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中新旧两种力量的斗争

第7版()
专栏：

　　大跃进中新旧两种力量的斗争
　　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书记　周林
我国人民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断革命的鲜明旗帜，勇往直前，使社会主义革命步步深入，社会主义建设节节胜利。国民经济大跃进局面的出现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健康发展，充分证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密切关系。
在这样无比广泛和深刻的革命斗争中，任何人的阶级本质都会充分地显露出来。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勇士还是懦夫；是无产阶级事业的忠实同志，还是马克思主义的暂时的同路人；是党的路线的坚决卫士，还是背叛人民利益的可耻的逃兵，斗争过程都会将这一切清楚而无遗地揭示出来。
下面举出两个典型事例，证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经常有新旧两种力量的斗争，这是在新的条件下，阶级斗争以新的形式和规律进行着的反映。这两个典型事例也证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绝不可分割；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依然需要不断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任何经济和文化的建设事业中，都一定会有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都绝对需要实行政治挂帅即加强党的领导。要使社会主义革命在经济战线上所取得的胜利得到巩固和发展，还需要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并取得胜利。
两个事例都发生在大跃进的浪潮中，都发生在贵州农村基层组织里，它们代表着新旧两种力量，代表着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一个是社会主义方向，一个是资本主义方向。两个事件中的主角，一个是坚决捍卫党的总路线、捍卫社会主义事业的斗士；另一个事实证明是人民革命事业的一个暂时的同路人。
正安县土坪人民公社，在成立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时常遭受一小撮富裕农民的攻击，特别是在今年8、9月间，他们更发出“人民公社不好”、“今不如昔”等谬论。这种进攻，激怒了广大贫农和下中农，更激怒了贫农出身的社员刘绍洲。他当场挺身而起，挥动着他那只在解放前被地主砍断的手臂，当众诉说着他的亲身经历，诉说着人民公社给他带来的好处。最后他坚定地说：“我们不能忘本，我们要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刘绍洲像千千万万的贫苦农民一样，在旧社会里受尽压榨欺凌。他租种地主的田地，终年勤劳不息，却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吃的是蕨巴、蕨台、树皮，穿的是“秧毡衣”，盖的是“秧毡被”。反动政府抓兵派款，逼得他家时常逃荒，住山洞。即使这样，他也逃不了难。1936年腊月三十，他家连一把年饭米也没有，地主却又来催逼租债了，并要抢去他的女儿作抵押。当时刘绍洲愤然上前阻挡，被地主一刀砍掉了右手。解放后，地主被斗倒了。刘绍洲一家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去年办起人民公社，他家的生活更好了。现在，他家有三间新瓦房，三个小孩都在学校读书，他自己给公社养猪。凭劳动收入，一家人吃穿不用愁，不仅有棉被，也有了蚊帐。像刘绍洲这样的人，只要是没有“忘本”的话，怎能不挺身起来同攻击人民公社制度、同攻击党的路线的人进行坚决的斗争呢？
现在，刘绍洲正在公社党委、县委的领导和支持下，挑着行囊，挑着他过去的“千疤衣”“秧毡衣”“秧毡被”，带着他在解放前被地主砍掉的手臂残骨，到各地向群众讲述他自己的亲身经历，驳斥一小部分富裕农民反对社会主义的谬论。他到了遵义，到了贵阳，至少已有几万人听到了他的讲演，看到了他的新旧两种生活对照的实物展览，都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政治思想教育，坚定了自己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
刘绍洲只是千千万万觉悟起来的穷苦人民中的一个。同他一样自觉地在新条件下的阶级斗争中站稳立场，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和人民公社制度，奋起反击一小部分富裕农民的进攻的人，也是成千上万的。农村中涌现出这样一批先进分子，是高举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旗帜奋勇前进的骨干力量。任何反社会主义的谬论，都被他们批驳得体无完肤。但是，在这同一个斗争的时代里，也能看到另一种现象，那就是极少数的抱着资产阶级世界观对革命不坚定的分子，在富裕农民的进攻面前，表现怯懦、动摇和没有气节，作了富裕农民意见的传声筒，甚至直接成为向党的总路线进攻的急先锋。
差不多就在刘绍洲挺身而起反击富裕农民进攻、坚决保卫社会主义的同时，和正安县呲连的沿河县甘溪区，有一个乡长叫蒋玉昌，他带头向党向人民下了战书，提出了一整套恢复资本主义制度的纲领。他这个纲领（也就是他的建议书）很长，这里不可能全文引出，只举其中的几个主要点来谈谈就可以了。
蒋玉昌建议书的题目是“对改建农业生产管理和商业活动的建议”。请看，他是要怎样来“改建”我们的农业和商业的。他“改建”农业生产的基本点，就是将一切生产资料，包括土地、森林、水利、基建和大型农具，“分别租管到生产户”，由各生产户按年或按作物期，向国家或集体交纳一定数额的产品。“实行各生产户经营自治，盈亏自负”。不用说，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恢复单干的建议，是要把已经集体化的土地、森林、水利和农具等，重新分归各人私有。但蒋玉昌狡辩地说，他这不是主张倒退，不是主张恢复单干。至于他在“改建”农业方面的其他一些建议中，有解散集体食堂，有提倡雇工自由，有要求改变现行的分配制度等，这里就不必去说了。
他在“改建”商业的建议中，基本点是主张“开放自由市场”，恢复私营商业。照他说，“取消一切限制、封锁，发展零购、零销商”，“既促使生产者、运输者的积极性”，又“减轻国营商业部门在购销环节上的负担”。总之，他认为恢复私商是好处无穷的。他并说，恢复私商是“发扬历史传统习惯，购销兼营、农商兼营、工商兼营”。如果照蒋玉昌的建议做去，必然是也只能是人剥削人的旧历史的重演。
从蒋玉昌的建议书中，可以看出一个特点，就是反动纲领尽管提得极为露骨，但他不敢正面提出取消人民公社或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话。他只是把人民公社的缺点尽量夸大，把我们工作中的毛病和困难竭力渲染，借以把自己伪装成似乎是出自为党为政府寻找解决问题的动机。这是新条件下，阶级斗争的一个新的特点，因为人民公社已得到如此广泛的群众支持，大跃进浪潮已是如此势不可挡，党的总路线已是如此深入人心，要是对人民公社、大跃进、总路线正面加以非难和反对，就会立即遭到人民群众的“迎头痛击”的。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觉悟更加提高了，这些人的任何花招手法都枉费心机。自出现大跃进局势以来，自建立人民公社以来，各种反社会主义的谬论，各种代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的意见，已被广大群众多次地驳倒了。
刘绍洲和蒋玉昌这两个事例，都是一定条件下阶级斗争的自然现象。不过，刘绍洲代表着农民的绝大多数，代表着农村占压倒多数的人坚决拥护社会主义的要求，而蒋玉昌则是代表富裕农民中的一小部分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反抗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留恋。他们的行动都带有浓厚的阶级本色。蒋玉昌不同于刘绍洲的地方，是他出身于生活较富裕的家庭，本人原是个小知识分子，虽当过几年干部，受过党和共青团的多年教育，但他的思想没有得到改造，因而他在当前农村的阶级斗争中，成为一小部分富裕农民反抗社会主义的代表，也就不足为奇了。
上述两个事例，又一次说明了这样一条真理：只要还存在着阶级区别，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政治影响和思想影响，阶级斗争就不会停止。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整个过渡时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斗争是波浪式的，高一阵，低一阵，再高一阵，再低一阵。直到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影响最后消灭为止。今年8、9月间，正是我国农村在实现人民公社化以后阶级斗争高一阵的时候，刘绍洲和蒋玉昌这两个正面和反面的代表人物，就在这个时候出现决不是偶然的。
既然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阶级斗争在一种新的规律和形式下进行着，那我们就没有理由不在一切建设事业中强调政治挂帅和党的领导的作用。事实上，没有任何一项建设工作不带有阶级斗争的性质和意义。甚至连技术改革这样的事，也不可能例外。近年来，我们在农村为贯彻“农业八字宪法”而进行的斗争同样说明了这一点。是些什么人阻挠“农业八字宪法”的贯彻呢？是些什么人反对深翻土地、反对合理密植和反对推广新式农具呢？考察起来，绝大多数场合是一部分富裕农民。他们反对这些，其目的是企图同党争夺农业生产的领导权。他们企图证明党和人民政府不能领导农业生产，企图证明农业生产没有党和政府的领导也能够发展。当然，党提出的“农业八字宪法”，也和其他一切政策措施一样，得到了绝大多数农民的积极拥护，并在农业生产中认真贯彻。实际情况是，近几年来我们在农业生产战线上，年复一年地获得大增产、大丰收，就是贯彻“农业八字宪法”的具体成果，也是农业技术改革方面阶级斗争的胜利成果，当然也是坚持党对农业生产的领导、坚持政治挂帅的胜利成果。
可见，新条件下的阶级斗争，是围绕着加强或削弱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的作用这一中心问题而展开的。既然如此，党提出的政治挂帅的方针，就更为重要了。既要在一切建设事业中实行政治挂帅，那么，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强调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相结合，以及培养一支忠于无产阶级事业、忠于社会主义的又红又专的新型知识分子队伍，就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了。
有些同志，似乎以为只要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革命便算大功告成。事实证明问题并不这么简单。社会主义革命在经济战线上取得了胜利还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不断地进行革命并取得胜利，才能保证巩固和发展经济战线上的胜利，才能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而高速度地向前发展。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所制定的社会主义革命总路线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以及为实行这些总路线所提出的一整套方针，无疑地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发展。历史已在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党的总路线和实行总路线的一整套方针，以及我们在贯彻党的总路线和这些方针中所取得的主要经验，其意义和影响将是非常深远的。我们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必须更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周围，团结在党的总路线的旗帜下，为争取1960年各项建设工作中的继续跃进和更大胜利，奋勇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