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札记

第8版()
专栏：

读书札记
阿英
关于天津教案的新材料
最近看了一些有关1870年天津教案的历史记载和文学作品，都没有提到反映此案真实情况的一个主要文献：《同治庚午（1870）年津案始末》。
《津案始末》的作者张光藻，是当时天津府的知府。教案发生后，法国领事丰大业，认为他是指使者，要挟直隶总督曾国藩杀他谢罪。由于群情激愤，清廷不敢这样做，改判他流刑，充军到黑龙江，以“曲全和好”。十年后，他刻印在流放期间写的《北戍草》二卷
（内收《龙江纪事七绝一百二十首》），也把《津案始末》和倭仁关于此案的“密疏”（《遗集》未收）公开了，附印在书末。大概由于印本薄，流传不广，就很少有人知道。
这一文献叙述了天津教案所以发生的一些基本原因。回溯到天津从通商以后，百货都用外国轮船装载，原来的海船营业一蹶不振，造成了大批的失业，引起人民的仇恨。还回溯了自从海禁开后，帝国主义者及汉奸便有残暴无理行为，如轮船进口，碰伤民船，官府不敢查究，民船偶碰轮船，就立刻擒拿船户，关到黑舱里，还得赔偿修价。汉奸往往倚靠洋势，霸占平民妇女，不从，就诬指其夫为强盗，百计陷害。本地商人，如欠洋人债项，被拘到官，并限三日必还，洋商欠本处账目，被控也抗不到案，官府不能追究。至于洋人乘马疾驰，践踏人命一类的案件，更时常发生。文中还提到“城东北一带教民，尤多倚势欺人”。这些，都如作者所说：“民心积不能平久矣！”
对于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的前后经过，《津案纪事》叙述得也比其他书详尽。只要把作者曲解人民及回护同官的部分加以斟别，可以疏理出这样一篇梗概。就是这一年春天，时时有小孩被拐骗事件发生。4月，有人不止一次看见洋人抬小棺，埋葬在东关义冢地内，有的被群犬刨出，竟是一棺数尸，于是“津民哗然”。嗣后，又见官厅捉到拐匪，并不惩处，就更怀疑这类案件和教会有关，所以“县官莫敢查究”。“群情汹汹，将烧天主堂以泄愤”。官厅这时也怕发生大变，不得已重行审问，并将拐匪正法，“群情乃始帖然”。那知继续捉到的匪徒，供词仍然牵连教会中人。于是，“街谈巷议，几有刻不能忍之势”。官厅在这样情况下，就故意在5月23日晨，押解拐匪到教堂内查对指认，“其意盖欲借此以释众疑，借以含糊了事”。
那知查教堂并无结果，聚集在教堂外面的群众不肯散，官厅也不敢“驱逐”。法国领事丰大业大为震怒，和他的仆人各携刀枪，跑到通商衙门，砍破两道门，又进入书房，打毁什物器皿。见到通商大臣崇绮，先是放枪恐吓，接着又叫号怒骂，署中人畏不敢近。一路跟来的群众，目击这样情况，已忍无可忍，就击铜盆聚众，各处人民亦鸣锣相应。后丰大业出署，过西辕门，一眼看见知县刘杰，又对他打枪，没有击中，打死了他的仆人高姓。群众的愤怒，这时已达到了极点，“动了公愤，万眦齐裂，顿时潮涌纷集，一拥而上，把丰大业扯倒，拳脚交下，白挺如雨，不到半刻，竟将这声势赫奕的法领事殴毙道旁。又乘势闯入教堂，放火焚烧，一把火将教堂、仁慈堂、三岔河口洋楼全行烧毁”（《消闲演义》第四十七回）。
这里所谓“三岔河口洋楼”，就是有名的“望海楼”。据吴大廷《津门纪事诗叙》，教会办的学校，也同时给烧掉了。民气这样的旺盛，清廷竟不能用，相反的，还是“坚意求和”，曾国藩、李鸿章、崇厚等把已捕获的凶犯复送还教会，这禀承帝国主义意旨，毫无理由的判处了二十五个人的罪，其中有十六名死刑，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都判了流刑，又赔偿了法国军费四十万，派崇厚赴法国道歉，制《教务章程》以利各国在华教会，等等。
《津案始末》所叙述、所透露的这些帝国主义横行不法的残暴行为，以及各方面的情况及其发展，都非常有说服力的证实了毛主席所阐明的一个真理，就是中国革命之所以发生，“不是什么西方思想的输入引起了‘骚动和不安’，而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引起了反抗”（《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一五一七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