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于兆力 |
1960-01-01 00:00 |
争取和平斗争的大好形势
第5版()
专栏：
争取和平斗争的大好形势
于兆力
目前的国际形势正在继续向有利于和平的方向发展。帝国主义所制造的国际紧张局势，开始有了某种程度的缓和。我国人民和全世界绝大多数人都为此感到高兴。
这种局势的出现，完全证实了毛泽东同志在两年前所提出的“东风压倒西风”的著名论断。在1957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莫斯科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指出，国际形势到达了一个新的转折点，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优势，和平的力量对于战争的力量占了优势。这个转折点的标志，就是象征着苏联在科学技术方面遥遥领先的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成功，和象征着社会主义阵营和各国共产党团结的莫斯科会议的成功。
这种新局势开始出现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看得清楚的。帝国主义更不甘居下风，他们力图挽救自己的颓局。但是，历史继续给他们以惨痛的教训。经过了1958年的较量，妄图继续炫耀武力的美帝国主义又接连碰壁，并且使自己陷于空前孤立的地位。形势逼人，美国反动派在国际斗争力量对比和变化的面前，在全世界人民保卫和平斗争的浪潮面前，不得不考虑改变某些方面的对外策略。美国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人物，开始认识到，在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和强大的和平运动面前，继续采取老手法是不行了。
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一些统治势力被迫接受一部分缓和，放弃一部分紧张，并不是什么偶然的因素决定的。这是国际间斗争力量对比及其变化和发展的必然结果。
首先，以伟大的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强大无比，使得稍具常识的人都懂得，对待社会主义阵营，硬碰是要吃亏的。不但是全面战争不敢贸然发动，就是侵略朝鲜和越南的局部战争，也碰得头破血流，最后还是以帝国主义集团的可耻失败告终。由于世界人心的压力，即使在美帝国主义独占原子弹秘密的时期，好战分子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原子战争。何况美帝国主义的这种“原子优势”，只是昙花一现。苏联在军事科学技术方面扶摇直上，很快就把美国远远地抛在后边。在这种情况下，谁要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发动全面战争，很明显地，只能是自取灭亡，不会有其他结果。
其次，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民主运动是保卫世界和平的一支重要的力量。帝国主义一向利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作为它进行战争的后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民族民主运动普及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促使帝国主义殖民系统崩溃，并且还在继续崩溃，这样，就使得这个原来是帝国主义进行战争的后方，变成了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前线。什么神秘的大陆，什么憩静的后院，到处都是帝国主义脚下迸发的火山。帝国主义曾经在苏伊士运河地区发动过侵略，曾经在黎巴嫩、约旦发动过侵略，也曾经企图对古巴发动侵略，但是由于被侵略国家人民的抵抗，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者的计划都失败了。这种局势，迫使帝国主义集团不得不把主要的力量用在镇压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民主运动上去。
再次，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大众，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痛苦，不愿意再打仗，这是人心所向。世界和平的敌人，只是一小撮利欲熏心的好战集团，他们经常处在自己国家内部的不愿意战争的人民大众的包围之中。帝国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觉悟的工人阶级，尽管处在本国反动派的压迫之下，仍然坚定地站在保卫世界和平的前线上，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
在国际斗争中，人心的向背是经常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正是因为上述三种力量的联合斗争，这才束缚了帝国主义统治集团的手脚，迫使他们处于极端孤立和困难的境地。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矛盾重重，四分五裂。在这种形势下，帝国主义统治集团当中的一部分人，不得不为着自己的利益和命运，开始表示接受部分的缓和国际局势的主张，放弃部分的制造紧张局势的做法。甚至那些始终没有放松扩军备战政策的集团，有时也不得不把自己的皮画它一番，伪装出和平的姿态。
以美国统治集团来说，美国对外策略的部分改变，在前国务卿杜勒斯的遗策中已见端倪。杜勒斯临死以前，发表过三次重要的讲话。一次是1958年12月4日在加利福尼亚州商会发表“对远东的政策”的演说，另一次是1959年1月28日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一次秘密会议上发表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证词，最后一次是1959年1月31日在纽约州律师协会授奖宴会上发表题为“法律在和平事业中的作用”的演说。
杜勒斯在他的讲话中，对东风压倒西风、对世界力量的对比越来越不利于帝国主义的形势，表示了惊恐和不安。杜勒斯承认“由于现有的中苏集团（这是杜勒斯对社会主义阵营的诽谤性称呼）之内的经济的迅速发展，国际共产主义的努力得到了加强”。他承认，“无法阻止苏联成为经济和军事力量的日益强大的国家”。他也承认，中国正在“迅速地变成一个军事和工业强国”。杜勒斯于是主张，对待社会主义阵营，要用“法律和正义”来代替武力。这就是说，杜勒斯宣扬的“战争边缘”政策破产了，杜勒斯已经懂得，要标榜“和平”，要争取“和平旗帜”，要用“和平”的外衣把自己的侵略者面目掩藏起来。
当然，在杜勒斯的遗策中，“实力地位”政策始终占居主导的地位。他在标榜和平的同时，仍然叫嚷“决不能结束冷战”，否则帝国主义就要遭受失败。他亟力主张保持“报复力量”；主张在靠近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中驻扎美国军队，建立美国军事基地，维持这些国家的“具体可见的武力”；主张加强北大西洋公约等军事集团，“最大限度发展”所谓“集体防御”体系，夸耀全世界有五十多国参加了美国的这种“集体防御安排”；主张进行有限战争来对付所谓“共产主义的武力威胁”，实现所谓“不让共产主义取得外部胜利”，这就是说，要用武力来镇压资本主义世界的民族民主运动。
杜勒斯是把“和平战略”作为“战争战略”的补充手段提出来的。杜勒斯自己并不隐讳这一点。他在谈到“以法律和正义代替武力”时特别强调说，“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什么是“和平转变”呢？杜勒斯说，“基本上，我们希望鼓励苏联世界内部的演化，从而使它不再成为对世界上的自由的威胁，只管他们自己的事情，而不去设法实现共产主义化的目标和野心”。这正是杜勒斯所提出的“和平战略”的主旨。杜勒斯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暴露了美国霸占世界的战略和策略思想。这就是企图在标榜和平的条件下，利用渗透、腐蚀、颠复等等阴谋手段，来在社会主义各国内部实行资本主义复辟，达到美帝国主义用侵略战争达不到的目的：消灭社会主义阵营。这也就是所谓“和平取胜战略”。杜勒斯的遗策，就是两套手法，一个目的。两套手法，就是“和平战略”和“战争战略”同时并举，一面加紧进行新战争的准备，一面打起和平的招牌。一个目的，就是逐步消灭帝国主义的敌人——社会主义。
但是，杜勒斯并没有来得及实现这个两面政策便死去了。在杜勒斯死了之后，国际局势继续向着有利于和平、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加上苏联和平外交政策的成功，这才迫使美帝国主义不得不打起了和平的旗帜。美国统治集团的某些代表人物，比较懂得紧张局势不一定都对自己有利，因而主张放弃一部分紧张局势，愿意接受某些和缓，他们懂得这样做法，对自己更为有利一些。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美国政府首脑艾森豪威尔接受了苏联政府首脑赫鲁晓夫关于互相访问的建议，赫鲁晓夫同志成功地访问了美国，达成了举行讨论裁军和柏林问题及其他问题的最高级会议的协议，在裁军的程序性问题上也达成了某些协议。美国的宣传机关对苏联的谩骂减少了，较多地采用了和平的言词。这些都是国际局势趋向缓和的表现。这当然是可喜的现象。
但是，当全世界人民都在为国际局势趋向缓和而欢呼的时候，不能不看到，美国的有势力的集团仍然坚持对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冷战”政策，仍然无意削减武装力量，无意放松军备竞赛，无意撤销海外军事基地，也无意放弃侵略性的军事同盟，并且正在加紧进行战争准备。美国前任国防部长麦克耳罗伊说得很露骨：“自由世界不应由于苏联赫鲁晓夫总理和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会谈而在目前减少其武装力量。”“艾—赫会谈并没有在国际局势中产生任何特殊变化，以至有理由使美国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修改其军事安排。”
纽约“外交学会”1959年11月发表的题为“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目的”的研究报告中强调：美国必须有军事力量来支持它的外交政策。报告提出：
一、建立、保持和保护报复力量。
二、拥有机动力量。
三、一项研究和发展计划，这项计划将保证科学和技术方面的“能够对将来的军事任务作出有用的贡献”的一切可能的进展。
四、一项长远的军事援助计划，“来加强美国和它的盟国的世界防御地位”。
最近在巴黎召开的北大西洋集团会议上，美国国务卿赫脱一面表示赞成东西方最高级会议，并且宣称“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议可能是不够的。西方国家可能正在进入一个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在各级水平上进行谈判的时期”。但是，赫脱故意诬蔑苏联的和平外交政策，他说
“西方同苏联的谈判好像是打阵地固定的壕沟战”，“西方现在发现自己正在进入一个运动战的时期，而敌方的目标仍然不变。”赫脱颂扬杜勒斯，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杜勒斯对自由世界的防御的估计的中心”，他说“看不出共产党的目标有任何根本的改变。因此，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今后依靠的东西必须仍然是坚定和实力的地位。”在同一个会议上，美国新任国防部长盖茨继续叫嚷扩军备战政策，声称美国海、陆、空军继续驻在欧洲，北大西洋侵略集团是“美国政策的基石”，要它的盟国更多地分担费用，积极推销“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下制订一项制造中程弹道导弹的各国参加计划”，并且要“解决为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各地建立原子武器储存地点所牵涉的各种问题。”
甚至在艾森豪威尔总统新近的出国访问中，到处宣扬“在自由中的和平和友谊”，但是另一面也并没有忘记继续进行“冷战”。合众国际社1959年12月4日透露，艾森豪威尔在抵达罗马的当天，就同意大利总统格隆基讨论了“最主要的冷战问题”。在土耳其安卡拉，艾森豪威尔在拜亚尔的晚宴上说：“我们将不会背离我们的目标，也不会在我们的原则上妥协。”他在这次宴会上还叫嚷：“应付可能发生的一个紧急事件、一次侵略、一个决不会是我们制造的灾难。”合众国际社8日透露，“艾森豪威尔曾再三向土耳其保证，他认为西方必须保持强大而不得松劲。”他说，“西方现在松劲是没有理由的，西方必须保持实力地位。”艾森豪威尔到达巴基斯坦卡拉奇的时候，在机场上说：“我们希望合作以谋求和平和我们自己的共同安全，但是要从那个实力和安全的地位出发”。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希腊议会上的讲话中宣称：“必须在军事上、经济上和精神上保持强大，以赢得我们所要的具有友谊和自由的那种和平。”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西班牙，同法西斯余孽、西班牙独裁统治者佛朗哥的会谈，着重讨论了美国在西班牙的军事基地问题，在会谈公报中，公然宣称：“应当保持坚定的防御姿态”。艾森豪威尔总统到处都积极支持北大西洋公约的组织，中央条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强调“共同安全”和“合作”，进一步加强对仆从国的控制。
人们看到，在艾森豪威尔口吐“和平”烟霞的后面，仍然是美帝国主义所进行的最冷的“冷战”，即反对社会主义阵营和镇压民族民主运动的军事威胁和战争恫吓。美国正在把他们的核武器分布到许多外国领土上。它正在英国、西德、意大利、希腊、土耳其建立装有核弹头的中程导弹基地。美国也决定增加而不是减少对远东和中近东仆从国家的军事援助。美国除了加强北大西洋公约、中央条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等军事集团之外，还正在勾结日本反动派修改日美安全条约以建立美日的公开军事联盟，同时企图建立东北亚联盟等新的军事集团。所有这些侵略性军事集团最近都紧张地进行着挑衅性军事演习，大肆进行战争恫吓。美国武装西德和日本的计划，也正在加紧进行中。由此可见，美国在采取和平战略的同时，丝毫也没有放松战争战略。
苏联1959年11月27日出版的“新时代”杂志在“华盛顿面临抉择”的评论中，揭露了美国政府内外有着极有影响的势力，不愿意国际局势的缓和。文章提到“共和党纲领和进步委员会”今年秋天发表的关于美国内外政策的小册子中宣称：“美国对外政策的最终目的——就是自由世界……美国对外政策的最伟大的任务就在于保持和扩大各个个人和各个民族的自由。对外政策的任何方针都应当用下述标准来衡量：如果这一方针能促进自由事业，那末就遵循这一方针；如果有害于自由事业，那就把它抛弃”。“新时代”杂志给这个纲领性的文件作了正确的注释，指出：谁都明白，文件起草人所说的
“自由”和“自由世界”是指资本主义制度。由此可见，共和党的一些领导人认为他们对外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巩固美国的资本主义，支持还存在着资本主义的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而最后是要在资本主义已经不存在的那些国家里传播资本主义。
共和党领导机关对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首先是对苏联的态度就是由这样一个根本立场来决定的。共产主义被宣布为“对自由的最大威胁和对扩大自由的最大阻碍”。反对共产主义的斗争被宣布为美国对外政策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至于所谓“扩大自由”，那末正如起草人自己所写的那样，他们的这一术语指的是要“恢复那些被共产主义夺去了自由的人的自由”。可见，把社会主义国家从社会主义下面“解放”出来的臭名远扬的杜勒斯的较早的主张，并没有死去。
美国的所谓“和平”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关于外交政策的报告回答了这个问题。报告说：“和平不是单独的和简单的东西，它只能是一个国家整体政策的结果。”这个整体政策，就是发展同美国的政策相联系的“西半球和大西洋的共同体”。在发展这个共同体的同时，“必须对在历史上同欧洲连结在一起而现在被拉进苏联轨道去的那些国家和人民打开大门”，“决不能让共产党国家扩大它们的统治”。对于广大中间地带，则是通过“不知不觉的影响”，把它们纳入所谓“自由的世界秩序”。
事实证明，美国的有势力的人物，在高谈和平的时候，一刻也没有忘记，企图利用“和平转变”的手段，达到保存资本主义和消灭社会主义的目的。人们清楚的记得，在赫鲁晓夫同志访美的前夕，艾森豪威尔亲自参加并主持了所谓“被奴役国家周”。在本届联合国大会上，在美国的操纵下通过的可耻的所谓关于西藏和匈牙利的决议，充分暴露了美帝国主义在和平烟幕掩盖下的狼子野心。他们嘴里的“奴役”，就是消灭剥削制度的代名词，他们嘴里的“自由”，就是保存剥削制度的代名词，他们嘴里的“正义事业”和“自由的世界秩序”，就是要在社会主义世界实行资本主义的复辟，要在资本主义世界保存资本主义制度，从而阻止人类历史车轮的前进。
总而言之，人们可以从铁一般的事实中看到，美国的对外政策虽然有了某些策略上的改变，但是他们的根本政策还是两套手法（一套是积极准备战争，一套是打起和平旗号）一个目的（消灭社会主义）。
当然，他们的目的是一件事，他们能否达到目的却是另一件事。帝国主义者虽然还在念念不忘消灭社会主义，但是他们却永远达不到自己的目的，这个事实连西方一部分统治者也已经不能不承认了。
和平共处是伟大的列宁缔造的政策，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都以此为准则。列宁关于苏美和平共处政策的基础，用他的概括的语言来说，就是：“让美国资本家不要触犯我们。我们是不会触犯他们的。”①而实现这种和平共处，“我们这方面没有什么障碍。美国（以及其他国家）资本家方面的帝国主义才是障碍。”②直到今天，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问题，仍然是这样。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中，苏联和美国的和平共处本来是客观存在。除非战争狂人自取灭亡地发动侵略战争，势必要继续和平共处下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当帝国主义反动派反苏战争宣传甚嚣尘上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就揭露了这种反苏叫嚣在实质上不过是美国统治者反人民政策和对外扩张政策的一种烟幕弹。毛泽东同志指出：“苏联是世界和平的保卫者，是阻碍美国反动派建立世界霸权的强大因素，有了苏联，美国和世界反动派的野心就根本不能实现；因此，美国反动派非常痛恨苏联，确实梦想消灭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在目前，在这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的时候，美国反动派如此大吹大擂地强调美苏战争，闹得乌烟瘴气，就使人不能不来看看他们的实际目的。原来他们是在反苏的口号下面，疯狂地进攻美国的工人和民主分子，和把美国向外扩张的一切对象国都变成美国的附属物。我以为美国人民和一切受到美国侵略威胁的国家的人民，应当团结起来，反对美国反动派及其在各国的走狗的进攻。只有这个斗争胜利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才可以避免，否则是不能避免的。”③
战后的历史完全证实毛泽东同志的论断。人们可以清楚地记得，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炮声刚刚停止的时候，1946年3月5日，当时的帝国主义代言人丘吉尔，在富尔敦演说中，号召组织以进行反苏战争为目标的美英同盟，叫嚷“第三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的神话。是的，反苏反共是帝国主义反动派的本性，他们的确是真心实意企图组织进行反苏战争的。然而，这仅仅是他们的一个主观愿望。他们虽然也力图实现这个愿望，但是，至今仍然是事与愿违。现在看来，具有这个愿望和实现这个愿望之间的距离，不是缩短了，而是扩大了。一部分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人物，也不得不承认和平共处的事实。
帝国主义的战争计划之所以能够被阻止和推迟，正是由于全世界人民团结一致，为和平而斗争，为反侵略而斗争，为反帝国主义而斗争的结果。为了保卫和平运动的利益，就必须继续鼓励世界人民的斗志，依靠全世界人民群众，通过广泛的正义的斗争来谋求和平，维护和平。和平的敌人还在猖狂地活动，必须揭露这些敌人的阴谋，揭露这些敌人的弱点，使人民群众认识他们的真相，有充分的勇气和信心去战胜他们，而不是害怕他们，向他们乞求和平。
在战后时期，毛泽东同志经常指出：“我们应当在自己内部肃清一切软弱无能的思想。一切过高估计敌人力量与过低估计人民力量的观点，都是错误的。”④毛泽东同志1947年底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讲过这样一段话：“我们和全世界民主力量一道，只要大家努力，一定能够打败帝国主义的奴役计划，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使之不能发生，推翻一切反动派的压迫，争取人类永久和平的胜利。我们清醒地知道，在我们的前进道路上，还会有种种障碍，种种困难，我们应当准备对付一切内外敌人的最大限度的抵抗与挣扎。但是，只要我们能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信任群众，紧紧地和群众一道，并领导他们前进，我们是完全能够超越任何障碍与战胜任何困难的，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⑤时间过去了十二年，这段话依然充分保持着它的力量。在日益走向胜利的争取和平的事业中，我们应当永远抱着这样的勇气和信心前进。“答美国‘纽约晚报’记者问”。
①②“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一版，第333页。
③“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一版，第16—17页。
④“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解放社1949年11月第四版，第33页。
⑤同上书，第34页。
（原载“红旗”杂志1960年第一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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