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海在延安

第8版()
专栏：

星海在延安
李凌
星海在延安的生活，是他短短的一生中最有意义、创作最活跃的几年。
他很早就向往这个抗日根据地，向往党，向往毛主席。直至1938年底，他才真正达到这个愿望，来到了延安。
在这个自由的天地里，他学到许多革命的理论，也从心所欲地施展他的才能。他常常把当时的大后方（国民党统治区）和革命的圣地相比较，他说：“在大后方，许多音乐家（指上层的——作者）都是勾心斗角，而这里是如此温暖、活跃，互相关切，互相支持，你有多少能力，就能够做多少事情。”的确，星海在国民党统治区所遭到的当时上层的同行的倾轧、排挤、打击是使他难堪的。他在后来的创作札记中还谈到这些不愉快的事情。
他一到延安，就被分配到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去工作。他看到年青的同学们所缺少的东西（音乐知识）不少，等不及安定下来就给大家上课。他上指挥课，讲作曲，排练合唱，谈他的创作经验。他是那样热心，想一下把什么东西都往这群革命青年的肚子里塞。
很快，他就接受了创作歌剧的任务。学院给了他一个窑洞作为创作室，并且每天给他几斤取暖的木炭。他知道，许多干部都没有得到这样的优待。他说：“我将用我的心血来报答党的关心。”在这个窑洞里，他完成了他第一个歌剧《军民进行曲》和其他许多作品。
当时延安正开始谈论音乐的民族风格问题。这阕歌剧有它成功的地方，也还有它的不足；他虽然已经注意到使歌剧的音调和民间音乐发生关系，但还没有做到有机的结合。他后来把这个新的尝试称之为新的“中西合璧”。由于《军民进行曲》的出现，引起了一番讨论。星海在这次讨论中对民族形式的要求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1939年春天，延安展开了一个自力更生的生产运动，这是毛主席巩固根据地的革命思想的具体实施。星海很快就投到这个运动里来，他最先创作了有名的《生产大合唱》。这首大合唱，可以说是星海的音乐作风变化的新起点。他用新的音乐语言，活跃、鲜明、热情而又带有强烈的民族色彩的曲调来歌颂这个运动。这首大合唱还没有正式演出，而《二月里来》、《酸枣子》等歌曲就响遍了每一个山头
（那时主要是在山上开荒）。这里一群，那里一堆，一边劳动，一边唱歌，此起彼落，歌声像浪潮一样激动每个劳动者的心。
《生产大合唱》受到延安人民的喜爱，他非常高兴，他看到他第一次对民族形式的尝试初步获得了效果，就确定不移地向这个方向进军了。
那时抗敌演剧第三队正到延安来休整，他很快就和光未然同志合作起《黄河大合唱》来了。
《黄河大合唱》是在五、六天中赶出来的。这首震撼全国的作品，表现了中国人民在无产阶级、党的领导下的革命意志，它的光辉一直照耀到现在，以至久远的将来。
星海是一个特别勤勉的革命者，这首作品写完了，他又在捉摸一个新的念头。他觉得在党的直接领导下，要进一步为革命写作更多有意义的东西，但如何根据党所提出的艺术大众化、民族化的目标，作进一步的探索和有所建树，仍然还需要不断的努力。他希望在下一个作品来实践他的企图，而在开始之前需要多方面的给养，如研究民间音乐等。这下一个作品就是《九一八大合唱》。
创作《九一八大合唱》，他有两个企图。一是他认为应该用乐观的音调来纪念这沉痛的节日，他说：“过去东北流行的关于‘九一八’的歌曲，多半带有过分伤感的情调，不能对群众起很大的鼓舞作用。”
其次是，他要在这首新作中，尝试创造出更统一的民族风格。他在设计前和我们谈到这个企图，并且在写作中把一些段落念给我们听，看看这个作品是不是不管在旋律、节奏、乐器（特别是打击乐器）的应用，和声、对位的探索，转调的安排……都带有大胆的尝试性质。他要使这个作品的曲与曲之间比《黄河大合唱》更富变化而又更为统一。
这两点，他认为是达到了；即使后来在莫斯科回忆起这首作品时，他也认为这种探索是很有意义的。他在札记中也提到“或许比《黄河大合唱》更统一些”，“这首大合唱在旋律、节奏和和声方面作者谨以尝试的态度去探索，不敢说有什么贡献，只是尽了抗战的一点微小的责任。”
他在延安还写了《牺盟大合唱》、《梁红玉》、《反攻》、《打倒汪精卫》等优秀歌曲。他念念不忘于他正在完成的第一交响乐
（《民族解放交响乐》）。他几次和我们谈起他的计划，给我们看他的草稿。他非常珍视这部作品，东奔西走，一直带在身边。但是，在延安，他只来得及把它写成钢琴谱。在他看来，这部交响乐是他那时候最心爱的，也是最能包括他的思想、意志的结晶品。后来他写成以后（在苏联完成），特别把它献给毛主席。他在札记中写着：“这作品我恳求贡献给伟大的毛泽东同志，他是我最崇拜的一位真正的民族救星，他的道路是正确的，只有这样才可以救中国，拯救整个民族的危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