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韩子浅解”

第7版()
专栏：书刊评介

评“韩子浅解”
梁启雄著　中华书局出版关锋
最近中华书局出版了梁启雄先生著的《韩子浅解》。这本书是近几年来整理古籍的成绩之一，也是现有《韩非子》集解一类书中较好的一本。这本书在训诂、校勘方面，集中了中、日二十余家的校释，采择了他们的精华，汰除了繁杂。作者态度比较谨严，取舍比较适当，没有繁琐和陷于枝节的毛病。这本书还集中了几十年来各家对于《韩非子》考证的成绩，以浅近易懂的语言介绍了各家考证的结论。在训诂、校勘和考证三方面，作者都提出一些新的见解，有些见解是很精辟的。例如，关于《难势》篇：有些人认为，这一篇是作者反驳慎子的“势治”主张的，把“应慎子曰”一段话当作此篇作者的主张。有的据此断言这一篇不是韩非所作，乃是混入的伪品；有的据此断言韩非亦主张“任贤”，而驳斥“应慎子曰”的“复应之曰”一段话，不出韩非之手，而是后人难韩非之辞混入正文。前一说，显然是不对的；而后一说也弄到自相矛盾的地步，因为人们是不能否认韩非主张“势治”的。既然韩非主张
“势治”，即使他也主张“任贤”，怎么会反驳慎子的“势治”主张呢？梁启雄先生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是合情合理的，他说：“本篇标题‘难势’，是韩子假设客人诘难慎到的势治学说，而韩子对客人的‘诘难’加以反驳的题目，不是韩子驳难慎到势治学说的文题。”他认为“应慎子曰”是“客人”的话，自“复应之曰”直到篇末“全是韩子站在慎到一边对‘应慎子’的客作‘反驳’，从这个‘反驳’中，一面表达出他怎样替慎子辩护，一面表达出他自己的见解。”对自“复应之曰”以下一大段文字，梁先生也作了较精审的校勘、疏理。经过这样一番校勘、疏理，韩非和慎子的基本共同点以及他们的不同点，就比较容易看清楚了。
因此，这本书不仅对于中国思想史工作者研究韩非的思想说来，很有参考价值，而且也便于一般读者浏览。除了注释简明以外，这本书还有两个比较突出的优点：
一、大都有简明的解题，或者是关于这一篇的考证，或者是关于这一篇的中心思想、基本概念的简要说明，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如果说，这里有什么缺点的话，就是：还有若干篇没有解题；有些篇的解题，只是关于考证的结论，而没有关于中心思想或基本概念的说明。
二、关于注释方面，一小段之后，大半有对原作基本思想的解说，这些解说不但大都比较准确、扼要，而且通俗浅显，同今译差不多。但是同今译比较起来，这个做法有一个显著的优点：有些古语译成今文是很困难的，译者为了照顾原作的语气，为了传神，常常不得不一字一句地对译过来，就是意译也得十分注意模拟原作的风格，这样却常常不能完全准确地表达原著者的原意（尽管译者确是准确地把握了原著的思想），甚或完全走了样；梁启雄先生的做法却灵活得多，他把原著的思想，用自己的话撮述出来，这在行文上就比今译有了更大的自由。从文学角度来看，这是不能代替今译的；但从研究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或从帮助一般读者学习历史知识来看，这比今译要好些。——由此，我想到这样一个意见：有些十分难译的古典哲学文献（或其中十分难译的部分），可以用撮述原意的办法代替今译。如果作者对原著进行了认真的研究，把握了它的思想，那就可以比今译更能够准确地传达原意。当然，如果对原著没有认真的研究，那末，译也好，用自己的话撮述大意也好，都只能是歪曲原著，甚至后者更容易造成歪曲。
在这一优点方面，梁先生的书也有一个缺点，就是：有些句段没有通俗的解说。固然有一些原文是今天看来还通俗明白，不烦再为解说，但是也有很多并不好解，是需要作解说的。如果除去今天看来原文是通俗易懂的以外，都做出通俗解说，那就更便于一般读者了。
看来，梁先生的训诂，着重使用的是归纳法，即从《韩非子》书中（有时也参考其他的书）把同一的名词、术语、概念加以综合归纳，从而提出解释。这个方法是可用的。这样，提出来的解释常常比较准确，符合原意。例如，梁先生对于“扬权”的解释：“‘权’字似含二义：（一）权柄，表现在‘权不欲见’‘圣人执要’，‘圣人执一’等句上。（二）权衡，表现在‘物者有所宜，材者有所施’，‘因而任之’，‘上操度量以割其下’等句上。《扬权》的直译，是‘高举权柄’，它的意译，是‘崇尚和称扬君权。’”这种解释是比较妥当的。对于韩非的“参验”这一重要概念，梁先生也是用归纳法作出了比较确切的解释。但是，这个方法也是有局限性的。有时候这样做就不够，还需要从这一学派的对立面、从他们的对立中来进行研究，需要对这一学派的整个思想体系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解剖、批判，然后，其基本概念、基本范畴和这些概念、范畴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才能搞得十分清楚。例如，关于韩非的“势”这一基本概念，梁先生从韩非书中归纳了“权势”、“势重”、“威势”，而说：“‘势’字有‘权威’之意”；并根据《八经》篇的“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　…”一段话，而说：“‘权威’是因依着人情好恶的心理或人心向背的形势而造成的，君主就利用这‘心理’和‘形势’来处理政治，就成为势治政权。”这种解释，不能说不对，但是还很不够。对于“势”这个概念，需要同“法治”概念联系起来，从它们的对立统一中来加以阐明。我认为，韩非的“势”，有客观必然性的意思。他又认为除“自然之势”外，还有“人设之势”。“人设之势”，就接触到了社会领域内客观必然性和主观能动性的关系问题，当然，韩非没有能够科学地解决这个问题。“人设之势”，包含了主客观的矛盾，韩非没有能够解决它，结果从承认客观必然性出发，在历史领域走到了“法”决定一切的历史唯心主义。这一看法，也未必准确。但是我认为，要确切、全面、深刻地阐明韩非的“势”这一概念，必须同他的“法治”概念联系起来，对韩非的整个思想体系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批判，单用归纳法是不够的，——这却是没有疑问的。
对古籍的初步整理，是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批判的基础。有些还弄不清楚的，可以存疑，把问题提给读者，以待将来再弄清楚，这也是很有益的。古籍整理方面的每一项成绩，都应该受到重视和鼓励。另一方面，古籍整理工作的深入，例如某些难题的解决，却也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批判。就是说，古籍的初步整理对于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批判，提供了条件；而这一分析批判工作，又会反转来帮助古籍整理工作的深入。看来，古籍的训诂、校勘以及考证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势必更多地要求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的指导。因此，我想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工作者同古籍的训诂、校勘、考证工作者，应该密切合作，互相帮助。中国哲学思想史的研究工作者，应该关心古籍整理工作。一方面要虚心地从训诂、校勘、考证工作者那里求取帮助，另一方面又要主动地关心和帮助他们，而自己也应该尽可能地在训诂、校勘、考证方面作点深入细致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