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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02-29 00:00 |
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看待新生事物
第2版()
专栏：
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看待新生事物
编者按 如何看待新生事物，是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区别之一。为了帮助读者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这个问题的观点，现在我们选录了一部分材料，供读者参考。马克思主义者根据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根据对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理解，认为新生事物是一定要胜利的，新生事物一定会代替旧事物。但是新生事物成长、壮大的过程，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充满严重斗争的过程。在新生事物的成长、壮大的过程中，部分的缺点和错误是难免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新生事物应当采取热情对待、坚决保护和积极扶植的态度，而绝不应当采取冷淡、讥讽、指责以至打击的态度。正是基于新生事物必然胜利的信心，马克思主义者坚决反对对新生事物的悲观主义，提倡革命的乐观主义。
新生事物一定要胜利
难道穷人的起义会在贫困和贫困的根源消灭以前停止吗？这是不可能的。承认这种事情就等于否认全部历史经验。……只有后一种假设才是可能的，也就是说，即将到来的社会革命不会不触动匮乏和穷困、愚昧和罪恶的真正根源，因而它一定会实现真正的社会改革。而这就只有靠宣布共产主义的原则才能实现。……即将到来的社会革命将以共产主义原则的实现而告终；别的可能性是不会有的。
（恩格斯：“在爱北斐特的演说”1845年。“马恩全集”第二卷第624——625页。）
共产党人认为隐秘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是件可鄙的事情。他们公开声言：他们的目的只有用强力推翻全部现存社会制度才可以达到。让那些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革命中只会失去自己颈上的一条锁链。他们所能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8年。“马恩文选”两卷集第一卷第41页。）
马克思完全相信“宣言”上所提出的那些原则终究会获得胜利，他完全信赖于共同行动和共同讨论必定会使工人阶级的智慧发展起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当四十二年前我们在巴黎革命，即在无产阶级带着本身要求发动起来的第一次革命前夜向世界上发出这个号召时，响应者还是寥寥无几。可是，1864年9月28日，大多数西欧国家中的无产者已经联合成为流芳百世的国际工人协会了。固然，国际本身只存在过九年之久。但它所创立的全世界无产者永久的联合依然存在，并且比先前任何时候更加坚固，而今天这个日子就是最好不过的证明。因为今天我写这个序言的时候，欧美两洲无产阶级正在检阅着自己的战斗力量，它们第一次在一个旗帜下动员成为一个军队，以求达到一个最近的目的，即在法律上确立早已由国际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宣布，尔后又经1889年巴黎工人国际代表大会再度宣布过的八小时标准工作日。今天的情景定会使全世界资本家和地主们知道：全世界的无产者现在真正已经联合起来了。
呵，如果马克思今天还能同我站在一起亲眼看见这种情景的话！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90年德文版序摘录。“马恩文选”两卷集第一卷第5—7页。）胜利是属于被剥削者的，因为生活是属于他们的，数量的优势、群众的力量是属于他们的，一切奋不顾身的、有思想的、诚实的、勇往直前的、正在觉醒过来建设新事物的，蕴藏着无穷的精力和天才的所谓“老百姓”，即工人和农民的那种取之不尽的力量是属于他们的。胜利一定是他们的。
（列宁：“被旧事物的破产吓坏了的和为新事物而斗争的”，1917年。“列宁全集”第26卷第377页。）
共产主义者应当知道，未来无论如何是属于他们的，因此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在伟大的革命斗争中把最大的热情和最冷静最清醒的估计结合起来，即冷静地清醒地估计到资产阶级的疯狂挣扎。1905年，俄国革命被残酷地扑灭了；1917年7月，俄国布尔什维克被击败了；一万五千多德国共产党人，被谢德曼和诺斯克协同资产阶级和君主派将军们用欺诈的阴谋诡计和挑拨手段杀害了；芬兰和匈牙利的白色恐怖正在肆无忌惮地横行着。然而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在所有的国家里，共产主义运动都在经受锻炼和日益发展着；它已经如此根深蒂固，摧残和迫害削弱不了它，困顿不了它，反而加强了它。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83页。）
生活中新产生的、一天天成长的东西是不可克服的，要阻止它的前进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说，例如无产阶级，既然它作为一个阶级已在生活中产生并且一天天成长起来，那末不管它今天怎样弱，怎样小，归根到底是会胜利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在成长、壮大、前进。反之，生活中衰老的、走向坟墓的东西是必遭失败的，哪怕它今天还显得是一个强壮的力量。这就是说，例如资产阶级，既然它在逐渐失去立足的基地，日益向后倒退，那末不管它今天还怎样强，怎样大，归根到底是必遭失败的。为什么呢？因为它作为一个阶级已在腐朽、削弱、衰老而成为生活中的累赘。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1906年。“斯大林全集”第一卷第275页。）
所谓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释，这点是许多同志的共同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10页。）
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思想体系和任何别的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进了历史博物馆的东西了。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已有一部分进了博物馆（在苏联）；其余部分，也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快进博物馆了。惟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79页。）
我们宣传大会的路线，就是要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起一个信心，即革命一定要胜利。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但这还不够，还必须使全国广大人民群众觉悟，甘心情愿和我们一起奋斗，去争取胜利。要使全国人民有这样的信心：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不是反动派的。中国古代有个寓言，叫做“愚公移山”。说的是古代有一位老人，住在华北，名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门南面有两座大山挡住他家的出路，一座叫做太行山，一座叫做王屋山。愚公下决心率领他的儿子们要用锄头挖去这两座大山。有个老头子名叫智叟的看了发笑，说是你们这样干未免太愚蠢了，你们父子数人要挖掉这样两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说：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两座山虽然很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会少一点，为什么挖不平呢？愚公批驳了智叟的错误思想，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感动了上帝，他就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了。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毛泽东：“愚公移山”1945年。“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101—1102页。）
河北省有一个很小的合作社只有六户，三户老中农坚决不想再干下去，结果让他们走了；三户贫农则表示无论如何要继续干下去，结果让他们留下，社的组织也保存了。其实，这三户贫农所表示的方向，就是全国五亿农民的方向。一切个体经营的农民，终归是要走这三户贫农所坚决地选择了的道路的。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1页。）
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蠢人的行为的一句俗话。各国反动派也就是这样的一批蠢人。他们对于革命人民所作的种种迫害，归根结底，只能促进人民的更广泛更剧烈的革命。难道沙皇和蒋介石对于革命人民的种种迫害，不就是对于伟大的俄国革命和伟大的中国革命起了这样的促进作用吗？
（毛泽东：“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
新生事物的成长一定要经过斗争
伟大的俄国革命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历史活动不是?瓦大街的人行道。谁认为只有无产阶级革命一帆风顺，只有各国无产者一下子就采取联合行动，只有事先得到不会遭到失败的保证，只有革命的道路是宽阔、自由和笔直的，只有在取得胜利以前不会遭到暂时的重大牺牲，不会“被围困在碉堡内”，或者不会通过最窄狭、最难走、最曲折和最危险的山间小道，谁认为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可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谁就不是革命者，谁就没有摆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迂腐气，谁就会在实际上常常滚入反革命的资产阶级阵营，像我国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以及（虽然少些）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那样。
（列宁：“给美国工人的信”，1918年。“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49页。）
在我们生活中总是有某种东西在衰亡。但衰亡着的东西不愿意轻易地死去，它们要为自己的生存而挣扎，坚持自己腐朽的事业。
在我们生活中也总是有新的东西在生长，但生长着的东西也不是轻易地生长起来的，它们叫着，喊着，坚持自己生存的权利。
旧的东西和新的东西之间的斗争，衰亡着的东西和生长着的东西之间的斗争，——这就是我们的发展的基础。
（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1927年。“斯大林全集”第十卷第283—284页。）
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新事物，它的出生，是要经过同旧事物的严重斗争才能实现的。社会上一部分人，在一个时期内，是那样顽固地要走他们的老路。在另一个时期内，这些同样的人又可以改变态度表示赞成新事物。
（毛泽东：“‘他们坚决选择了合作化的道路’一文按语”，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第37页。）
农业合作化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严重的思想的和政治的斗争。每一个合作社，不经过这样的一场斗争，就不能创立。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要从旧制度的基地上建立起来，它就必须清除这个基地。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合作社建立以后，还必须经过许多的斗争，才能使自己巩固起来。
（毛泽东：“‘严重的教训’一文按语”，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第123—124页。）
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总是要伴随一场大喊大叫的，这就是宣传新制度的优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使我国五亿多农民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种惊天动地的事业，不可能是在一种风平浪静的情况下出现的，它要求我们共产党人向着背上背着旧制度包袱的广大的农民群众，进行耐心的生动的容易被他们理解的宣传教育工作。
（毛泽东：“‘一个整社的好经验’一文按语”，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第706页。）
富裕中农之所以敢于宣传鸡毛不能上天一类的从古以来的真理，就是因为合作社还没有增产，穷社还没有变成富社，个别的孤立的合作社还没有变成成千成万的合作社。就是因为党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宣传合作化的好处。还没有明确地指出“鸡毛不能上天”这个古代的真理，在社会主义时代，它已经不是真理了。穷人要翻身了。旧制度要灭亡，新制度要出世了。鸡毛确实要上天了。在苏联，已经上天。在中国，正在上天。在全世界，都是要上天的。我们的许多地方党组织没有能够给贫苦农民以坚决的支持，也不能完全怪他们，上面还没有给机会主义思想以致命的打击，还没有给合作化做出全面的规划，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加强对于这个运动的领导。一九五五年，我们做了这些工作，几个月工夫，形势就完全不同了。站在那里看的广大群众，一批一批地站到合作化这边来了。富裕中农也改变了腔调。有些要求入社，有些准备入社。最顽固的，也不敢议论鸡毛能不能上天的问题了。地主和富农，一点神气也没有了。
（毛泽东：“‘谁说鸡毛不能上天’一文按语”，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第778—799页。）
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在社会主义事业中，要想不经过艰难曲折，不付出极大努力，总是一帆风顺，容易得到成功，这种想法，只是幻想。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
必须坚决保护新生事物，不要怕它有缺点
一切发展中的事物都是不完善的，而发展只有在死亡时才结束。这样，把人弄死以求摆脱这种不完善状态应该是最合情理的了。至少辩论人在企图扼杀出版自由的时候是这样推断的。在他看来，真正的教育在于使人终身处于襁褓之中，因为人要学会走路，也得学会摔跤，而且只有经过摔跤他才能学会走路。但是，如果我们都成了襁褓儿，那末谁来包扎我们呢？如果我们都躺在摇篮里，那末谁来摇我们呢？如果我们都成了囚犯，那末谁来做看守呢？
无论是单独的人或是群众中的一分子，生来都是不完善的。
〔原则是没有争论的〕。就算是这样吧！但是由此应当得出什么结论呢？我们的辩论人的议论是不完善的，政府是不完善的，省议会是不完善的，出版自由是不完善的，人类生存的一切活动范围都是不完善的，可见只要有任何一种活动范围由于这种不完善而不应当存在，那就是说，其中没有一种活动范围是有权存在的，就是说，人根本没有生存权利。
（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评论（第一篇论文）”，1842年。“马恩全集”第一卷第60—61页。）
每一个新参加运动的国家所必须采取的最重要的第一个步骤，往往是使工人组织成独立的政党，不管是怎样组织起来的，只要它是一个真正的工人政党。这一步已经实现得比我们所能期待的迅速得多了，这是主要的一点。至于这个党的最初的纲领还很紊乱还很不能令人满意，它打起了亨利·乔治的旗帜，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缺点，但也不过是暂时的缺点。群众一定有时间和机会来改进，只有在他们有了自己的运动的时候——不论什么形式，只要他们自己的运动——才能有这样的机会，因为在这样的运动中，他们能由于自己的错误而有所进步，从自己的经验中取得教训。
（恩格斯“给左尔格的信”，1886年。“马克思恩格斯给美国人的信”第193页。）
在我们的工人自1878年起经受了光辉的考验以后，我无条件地相信他们，而且只相信他们。他们正像任何大党一样，不能避免犯个别的错误，甚至可能是大的错误。要知道，群众只是从自己错误的后果中学习，从自身的感受中取得经验，但是这一切将得到克服，而且在我们这里比任何别的地方都容易得到克服，因为我们的青年真正具有不可摧毁的健康。
（恩格斯：“给施米特的信”，1890年。“马恩全集”俄文版第二十八卷第234页。）
当然，我们根本没有想以这种缺乏锻炼来责备当时的活动家们。但是，为了总结运动的经验，并且从这个经验中求得实际的教训，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各种缺点的原因和意义。……只要任务提得正确，只要有不屈不挠地实现这些任务的毅力，那末暂时的失利就不过是一种小小的不幸。革命的经验和组织工作的灵活性，是可以学到的东西。只要有养成这些必要品质的愿望就行！只要能够认识到自己的缺点就行，因为在革命事业中，认识到自己的缺点就等于改正了一大半！
（列宁：“怎么办？”，1902年。“列宁全集”第五卷第344—345页。）
是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估计革命时机很快到来这一点上，在希望革命（例如1848年的德国革命）获得胜利这一点上，在相信德国“共和国”很快就成立这一点上（“誓为共和国而死”，——恩格斯回忆他1848—1849年期间参加争取帝国宪法的战役的情绪时这样写过），有很多错误，而且常常犯错误。……但是一直在努力提高并且已经提高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水平，使他们超出日常细小的任务范围的两个伟大的革命思想家所犯的这种错误，同大叫大嚷，信口开河，妄说革命是无谓忙碌，革命斗争徒劳无益，反革命的“立宪”幻梦妙不可言的那些官场自由派的拙劣的智慧比较起来，要高尚千倍，伟大千倍，在历史上宝贵千倍，正确千倍……
（列宁：“‘约·菲·贝克尔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俄译本序言”，1907年。“列宁全集”第十二卷第362页。）
让卖身投靠资产阶级的报刊大声喊叫我们革命所犯的每一个错误吧。我们不怕有错误。人们并不会因为革命开始而变成圣人。劳动阶级多少世纪一直受压迫，受折磨，处于贫穷、愚昧、粗野的境地，他们进行革命是不会不犯错误的。而资产阶级社会的死尸，正如我有一次指出的，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到地下的。被打死的资本主义会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败坏空气，毒化我们的生活，从各个方面用陈腐的死亡的东西包围新鲜的、年轻的、生气勃勃的东西。
资产阶级及其走狗（其中包括我国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大声喊叫我们犯了错误，在一百个错误后面就有一万个伟大而英勇的行动，这些行动是平凡的，不显著的，是隐藏在工厂区或偏僻乡村的日常生活中间的，是由不习惯（也没有可能）大声喊叫自己的每个成绩的人们做出来的，因此，这些行动显得更加伟大，更加英勇。
即使事情完全相反（虽然我知道这种假定是不合事实的），即使我们每有一百个正确行动就有一万个错误，我们的革命仍然会是而且在世界历史面前一定会是伟大的，不可战胜的，因为这不是由少数人，由富人、由有教养的人，而是第一次由真正的群众、由广大的大多数劳动者自己来建设新生活，用自己的经验来解决社会主义组织的最困难的问题。在这件工作中，在这个千百万普通工人和农民改造他们整个生活的真心实意的工作中所犯的每一个错误，都抵得上剥削者少数的一千个、一百万个“没有错误的”成就，在欺哄劳动者方面得到的成就。因为工人和农民只有通过这样一些错误，才能学会建设新生活，才能学会不要资本家而独立进行管理，才能给自己打通一条通过千万重障碍而到达社会主义胜利的道路。
（列宁：“给美国工人的信”，1918年。“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53—54页。）
当新事物刚刚诞生时，旧事物在相当时期内总是比新事物强些，这在自然界或社会生活中都是常见的现象。讥笑新的幼芽软弱，抱着轻浮的知识分子的怀疑态度等等，——这一切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手段，是保护资本主义而反对社会主义。我们应当缜密地研究新的幼芽，极仔细地对待它们，尽力帮助它们成长，并“照护”这些柔弱的幼芽。其中有一些是不免会死亡的。不能担保说，“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就会起特别重要的作用。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支持各种各样新的幼芽，生活本身会从中选出最富有生命力的幼芽。一位日本学者，为了帮助人们战胜梅毒，耐心地试验了605种药品，直到制出满足一定要求的第606种药品为止，可见要想解决战胜资本主义这一更困难的任务的人们，也应该具有坚韧不拔的精神来试验几百以至几千种新的斗争方法、方式和手段，直到得出最适当的办法为止。
（列宁：“伟大的创举”，1919年。“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387页。）
几百年来，国家都是按照资产阶级类型建立的，现在第一次找到了非资产阶级的国家形式。也许我们的机关还不好，但是据说，最先发明的那架蒸汽机也是不好的，甚至不知道它是否开动过。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已经有了这种发明。纵然头一架蒸汽机从外形来看是不适用的，可是现在却有了火车头。纵然我们的国家机关非常不好，但它还是建立起来了，已经有了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无产阶级类型的国家已经创立；全欧洲，千万家资产阶级报纸都说我们这里乱七八糟，贫困不堪，劳动人民只有苦吃，就让它们宣传去吧，反正世界上所有的工人是向往苏维埃国家的。这就是我们所获得的不可剥夺的伟大成果。……全部关键在于：我们应当坚决地、明确地、冷静地分清楚，哪些是俄国革命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功绩，哪些是我们还作得很不好、还没有建立起来或者还需要作多次改造的东西。
（列宁：“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1922年。“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266—267页。）
我们的困难不是衰落中的困难或停滞中的困难，而是增长中的困难，高涨中的困难，前进中的困难。这就是说，我们的困难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困难根本不同。在美国，当人们谈到困难的时候，指的是衰落中的困难，因为美国现在正经受着危机即经济衰落。在英国，当人们谈到困难的时候，指的是停滞中的困难，因为英国已经有好几年处于停滞状态，即停止向前发展。而当我们谈到我国的困难的时候，指的既不是衰落，也不是发展中的停滞，而是我国力量的增长，我国力量的加强，我国经济的前进。到某某时候前进多少，多制造出百分之几的产品，多播种几百万公顷的土地，提前几个月建成工厂、筑好铁路，——这就是我国当人们谈到困难时所指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的困难和美国或英国等国的困难不同，我们的困难是增长中的困难，是前进中的困难。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我们的困难是这样一些困难，它们本身就包含着克服它们的可能性。这就是说，我们的困难的特点在于它们本身就给我们造成克服它们的基础。
（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1930年。“斯大林全集”第十二卷第266页。）
我们要反对那些所谓“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反革命议论，尤其要注意不可做出帮助土豪劣绅打击贫农阶级的错误行动。事实上，贫农领袖中，从前虽有些确是有缺点的，但是现在多数都变好了。他们自己在那里努力禁牌赌，清盗匪。农会势盛，地方牌赌禁绝盗匪潜踪。有些地方真个道不拾遗，夜不闭户。据衡山的调查，贫农领袖百人中八十五人都变得很好，很能干，很努力。只有百分之十五，尚有些不良习惯。这只能叫做“少数不良分子”，决不能跟着土豪劣绅的口白，笼统地骂“痞子”。要解决这“少数不良分子”的问题，也只能在农会整顿纪律的口号之下，对群众做宣传，对他们本人进行训练，把农会的纪律整好，决不能随便派兵捉人，损害贫农阶级的威信，助长土豪劣绅的气势。这一点是非常要注意的。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3页。）必须坚决反对对新生事物的悲观主义
为了争取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英国中等阶级不是经过了四十八年的、德国中等阶级不是经过了四十年的空前的斗争么？在复辟了的帝制自以为比前此更加巩固的那一瞬间，不就是中等阶级胜利最密迩的时候么？把革命归咎于少数煽动者之恶意的那种迷信时代，是早已过去了。现在每个人都知道，凡有革命骚动的地方，必有一种社会要求为背景，这种要求为陈旧的制度所阻挠，不能得到满足。这种要求也许还未被人民普遍地强烈地感觉到，足以保证立即得到胜利，但一切用暴力压迫它的企图，只有使它愈加有力，直到打破它底枷锁为止。所以，如果我们是被打败了，我们就只有再从头干起。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1851年。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页。）
最后的胜利是不成问题的，不过现在走弯路以及发生暂时和局部的迷茫（虽然这本来也是难免的）的可能将比以前多得多。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应该克服它们，而且我们就是为克服它们而生的。正因为如此，我们永远不会丧失勇气。
（恩格斯“给弗·阿·左尔格的信”，1883年。“回忆马克思、恩格斯”第402页。）
其实，任何人只要多少能够从历史上来观察事物，就一分钟也不会怀疑，目前的紊乱状态是过渡状态，是从旧到新的过渡状态，是新事物不断成长的状态。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的初稿，1918年。“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192页。）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剩下的一点小小的力量，若仅依据某些现象来看，自然要使同志们（作这样看法的同志们）发生悲观的念头。但若从实质上看，便大大不然。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这在五卅运动及其以后的大革命运动已经得了充分的证明。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
（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03页。）
在转移中，红军本身又有很大的削弱。如果我们拿着整个局面中的这一方面来看，敌人是得到了暂时的部分的胜利，我们是遭遇了暂时的部分的失败。这种说法对不对呢？我以为是对的，因为这是事实。但是有人说（例如张国焘）：中央红军失败了。这话对不对呢？不对。因为这不是事实。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一个虾蟆坐在井里说：“天有一个井大。”这是不对的，因为天不止一个井大。如果它说：“天的某一部分有一个井大。”这是对的，因为合乎事实。我们说，红军在一个方面，（保持原有阵地的方面）说来是失败了，在另一个方面（完成长征计划的方面）说来是胜利了。敌人在一个方面（占领我军原有阵地的方面）说来是胜利了，在另一个方面（实现“围剿”“追剿”计划的方面）说来是失败了。这样说才是恰当的，因为我们完成了长征。
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谁怀疑我们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谁就会陷进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44—145页。）
遵化县的合作化运动中，有一个王国藩合作社，二十三户贫农只有三条驴腿，被人称为“穷棒子社”。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在三年时间内，“从山上取来”了大批的生产资料，使得有些参观的人感动得下泪。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
（毛泽东：“书记动手、全党办社”一文按语，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第5页。）
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老子在二千年以前就说过：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日本打到中国，日本人叫胜利。中国大片土地被侵占，中国人叫失败。但是在中国失败里面包含着胜利，在日本的胜利里面包含着失败。历史难道不是这样证明了吗？
矛盾着的对立的双方互相斗争的结果，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转化。世界上最愿意改变自己地位的无产阶级，其次是半无产阶级，因为一则全无所有，一则有也不多。现在美国操纵联合国的多数票和控制世界很多地方的局面只是暂时的，这个局面总有一天要起变化。中国的穷国地位和在国际上无权的地位也会起变化，穷国将变为富国，无权将变为有权——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在这里，决定的条件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团结一致的奋斗。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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