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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杂志编辑部 1960-10-31 00:00

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经验的基本总结——为“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出版而作

第1版()
专栏:

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经验的基本总结
——为“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出版而作
红旗杂志编辑部
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的时候,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马克思所提出的这个著名的命题,像一根红线一样,贯穿在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这部伟大的著作中。
列宁同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的决裂,主要地就是他在无产阶级革命的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上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原来的革命面貌,并且根据国际无产阶级斗争的新经验,进一步地丰富了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第二国际的那些可耻的领袖们之所以成为叛徒,主要地就是因为他们在这个问题上丢掉了和歪曲了马克思的学说。所以,正如列宁所说的:“如果不在‘国家’问题上反对机会主义偏见,就不能展开斗争,不能使劳动群众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特别是摆脱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影响。”①
为了继续阐明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列宁曾经打算在“国家与革命”中用比较大的篇幅总结一九○五年和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的经验,但是,因为领导十月革命,没有来得及作。列宁后来在他的另一部伟大著作“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中,实际上作了他原来准备作的这个工作。他在这个新的著作中,同样不断反复地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根本原理:无产阶级革命要取得胜利,就要摧毁旧的军阀制度和官僚制度的国家机器,用新的、掌握在人民手中的革命的国家机器去代替它。
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所以必须摧毁旧的军阀制度和官僚制度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革命的国家机器,就因为旧的国家机器是为剥削制度服务的,是剥削阶级保护他们的剥削制度、统治人民的主要工具。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剥削阶级,要推翻剥削制度,改变旧的生产关系,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如果不首先破坏军阀主义官僚主义的旧的国家机器,不破坏这个保护剥削制度的主要工具,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列宁强调地说过,“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②,主要的意义就在这里。
一定的生产关系是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就是社会的上层建筑,而政治制度的问题,主要就是国家机器的问题。不破坏旧的上层建筑,特别是不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就不可能改变旧的社会的经济基础。对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说来,就不可能逐步地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就不可能逐步地奠定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些观点,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中反复说明了的。
伟大的十月革命为什么能够得到胜利呢?就是因为俄国无产阶级在伟大的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彻底打碎了旧俄的军阀制度和官僚制度的国家机器,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了新的苏维埃国家机器,使国家由少数剥削者压迫多数人的工具变成为多数人压迫少数剥削者的工具。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亚一系列国家的人民民主制度之所以能够建立,也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旧的军阀制度和官僚制度的国家机器,被本国人民或者本国人民在追歼德国法西斯匪军的苏联红军的帮助下所摧毁。
中国共产党中央曾经多次指出,中国革命是十月革命的继续。中国人民大革命又为什么能够胜利呢?道理是同样的。如果我们不推翻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专政,不打碎旧有的军阀、官僚、特务的国家机器,这个胜利怎么能够取得呢?中国革命的胜利,在一个东方大国中,又一次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原理。
各国革命的具体历史条件往往是不完全相同的,往往是有差别的。中国革命打碎反动的国家机器、建立革命的国家机器的具体过程,也带有自己的特点。
十月革命,是由俄国工人阶级在首都举行武装起义开始的。这个革命发展的过程,是先占城市,后占乡村。但是,从1927年秋季开始的中国革命战争,即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是在土地革命的基础上,在一部分乡村中首先取得胜利,又逐步扩大这个胜利,而后才在城市中取得了胜利。这个过程也就是从在农村建立小块的革命根据地发展成为大块的革命根据地,从建立少数的革命根据地发展成为多数的革命根据地,从农村包围城市到最后夺取城市。
上述这样的过程说明了:中国人民夺取政权,首先是在一块一块、一片一片的地区上夺取;中国人民打碎反动的国家机器,首先是在一块一块、一片一片的地区上打碎。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通过这样的革命发展过程,经历二十二年之久,取得了全国的胜利,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中国革命的这个发展道路,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
当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反动派在帝国主义的唆使下,背信弃义地对革命的中国人民进行突然的反革命袭击,把革命的人民抛入白色恐怖的血海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是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③。毛泽东同志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具体地分析了当时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他从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这个事实出发,从中国的反革命营垒内部不统一和充满着矛盾这个事实出发,得出了以下的结论:
(一)许多农村小块革命根据地能够在反革命政权的包围下发生、坚持和波浪式地向前扩大;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和革命根据地,是我国民主革命中工农联盟的主要形式,是我国无产阶级领导全国人民争取解放的主要斗争形式;
(三)革命根据地是中国人民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伟大革命阵地,革命人民就是依靠这样的根据地,来打击反革命的进攻,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作为革命进攻的出发点;
(四)革命武装和革命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必然会提高全国人民群众的革命觉悟,逐步动摇反革命统治的基础,促进全国人民大革命的高潮。
毛泽东同志就是这样根据中国革命的经验,提出了在中国条件下革命发展的新公式,从而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学说在东方一个大国的广阔土地上得到了新的胜利,并且充实了新的内容。
毛泽东同志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的两条战线上,不断地为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学说而斗争。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原来的一批投降主义者,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同反革命的托洛茨基派相结合,成为取消主义者。他们宣布中国革命已经完结,认为中国人民不应该去触动蒋介石的反革命国家机器,而只能在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之下,进行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活动,并且无耻地歌颂蒋介石的各种反革命战争,而把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战争、农民游击战争诬蔑为必将失败的“流寇运动”。毛泽东同志驳斥了托陈取消派这种反革命的胡言乱语,坚持了中国人民革命的旗帜,认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革命的武装和革命的根据地当时虽然还小,而且还只在农村中,但是它有强大的生命力,它的前途是未可限量的。
另一方面,在我们的革命队伍中,当时有一批小资产阶级的“左”倾冒险主义者,他们在好几年内占领了党的领导机关,把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大批正确领导同志打下去,使这些同志抬不起头来。“左”倾冒险主义者否认中国革命斗争的长期性和曲折性,看不到中国革命必须经过的由小到大、由农村到城市的发展过程,急于夺取大城市。他们不愿意在人民群众中进行积蓄革命力量的艰苦工作,幻想中国革命可以在一个早上取得胜利,蒋介石的反革命国家机器只要经过一次“决战”就可以被根本打碎。“左”倾冒险主义,实际上并不能达到推翻蒋介石反动统治的目的,并不能真正壮大革命的力量。相反,这种盲目行动,只能招致革命力量和革命阵地的削弱。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二七——一九三六年的十年内战时期,不断地反对了这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强调地指出必须注意在农村中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巩固的基础,“以求自立于不败之地”。毛泽东同志认为,首先使开始数量还是不多的农村小块根据地坚持下来,并且继续扩大,继续发展,就能够“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三五年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胜利,在当时革命力量削弱到只剩下十分之一的情况下,迅速地重振起来,保证中国革命走上了健全发展的道路。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毛泽东同志把中国革命的目标集中在打碎蒋介石的反革命国家机器这一点上。如果没有打碎蒋介石的反革命国家机器,就不可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就不可能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就不可能进行任何社会政治改革,更不可能使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同志总结全部中国革命胜利的经验说:
“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④
什么叫专政?谁如果不愿意耍弄欺骗的把戏,那就会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历来指出的这样一个真理,即列宁所说的:“专政就是社会上一部分人对整个社会实行统治,而且是直接用暴力来统治。”⑤有各种不同性质的专政。最根本的区别是:少数剥削者对绝大多数被剥削群众的专政,还是绝大多数被剥削群众对少数剥削者的专政。奴隶主、封建主、资产阶级的专政,尽管形式上有差别,但是都属于前一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在不同的国家内也会有不同的形式,但是总归是后一类专政。
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经历了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在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实际上是民主革命的专政,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几个革命阶级的专政,是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走狗、买办阶级、封建阶级的专政。在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人民民主专政开始具有新的性质,实际上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专政,是无产阶级的专政。
任何一个专政,如果不直接凭借暴力,就不能实现,也不能维持。反革命的专政是这样,革命的专政也是这样。什么是暴力?这就是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等。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说:“常备军和警察是国家权力的主要工具,但是——难道可能不是这样吗?”
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军队、警察、法庭等项国家机器,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对于敌对的阶级,它是压迫的工具,它是暴力,并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
这样,事情是很清楚的:中国人民要推翻反革命的统治,就必须建立自己的武装,必须有人民的军队。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这样说过:“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观点看来,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份。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
中国人民在长时期中所进行的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就是不断地摧毁反革命的军队、建立革命的军队的过程,就是不断地打碎反革命的国家机器、建立革命的国家机器的过程,就是不断地缩小反革命统治地区、扩大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过程。
毛泽东同志在上述同一篇文章中说:“资本主义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在于经过长期的合法斗争,教育工人,生息力量,准备最后地推翻资本主义。在那里,是长期的合法斗争,是利用议会讲坛,是经济的和政治的罢工,……”又说,在那些国家,“不到资产阶级处于真正无能之时,不到无产阶级的大多数有了武装起义和进行战争的决心之时,不到农民群众已经自愿援助无产阶级之时,起义和战争是不应该举行的。”但是,中国是处在另一种条件下。照毛泽东同志说来,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并没有议会可以利用,也没有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这种战争主要地是农民战争,这种军队是以农民为主要成份的军队。
我们共产党人知道,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议会也只是资产阶级专政的装饰品。不了解这一点,是很愚蠢的。当然,无产阶级的政党如果在必要的条件下,不去利用议会这个工具进行合法的斗争,那也是蠢事。在中国,我们说没有议会可以利用,我们的主要斗争形式是革命战争,我们的主要组织形式是军队,这绝不是说,不要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去进行合法的斗争,如果这样想,那也是愚蠢的。可是,在十年内战时期,我们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就作了这样一些蠢事。
把革命斗争局限于合法的斗争,或者完全拒绝利用那种可能的和必要的合法的斗争,都是错误的。毛泽东同志从来严厉地批评这些错误。
毛泽东同志一直认为,革命的政党应当抓住各种时机,尽量地利用敌人的矛盾,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动势力。他反对了各种片面性。他说,我们的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⑥。但是,在十年内战时期,“左”倾机会主义者采取了一种极端片面性的错误政策。他们不是把反动派当作主要打击的对象,而是把中间力量叫作“最危险的敌人”,当作主要的打击对象。他们不承认反动阵营内部的矛盾,更不承认中间势力同反动统治之间的矛盾。他们的公式同陈独秀在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采取的右倾机会主义公式相反。在那时,陈独秀的公式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在这时,“左”倾机会主义的公式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左”倾机会主义者拒绝利用一切合法斗争的机会。结果,他们所采取的政策不是孤立了反动派,而是孤立了自己。原来犯过严重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王明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变成了右倾机会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承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他们所接受的是陈独秀的老公式: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王明曲解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统一战线政策,忘记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在同资产阶级联盟的时候,必须无条件地保持“无产阶级运动独立性”的重要指示⑦。王明否认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方针,不赞成共产党领导下的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争,也不赞成扩大和发展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和抗日根据地,而把中国的主要希望寄托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主张把人民武装、抗日根据地和人民团体都“统一”于国民党,即放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国家机器的“统一”控制之下。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及其所采取的方针路线的特点,就是不触动并且维护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国家机器。他的结论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不能是人民的天下,仍然只能是蒋介石国民党的天下。
在抗日战争中,两种国家机器,起了两种完全相反的作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和解放区人民政权,是全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主要动力,是全国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国家机器所起的作用,则只能是削弱、箝制和绞杀人民的抗日力量。国民党反动派千方百计地企图破坏和摧毁革命人民的国家机器,而革命人民的神圣任务,就是保卫、发展和强化这个革命的国家机器,以达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并在随后打倒那敢于向革命力量进攻的国民党反动派的革命目的。这是两个中国命运、两个中国前途的斗争。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在实际上,也就是关于两个中国命运、两个中国前途的斗争。如果实行了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中国人民即使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就只能落在蒋介石的手上,中国人民就不能够在全国范围内争得自己的统治权力,就不能够粉碎美帝国主义在中国代替日本帝国主义的地位的狂妄计划。反之,因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坚持了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正确路线,使人民解放军和人民解放区不断地壮大起来,这就不但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并且保证了在日本投降以后,能够迅速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的反革命进攻,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各国革命人民的支持下,取得人民大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毛泽东同志在同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时候,反复地说到以下的真理:“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⑧
难道事实不是这样吗?
从日本帝国主义者投降以后到蒋介石发动新的全面的反革命的内战以前,中国共产党曾经和蒋介石进行了多次的谈判。毛泽东同志曾经亲自到重庆,同蒋介石直接谈判,成立了有关和平建国的协议。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签订的“国共代表会谈纪要”,第一条就是“关于和平建国的方针”,其中明文规定“坚决避免内战”。但是,在这个协定签订后的第三天,即十月十三日,蒋介石就秘密地颁发了向解放区进攻的所谓“剿匪”命令。一九四六年一月三十一日政治协商会议闭幕,但是不到十天,在二月十日,就发生了国民党特务在重庆较场口破坏庆祝政协大会的行凶事件。从一九四六年一月到六月,国共双方曾经三次成立了停战协议,但是,每一次协议,都随即被蒋介石更大规模的军事进攻所破坏。
从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开始,经过抗日战争,直到一九四六年,蒋介石对共产党和人民的代表作过大量的动听的诺言,不但承认了要避免内战,而且公开承认要停止国民党的特务活动。但是,他总是一方面同意成立协议,向人民发出诺言,同时又采取同协议和诺言根本违反的行动。所有的协议和诺言,都被反动派当作进行反对人民的新步骤的烟幕,在他们认为不需要的时候,都是可以随时撕毁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复地指出这一条千真万确的真理:反动派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毛泽东同志说:“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⑨他在一九四八年底所写的“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中,对蒋介石破坏谈判、撕毁协议的历史,作了以下的回忆:“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以来,从一九四五年十月重庆谈判和一九四六年一月政治协商会议以来,中国人民对于这伙盗匪曾经做得何等仁至义尽,希望同他们建立国内的和平。但是一切善良的愿望改变了他们的阶级本性的一分一厘一毫一丝没有呢?这些盗匪的历史,没有那一个是可以和美国帝国主义分得开的。……只有彻底地消灭了中国反动派,驱逐了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出中国,中国才能有独立,才能有民主,才能有和平,这个真理难道还不明白吗?”国民党反动派堵死一切用和平方法进行社会政治改革的可能道路,总是把内战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蒋介石时常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你交出军队,我就给你民主,让你参加政权。右倾机会主义者对蒋介石的这些话听得很有味道,很感兴趣。相反,毛泽东同志经常告诉我们,不能上蒋介石这个当。难道在蒋介石反动派不断加强他们的反革命国家机器的条件下,能够和平地获得民主吗?能够和平地获得政权吗?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右倾机会主义者,不相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看不见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只看见蒋介石反动派的貌似强大的现象,看不见他们的软弱的本质。右倾机会主义者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幻想,实际上是被他们貌似强大的力量所吓倒。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鄙视右倾机会主义者这种软弱无能的态度,而认为自己的任务,是在于揭露反动派的外强中干的真相,鼓舞人民群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毛泽东同志正是执行了这样的任务。当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将他的军队发展到四百多万人,即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国家机器发展到登峰造极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却深刻地指出,蒋介石反动派不过是纸老虎,中国人民应该准备,而且有力量,推翻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民主的新中国,使自己成为国家的主人翁。
事实的发展正如毛泽东同志的预言,蒋介石所率领的庞大的反革命军队,在人民解放军的打击之下,在三年多的时间内就迅速地崩溃了。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武装斗争中,总是不断地总结经验,逐步前进。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六年九月所写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同年十月所写的“三个月总结”,一九四七年九月所写的“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同年十二月所写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九四八年三月所写的“关于情况的通报”,同年十一月所写的“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等等文章,在革命战争的各个发展阶段,及时地总结了经验,指导革命战争一步又一步地取得了胜利。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长期革命战争的经验,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进一步地具体化了关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有计划有步骤地达到全部消灭国民党军队的目的。人民解放军,愈战愈大,愈战愈强;蒋介石的军队,愈战愈少,愈战愈弱。由于国民党反动军队主力的消灭,国民党反动政权也就随之崩溃。
列宁在同叛徒考茨基争论的时候,这样指出过:“没有一个大革命是不‘瓦解’军队的,而且不这样也不行。因为军队是保护旧制度的最顽固的工具,是维护资产阶级纪律、支持资本统治、保持并教育劳动者去作资本的奴隶的最坚固的柱石。”⑩列宁这里所说的就是:不瓦解旧的反革命的军队,不打碎这个反革命的国家机器的主要组成部分,被压迫阶级就不可能取得自己的解放,就不可能取得自己的统治地位。列宁这些话,是在十月革命以后写的,离开现在已经有四十多年了,但是,能不能说这些话是过时了呢?当然不能这样说。在伟大十月革命以后的四十多年内,又有欧亚一系列国家的革命的经验,中国人民大革命的经验,以及现在各国人民正在进行着的各种革命斗争的经验,都越来越明显地证明了和证明着列宁这些话并没有过时,越来越明显地证明了和证明着列宁这些话所表达的真理的生命力。
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取得政权,打碎旧的反动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革命的国家机器,这是一件事。在取得了政权之后,依靠这个政权,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又是一件事。这是不能混同的两件事。必须有前者,才能有后者。这一点,在苏联是这样,在欧亚各社会主义国家是这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这样。
如果把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同工人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用和平的方法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两件事混同起来,就是一种糊涂观念。这种糊涂观念,掩盖了一个最根本的东西,即是列宁所反复阐明的:“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
历史上,各国人民的革命,都是出于人民的要求,都是阶级斗争发展的结果。这些革命,是一个国家之内某些被压迫阶级推翻某些压迫阶级、某些被剥削阶级推翻某些剥削阶级的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历来认为,革命不能输入,也不能输出。那种认为革命可以输入或者可以输出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正是这样来诬蔑各国人民的革命,但是,这种诬蔑并不能阻止各国革命运动的前进和各国革命的发生。
任何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都不主张社会主义国家用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来推广革命。南斯拉夫铁托集团诬蔑社会主义国家要用“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来推广革命,这不过是为帝国主义效劳的一种胡说。
各国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和革命的胜利,是制止帝国主义发动世界战争、保卫世界和平的根本因素。中国人民大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进一步地加强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进一步地壮大了保卫世界和平的力量,大大地挫折了帝国主义者企图发动新的世界战争的冒险政策和冒险计划。社会主义阵营越是强大,各国人民革命运动越是发展,取得革命胜利的国家越多,世界和平就越有保障。现代修正主义者和某些糊涂人,把各国革命同世界和平对立起来,说要保卫世界和平就不能进行革命,这个观点,是完全荒谬的,是根本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一百多年来一直照亮着人类前进的道路。在四十多年前,在伟大的列宁的领导下,无产阶级首先在世界的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取得革命的胜利。正如毛泽东同志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所说的,经过十月革命建立起来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树立了全世界人民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信仰。到现在,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在全世界四分之一的土地和三分之一的人口中取得了胜利。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完全不可抵抗的。
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同时在全世界一切国家中一下子得到胜利,而会由于各国社会内在的原因,各国人民自己的觉悟,自己的努力,自己的革命准备,分别地逐步地得到胜利。各国人民必将经过自己的斗争,经过自己的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学说的指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制度必将灭亡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必将胜利的学说的指导下,最后地达到自己的目的。①“国家与革命”初版序言。②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③见“论联合政府”。④“论人民民主专政”。⑤“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第六节。⑥“论政策”。⑦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⑧“‘共产党人’发刊词”。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⑩“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六○年第二十、二十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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