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说明了什么？

第7版()
专栏：

义和团运动说明了什么？
刘大年
太平天国、义和团和辛亥革命是中国旧民主主义时期三次革命高潮的顶点。义和团处在前后两个高潮的中间。以反封建为主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在三十多年前失败了，资产阶级的辛亥革命还在十年之后。义和团恰当其时，挺身而出，以反帝国主义为己任，这是它的鲜明特色。
单讲活动的全盛时期，义和团算是很短促的。但是，它的重要性，它的爱国热忱，它的赴汤蹈火的斗争精神，不愧为中国民族觉醒的代表，反侵略斗争的先河。从义和团运动的规模来说，它是长时间以来彼伏此起，蔓延全国的反洋教斗争的一个总汇合。如果两年前的戊戌变法是民族觉醒过程中的一步，那末义和团就是一座巍然高耸的里程碑了。
为什么本来赤手空拳，揭竿而起，最后悲壮失败的义和团，能够这么勇敢无畏，做出惊天动地的事业来呢？
看看中国社会当时的主要矛盾，就知道义和团是帝国主义侵略加深，民族灾难空前严重的产物。义和团运动爆发的时候，半个多世纪的外国侵略已经把中国社会最后地推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险迫在眉睫。英、法、日本先后发动四次侵略战争，强迫中国大量割地赔款。英、美等十九国同中国订有最惠国待遇条约和其他不平等条约。外国通商口岸遍布于内地十六省和东北、西藏、台湾的四十五个城市。英、美等七国在中国的十四个商埠占有租界。沿海六个主要港口是外国军事基地。全国三四千公里的铁路都是外国强求建筑、借款修筑或擅自修筑的。全国内河行驶的轮船绝大部分是外国的。海关收入全部抵押给了外国，所有海关税务司都由外国人担任。中国政府所欠英、俄等国各种债款达四亿五千一百多万两，国库全年的收入只有八千多万两，外债永远也还不清。中国的广大区域，北起黑龙江，南至云南、两广，分别为俄、英、德、法、日诸国各自划为势力范围。美国在“门户开放”口号下到处攫取利益。再加上代表帝国主义利益的天主教、基督教近四十个教区，六十多个教会散布各地；约三千个外国传教士活动于全国大部分城镇和乡村里，为非作恶。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中时刻都感到帝国主义的压力，不能自由呼吸。要中国人民甘心长此生活下去，不起来进行斗争，不反抗侵略，这是不可能的。义和团正是由这个矛盾产生的，是这个矛盾的剧烈爆发。义和团运动是一个反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运动，义和团进行的战争是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的、进步的战争。
义和团斗争是由农民群众发起的，是又一次农民革命，参加的基本群众首先是农民，其次是手工业者、城市贫民、散兵游勇、小商贩和水陆运输工人等。运动的主要领导人物是教门首领（朱洪灯）、游方僧人（本明和尚）、下级军官（李来中）、船夫（张德成）、游勇（曹福田）、江湖艺人（黄莲圣母）等。中国旧式农民战争历来就是由这些人出头露面的。当时，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有兴中会、维新派两个派别。兴中会的成员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华侨资本家。维新派的成员是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知识分子、新式企业的创办者、不满现状的中小官吏和地方士绅。拿资产阶级政治团体的成员与义和团对照一下，后者的农民战争本色显得格外突出。神秘主义，浓厚的宗教色彩，更是农民战争的特色。恩格斯说：“任何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在当时都必然要披上宗教的外衣，即首先必然要针对着教会。”高举着“灭洋”旗子的义和团当然比单纯的反封建斗争要复杂些。农民以外的其他阶层的分子卷进反对“洋人”的洪流里，推波助澜，煽动群众排外心理的一面。他们之中包括害怕新思想、新事物的守旧士绅，与教会有矛盾的中小地主等等。但这些分子一开始就是作为农民的异己势力出现的，体现运动本质的只是农民群众。
　人们不禁要问：建立起兴中会、发动过戊戌变法、走上了政治舞台的资产阶级，难道不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吗？事实是当时资产阶级至少主观上并没有反对帝国主义的要求，而是相反，扮演了反对义和团的脚色。当义和团在北京进入高潮时，维新派的自立军崛起长江一带，兴中会准备在广东举行反清起义。但是，自立军、兴中会都不承认义和团的正义性，都辱骂义和团是应当剿除的“奸民”和“贼匪”。自立军、兴中会又都分头与英、日帝国主义相结纳，幻想在帝国主义支持下通过某些地方封建势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资产阶级表现出了宁肯信任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也不敢信任革命群众。因此，义和团运动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的自发性，没有资产阶级参与，依靠农民，也只有从农民和其他劳动群众中才产生出了这股巨大的反帝国主义的威力。
　与帝国主义根本相对立，基本力量来源于广大人民群众，这就是义和团的本来面目。正是因为如此，义和团就遭到了一切反动派的痛恨，遭到了各式各样资产阶级辩护士的曲解和诬蔑，并且这些曲解、诬蔑也恰恰就是集中在上述两个主要的方面。
中外资产阶级历史家明目张胆地否认帝国主义侵略，否认义和团的正义性、进步性。在他们许多臭气熏腾的议论中，有说义和团毫无建设性，是“狂热和反动”的。有说义和团是起源于基督教徒与非教徒宗教信仰冲突的。有的说这是中国传统的排外心理和愚民“自信有鬼神保佑”的结果。有的说外国的侵略、义和团反侵略应该各打五十板。义和团只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是中西文化冲突的结果，“对中国和西洋都不能加以责难”。美国的马士、赖德烈、施达格、费纳克、克莱德，跟在美国人屁股后面的蒋廷黻、萧一山等，就是这一套荒谬议论的传播者。他们不愿意承认战争有正义的与非正义的两种性质，更不敢承认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间的战争在帝国主义一面是侵略的、非正义的，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一面是革命的、正义的。他们的目的是要掩盖帝国主义的侵略面目，抹煞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和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矛盾，缓和反殖民主义斗争。
更加普遍的是这些人都竭力美化资产阶级，抹煞农民的革命作用。有代表性的是梁启超的议论。梁启超自己把改良主义的戊戌变法叫做是历史的“原动力”，而义和团则被认为是“一种奇特的病态”，以至是“反动力”的极端。直到前几年还有个叫做《清宫秘史》的电影也是这种观点。电影里把义和团描写得乱糟糟，把改良主义者打扮得非常进步。一批外国人，包括法国杜巴比艾、日本矢野仁一、白柳秀湖、高桑驹吉、洼田文三、小竹文夫、宫崎市定等，又都异口同声说义和团是在清政府的支持下发生的。因为清政府想转移群众的反抗目标，守旧派的排外感情日益反映到政府的对外方针中来，“其结果产生了义和团事件”。这是完全错误的。义和团本是那些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秘密结社的一种。清政府也一开始就认定它是五斗米道、拜上帝会式的反叛者，坚决加以镇压。仅仅是由于群众势力很快压倒了统治势力，先是山东、河北农村，然后是天津、北京都成了义和团的天下，清政府才逐步地暂时地承认义和团的合法。义和团的压力使清政府不得不表面上对帝国主义表示强硬，甚至向各国宣战。清朝统治集团与帝国主义固然也有矛盾，但是这绝不足以影响它敌视农民、投靠帝国主义的根本立场。在义和团的强大压力下，北京政府与东南地方实力派之间呈现出表面上的分裂，实际上是完全一致的。西太后为要躲开群众的打击锋芒，采取暂时赞助义和团的欺骗办法，南方为了博得帝国主义欢心，始终反对义和团，与列强维持着“友好”关系。另一方面，义和团的“扶清灭洋”的口号也并没有使农民和封建统治者的矛盾真正缓和下来。他们在杀“二毛子”的名义下，杀了许多朝廷的大员，抢了许多大官的住宅，还声言要清查宫廷，其势汹汹，谁也禁阻不得。西太后在流亡途中有一次对怀来知县吴永说：“当乱起时，人人都说拳匪是义民，怎样的忠勇，怎样的有纪律，有法术，描影画态，千真万确，教人不能不信。后来又说京外人心怎样的一伙儿向着他们，又说满汉各军都已与他们打通一气了，因此更不敢轻说剿办。后来……我瞧着不像个事，心下早明白，他们是不中用靠不住的，但那时他们势头也大了，人数也多了，宫内宫外，纷纷扰扰，满眼看去，都是一起儿头上包着红布，进的进，出的出，也认不定谁是匪，谁不是匪，一些也没有考究。这时太监们连着护卫的兵士，却真正同他们混在一起了。……这时我一个人已作不得十分主意，所以闹到如此田地。我若不是多方委曲，一面稍稍的迁就他们，稳住了众心，一方又大段的制住他们，使他们对着我还有几分瞻顾，那时纸老虎穿破了，更不知道闹出什么大乱子，连皇帝都担着很大的危险。他们一会子甚至说：‘宫里也有二毛子，须要查验。’……你想这样胡闹，还讲什么上下规矩么？”从西太后这段自述中可以看出义和团是一个多么巨大的力量，它随时都可以越出轨道，把清朝的统治打翻在地。它表明只要有正确的领导，就能够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正是这个力量，不但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迷梦，也把中国的软弱的资产阶级吓破了胆。义和团大大地推动了当时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一点不敢运用农民的力量，并且极力避开它，使自己同群众隔离开来，以便向西方的资产阶级表示，他们的革命是“文明的”。中国的资产阶级历史家对于义和团的诬蔑无非是历史斗争的反映。这个阶级在外面害怕帝国主义，在内部害怕农民革命势力的发展，所以他们的历史家就采取了外国资产阶级历史家的观点，对农民的革命斗争加以诬蔑，并且把这种诬蔑写进了他们的历史著作里面。
义和团运动是二十世纪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大规模反帝斗争的开始。这个运动过去六十年了，但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迄今仍旧是世界一切被压迫人民的艰巨的任务，所以历史家对于义和团运动的评论也必然是以他们对目前世界斗争的现实的立场为依据。这里依据是一个争论的场所。继续廓清国内外资产阶级历史家对于义和团运动的歪曲，也不能不是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家的任务。义和团运动当然带有自发的农民斗争的纯朴的性质，但是我们应当从这个运动看到农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民族问题实质上是农民问题。只有正确地把农民群众领导起来，反帝斗争才会是彻底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资产阶级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革命性，工人阶级应当尽量加以利用；但是，这些资产阶级是有两面性的，他们害怕群众甚于害怕帝国主义，一到革命斗争尖锐化的时候，他们就会结纳帝国主义而反对工农群众了。列宁在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曾经指出，“剥削国家和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有相当亲密的关系，所以被压迫国家的资产阶级往往甚至可以说在大多数的场合下，都是一方面支持民族运动，一方面又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妥协，也就是同他们一起来反对一切革命运动和革命阶级。”历史证明了列宁的观点。当时与剥削国家有相当亲密的关系的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有的已经由于国内民族运动的高涨，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获得了某种独立国家的权力，来对付其他革命阶级。义和团运动时的兴中会、维新派就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中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的例证。因此，如果把殖民地资产阶级的运动看做民族解放运动的主流，单纯地拍手称赞，或者大力支持，而对广大革命群众的反帝斗争却是默不作声，或者厌恶鄙视，那就在事实上采取了资产阶级观点，违背了列宁的观点。
义和团反帝斗争揭出了一个历史规律，这就是帝国主义侵略一定引起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革命。不论在开始的时候所采取的形式是多么简陋，这个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帝国主义那怕横行一时，最终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决定力量。一切被压迫民族的反帝国主义的正义斗争，不管道路多么曲折，必定会获得最后胜利，帝国主义最后必定要灭亡的。问题在于人们敢不敢同帝国主义斗争，是依靠软弱的资产阶级，还是依靠人民群众自己。不只义和团时期是这样，就是六十年后的今天也还是这样。
义和团运动说明了什么？就是说明了这一历史规律的客观存在和它今天仍然是有效的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