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太岁头上动土”

第7版()
专栏：

论“太岁头上动土”
繁星
“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可见“太岁”是个极厉害、极凶恶的东西，谁都动不了它；如果动了，就会自己倒霉。
“太岁”是个什么东西，考据家们倒不妨去考证考证。看来这东西在中国的书上出现得很早，《尔雅》上就有“太岁在甲”、“太岁在寅”的说法。据说它是天上的一颗星，它所在的方位，就是凶方，“太岁”当头，人们动不得土，盖不得房屋，不能结婚成亲，连家也搬不得。倘使干了这些，就叫冲犯了“太岁”，不死亦伤。可见它实在厉害。
但是也有始终不相信“太岁”，不怕冲撞“太岁”的硬汉子。一千八百多年前，东汉有个王充，写过很多破迷信，“疾虚妄”的书，他就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叫《难岁篇》，开宗明义，说这是“俗人险心，好信禁忌。”干脆不承认世界上有“太岁”这个东西，说它不过是“日月积聚之名耳，何故有神”？“实无凶祸，而虚禁南北，岂不妄哉”！
但是，直到今天，还有人总相信自己的头上有什么“太岁”，“或在人之东西，或在人之南北，不在天上，就在地下，不是今时，就是古代，不是在头顶上，就是在脑袋中，总有个什么“太岁”摆在那里，使自己手足蜷缩，不敢动弹。如果有人在旁大喝一声：没有什么“太岁”，你尽管走动走动吧。他也会吓得面无人色，四肢发软，嘴里打着哆嗦：“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太岁”不过是个“禁忌”，“俗人”不过是些迷信神鬼的傻瓜，看来都是很可笑的。“无从横负乡（向），皆中伤焉”，世界上哪有这样一个东西，又哪有这样迷信的蠢人？但是这种“禁忌”确实有，这种“俗人”也确实存在。恩格斯把世界上的一切宗教和迷信作过一番分析，说一切的宗教、迷信，都是支配着人们的外界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一个幻想的反映。这种外界力量，最初是自然界，随后“出现了社会力量”。对这种“社会力量”，人们也像当初看见自然力量无从索解一样，以为是它支配着人，是不可抗御的。这样就使神的自然属性同社会属性综合为一体，变成了“一个万能之神的上帝”（见《反杜林论》）。
这就是说，迷信的内容或对象不只有自然力量，而且还有社会力量。
在外国，这个有自然属性又兼有社会属性的东西，叫“上帝”。同样的，在中国也有这样一个兼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东西，恐怕就得称为“太岁”。不过不知道中国的“太岁”什么时候出过洋、留过学，带回了一身洋气，本来是个土“太岁”，现在也身兼洋“太岁”，一身二任。相信土“太岁”也相信洋“太岁”的人很不少，不但有迷信鬼神的和尚、道士、主教、神甫、牧师——现在称为宗教职业者，而且也有一些虽不迷信鬼神，却迷信“禁忌”的人，这是王充的所谓“俗人”。
这类“俗人”多数是有学问或有其他精神财产的人。因为他们有精神财产，所以好信
“禁忌”。不信禁忌的不能叫“俗人”。凡是不信“禁忌”，不怕“太岁”的人，大抵是些一穷二白的“穷棒子”，因为“穷则思变”。
“俗人”和“穷棒子”是两种思想和两种世界观的代表者。“俗人”好信禁忌，“穷棒子”不信禁忌；“俗人”头上都有个“太岁”，或者是土“太岁”，或者是洋“太岁”，而“穷棒子”的头上却什么“太岁”都没有：说话、走路、搬家、结婚以至革命或生产劳动，他们都敢想、敢说、敢干，不相信什么“抵太岁之冲”，“触而为害”。
“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这就是“俗人”们的想法和说法。你说中国和外国的文学遗产都要批判地接受，俗人们一听就吓慌了：它们是人类文化的最高峰，高不可攀，你们自己的文学作品，离开它们还差十万八千里，却批判人家，这不是“太岁头上动土”？文学遗产，不论是封建地主阶级的，还是资产阶级的，在这些人的眼中看来，都是当头的“太岁”，动不得土。
如果说，在哲学上要批判唯心主义的大师黑格尔和康德，怎么样呢？凡是学过这两位大师的哲学的，只要听你一提这两人的姓名，就手足失措，心惊胆裂，赶忙摇手劝说：马克思不是说过黑格尔的辩证法中也有“合理的内核”，恩格斯不是也赞美过康德的“一般自然历史和天体理论”，“把僵硬的自然观打开第一个缺口”吗？你去批判他们，不是在“太岁头上动土”？
在自然科学上，土“太岁”虽也有，但是看不入眼，洋
“太岁”却成千上万。牛顿的力学，摩尔根的遗传学，一个是物理学上的“太岁”，一个是生物学上的“太岁”，“太岁头上”谁敢动土？
教育学或教学方法上也有“太岁”，土的已经丢弃了，洋的“太岁”却还在当头。一个“大教育学”的权威作者夸美纽斯，你就难以超过他的伟大。他的一条“量力性原则”，就是教学上的“太岁”，你敢在“太岁”头上去动土？
生产技术上的“太岁”，也多得很，头一个太岁是洋机器，洋机器也成了“太岁”。洋机器生产效率高，是不错的，是不是还可以百尺竿头，再闹点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把效率提得更高一些呢？“俗人”们会出来摇手劝止：这是人家最新的科学技术成就，效率已经是最高限度了，人家只能达到这个程度，你偏要求更高，这不是“太岁头上动土”？
大型洋法炼钢之外，也用点小型洋法或者土法炼钢，可以多炼些，行不行呢？那不行，大型洋法炼钢，产量高，成本低，你的小洋群或小土群是“落后”的生产方法，“得不偿失”，怎能赶得上它？大型洋法炼钢炉，也成了“俗人”们头上的“太岁”，动不得土。
自然科学是要学的，但是自然科学不是在天上的星星和月亮，而是从土地上长出来的。虽然不懂得植物学、土壤学、化学、动物学、遗传学，但是凭一群农民土专家的经验和干劲，是不是也可以发展农业生产，提高农牧业的产量，进行一些农牧业的技术改革呢？我亲耳听过一位农业科学专家口沫横飞地侃侃而谈：“科学到底是科学，蛮干是不行的”。科学是农业生产上的“太岁”。“太岁”多得很，不敢在
“太岁”头上动土的“俗人”也似乎多得很。
毛主席采用群众的口语，把一切不信“禁忌”，敢想、敢说、敢干的人称为“穷棒子”，说中国有六万万个“穷棒子”。毛主席在《介绍一个合作社》的短文中，解释穷和白的好处是：“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
什么是“负担”？负担就是前面说过的，“俗人”们头上的“太岁”。没有负担，就是头上没有“太岁”的人，自然敢想敢说敢干，不怕“抵太岁凶，负太岁亦凶”。他们不但不相信什么“太岁”，而且不相信“鸡毛不能上天”这个古代真理。他们对一切“俗人”们的禁忌，采取“疾虚妄”的态度，像王充一样，斥道：“岂不妄哉”！
当然，现在的“穷棒子”不会这样文绉绉的说什么“岂不妄哉”。照他们的口吻，大约是说：什么太岁头上不能动土废话，偏要动动看！
王充恐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跟“太岁”为难的人，所以他写《难岁篇》。他不但不信神和鬼，连任何有自然属性或社会属性的“太万岁”都不信。汉朝是独尊儒学，罢黜百家的时代，他却一连写了好多篇非难儒书、儒学的文章，“问孔”、“非韩”、
“刺孟”，是提名指姓的批驳这三位“圣贤”。他说：“世儒学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专精讲习，不知难问”。所以他提出许多问难，把“圣贤之言”，剥得不成样子。
他不过是个小官吏，穷书生，虽否定过“太岁”的存在自己倒也活到七十三岁才死。
“太岁”都拿他无可奈何。
算算中国的和外国的历史人物，哲学家、文学家、史学家、科学家，无论哪一行、哪一业、哪一学科，不信“禁忌”，不怕在太岁头上动土的“穷棒子”，真可以数出一大批。但是不论历史上的“穷棒子”，破除了多少迷信，在“太岁”头上挖动了多少土，总比不上今日中国六万万翻了身的穷棒子人才辈出。只读过五年书的技工王崇伦，敢和时间赛跑；只读过三年书的工人技术员蔡祖泉，成了高真空精密仪器制造的专家；二十一岁的化验工孙守纲，制成质量优越的矽胶；不过初中程度的农村青年李始美，成了白蚁专家、中山大学的教授；只读过两年书的看牛娃和技工王治海，解放以后，在一个农业研究所当技工，竟揭开水稻害虫褐飞虱的越冬秘密，把外国权威的昆虫学家研究了十四年的结论，一举推翻；二十三岁的青年农民周汉华，只读过四年书，用水稻同高粱远缘杂交，试验出五个优良水稻品种。这不但是农业上的非凡的创造，而且最重要的是打破了遗传学的长期“禁忌”。生物不能远缘杂交，这是生物学中的一个“太岁”，而这个“太岁”被一个二十三岁的农民不仅动了它的土，而且挖了它的根。
像这样打破迷信、在“太岁”头上动土的
“穷棒子”，我们实在太多，多得数不尽。
一种人，就是所谓“俗人”，好信“禁忌”，“东西南北，皆逢触人”，不敢在“太岁”头上动任何一点土，因此蜷着四肢，低头缩颈，什么事都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动、不敢干。这是为什么呢？刘少奇同志对这些人作过很真切的描绘。他说：“不少人的精神状态还带着被压迫者的烙印，头脑里还装满了种种迷信、恐惧和自卑感。他们不是鼓足干劲，而是萎靡不振，不是力争上游，而是甘居下游。”
另一种人，就是毛主席所说的六万万“穷棒子”，他们不但不信禁忌，而且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也能够在“太岁”头上动土，动了，也毫无“凶祸”，也不害怕什么“凶祸”。这是为什么呢？毛主席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这本书中的一段按语，回答了这个问题：
“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
太岁头上能不能动土呢？我说：好信禁忌的“俗人”是不能动土的；不信禁忌的“穷棒子”，就能够动土，而且能够把头上的“太岁”，根本挖掉！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写的《共产党宣言》，不是有这么两句名言吗？
“无产者在这革命中只会失去自己颈上的一条锁链。他们所能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
好信禁忌的“俗人”们要能够在“太岁”头上动土，我看只要一条，就是在头脑里先踢翻几个“太岁”。
（原载北京《前线》第12期，本报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