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的哺育下成长

第8版()
专栏：

在党的哺育下成长
沈阳重型机器厂　晓凡
当我刚刚踏进工厂大门的时候，在徒工们中间，我的年龄最小，个子最矮，所以开晚会的时候大家总喜欢让我给说几句快板，唱个小曲，读几句诗或者照着报纸读段小故事。这就是我接触文学艺术的开始。
大约是1956年初，自己也拿起笔来写点小文章。因为一开始接触文艺的时候，看的多数是小故事、讽刺诗。
1958年开始大跃进，也是我写作的开始。在那些夺钢大战的日日夜夜里，涌现出那么多可歌可颂的人物、事迹。这些新人新事，给了我极深刻的阶级教育，觉得自己有义务把这些动人事迹宣传出去。这时，我们工厂党组织也成立了群众创作指导委员会。党委宣传部长经常亲自主持创作组的会议，指导大家进行学习。几乎在每一次会议上，都特别强调文艺是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文艺是为政治、为生产服务的，因而搞文艺的人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政治挂帅，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对人民有益的作品。
明确了写作目的，创作也就勤恳了。在1958年大跃进中，生产是很紧张的，可是在这一年中我发表了五十多首长、短诗。诗是以个人名义发表的，实际上都是集体创作，因为我的诗没有一首是不经过别人（党的领导同志、报刊编辑、周围的同志）修改、加工才和读者见面的。
创作也遇到一些困难，主要是苦于无法提高。
怎样把创作水平提高一步？这对于我这个只读过不足六年书的孩子来说，的确是件很复杂的事情。在1959年上半年，除了配合政治任务的作品以外，我几乎很少发表东西。自己虽然置身于火热的斗争中，但却不能去认真地研究生活、理解生活。自己就是这样苦恼着，越是苦恼，就越写不出诗来，越是写不出诗来就越苦恼。党组织和作协沈阳分会很快便掌握了我的思想情况，分别对我进行各方面的帮助。《文学青年》编辑部的同志，要我反复认真学习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的文件；工厂党委指示我要我努力、细致地研究生活，并说不能只看现象，而要透过生活现象去看生活的本质，看到人们的思想面貌。党提醒我以后，自己便开始注意从这方面努力。开初，自己也以为无法入手，究竟怎样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呢？毫无办法。这时，我就认真地去读毛主席著作，读《矛盾论》、《实践论》，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认真地读过几遍之后，觉得心里亮堂了好多。
认真地加强了政治学习，研究各类生活现象，就发掘出很多创作题材。比如，过去天天听到报捷的锣鼓声，却没有认识到这锣鼓声本身就是一首诗，可是当自己认真地反复思索了锣鼓声中意味着什么的时候，就得出了结论，写出了这样的诗行：
鼓声庄严地向世界宣告，
中国的骏马又向前飞奔了一程！
再如，过去也常常看到工人同志们为了某些事情争论得面红耳赤，但就是没有意识到这争论声中也有诗，这时候却发现了它是很好的诗的题材，因为：
“这样能多化一炉铁！”
“那样能多出一吨钢！”
争论过后是一个巨大的胜利，
胜利中又把下一次争论酝酿
……
从这一类事例中，使我体会到了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强调的深入生活的重要性，认识到了自己把创作水平狭隘地理解为技术问题的错误，发现自己过去之所以陷入苦恼的深渊中，是自己认为工人作者不需要深入生活（研究生活），走了弯路，钻到“技术”的死角里去了。
认真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分析、研究了生活现象，更深地扎根到生活的土壤中去以后，根本改变了过去的局面，使我从“苦恼”的重围中解脱出来。工人们常常放声大笑，这笑声往往表现了他们蔑视困难的豪爽的性格，面对困难，笑声开道；工人月月走在时间的前头，把计划员抛在后边，是因为他们的心中储藏着“红色日历”；老师傅脸红脖子粗地训斥青年徒工，是由于对祖国、对共产主义事业、对青年徒工的“爱”。总之，当我在生活上“更下一层楼”之后，在诗歌创作上便“更上一层楼”。因而，从1959年下半年到现在，我共发表了四十多首反映工厂生活的诗，虽然这些诗都挺粗糙。
几年来从学习写作过程中使我体会到，创作并不比生产机器简单。当突破第一个难关之后，很快又遇到了第二个困难——仍然是提高的问题。比如在整风运动刚刚开始的时候，工厂党组织和作协沈阳分会的领导同志曾指示我说，整风运动后人们的觉悟将有很大提高，共产主义思想将要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芒，因此如果业余作者的思想水平不能很快地提高，那就无法反映这一代新人的精神面貌。同时，他们还指出，今后一定要努力去表现人们那闪闪发光的共产主义思想。后来，我按着这个指示做了一些努力，在作协沈阳分会及《文学青年》编辑部的帮助下，写出了《万紫千红》这首反映共产主义思想面貌的叙事诗。初稿交给《文学青年》编辑部看过之后，他们对诗提出了意见。在第一遍修改这首诗的时候，我只改了“窈窕”和“脸儿红”等诗行，而格调和感情却还同第一次稿时一模一样。这回拿到编辑部去，同志们又给提出了意见。在第二次修改时，我按着同志们的意见去修改，凡是工人们喜爱的东西，我就热情地加以歌颂；凡是平素工人们厌恶的，我都把它们删掉。这样一来，就比前两遍稿强了好多。从这里可以看出，反映工厂生活的诗，只有感情完全是工人的，它才有可能是一首较好的诗；假使感情不是工人的，它就不可能是好诗！在修改《万紫千红》塑造杨春红这一形象时，自己总感到比过去写东西吃力、困难。据作协的一些同志及我们工厂党委的一些同志说，这主要是因为诗中主人公的思想水平很高，而作者跟不上去，把握不住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因而没有把这首诗写好。我自己也有这种感觉。创作《万紫千红》的过程再一次生动地告诉我，要想写好工业题材的诗篇，作者的思想感情必须是毫无保留的彻底工人化；否则，一切都是空想！
从我开始学习写作的那天起，作协沈阳分会就给我很多学习机会和帮助，并于1958年年末吸收我为作协分会会员。这些，都体现了党对一个青年工人的培养与关怀。分会的前辈作家们不仅同我谈作品，谈创作技巧，更重要的是从政治思想上，对我进行帮助。
两年来，虽然以我的名字发表了一百多首长短诗，实际上都不是我写的诗，都是党的大手把着我的小手写成的；都是几百双手写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