条真理，在粮食战线上反映得极为鲜明。这是粮食战线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的最根本的保证。
现在，我们伟大的祖国已经光荣地度过了第一个十年，跨入了第二个十年，回顾过去，我们为已经获得的辉煌成就而欢欣鼓舞；瞻望未来，我们为灿烂的前景更加充满信心，感到无限的自豪。我们深知未来的任务仍然是相当艰巨的，但是，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在人民公社的巨大优越性更充分发挥的过程中，在大跃进继续发展的基础上，我们深信，粮食战线在新的十年中，一定能同其它战线一样，获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