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雄 |
1960-11-29 00:00 |
评“韩子浅解”
第7版() 专栏:书刊评介
评“韩子浅解” 梁启雄著 中华书局出版 关锋 最近中华书局出版了梁启雄先生著的《韩子浅解》。这本书是近几年来整理古籍的成绩之一,也是现有《韩非子》集解一类书中较好的一本。这本书在训诂、校勘方面,集中了中、日二十余家的校释,采择了他们的精华,汰除了繁杂。作者态度比较谨严,取舍比较适当,没有繁琐和陷于枝节的毛病。这本书还集中了几十年来各家对于《韩非子》考证的成绩,以浅近易懂的语言介绍了各家考证的结论。在训诂、校勘和考证三方面,作者都提出一些新的见解,有些见解是很精辟的。例如,关于《难势》篇:有些人认为,这一篇是作者反驳慎子的“势治”主张的,把“应慎子曰”一段话当作此篇作者的主张。有的据此断言这一篇不是韩非所作,乃是混入的伪品;有的据此断言韩非亦主张“任贤”,而驳斥“应慎子曰”的“复应之曰”一段话,不出韩非之手,而是后人难韩非之辞混入正文。前一说,显然是不对的;而后一说也弄到自相矛盾的地步,因为人们是不能否认韩非主张“势治”的。既然韩非主张 “势治”,即使他也主张“任贤”,怎么会反驳慎子的“势治”主张呢?梁启雄先生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是合情合理的,他说:“本篇标题‘难势’,是韩子假设客人诘难慎到的势治学说,而韩子对客人的‘诘难’加以反驳的题目,不是韩子驳难慎到势治学说的文题。”他认为“应慎子曰”是“客人”的话,自“复应之曰”直到篇末“全是韩子站在慎到一边对‘应慎子’的客作‘反驳’,从这个‘反驳’中,一面表达出他怎样替慎子辩护,一面表达出他自己的见解。”对自“复应之曰”以下一大段文字,梁先生也作了较精审的校勘、疏理。经过这样一番校勘、疏理,韩非和慎子的基本共同点以及他们的不同点,就比较容易看清楚了。 因此,这本书不仅对于中国思想史工作者研究韩非的思想说来,很有参考价值,而且也便于一般读者浏览。除了注释简明以外,这本书还有两个比较突出的优点: 一、大都有简明的解题,或者是关于这一篇的考证,或者是关于这一篇的中心思想、基本概念的简要说明,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如果说,这里有什么缺点的话,就是:还有若干篇没有解题;有些篇的解题,只是关于考证的结论,而没有关于中心思想或基本概念的说明。 二、关于注释方面,一小段之后,大半有对原作基本思想的解说,这些解说不但大都比较准确、扼要,而且通俗浅显,同今译差不多。但是同今译比较起来,这个做法有一个显著的优点:有些古语译成今文是很困难的,译者为了照顾原作的语气,为了传神,常常不得不一字一句地对译过来,就是意译也得十分注意模拟原作的风格,这样却常常不能完全准确地表达原著者的原意(尽管译者确是准确地把握了原著的思想),甚或完全走了样;梁启雄先生的做法却灵活得多,他把原著的思想,用自己的话撮述出来,这在行文上就比今译有了更大的自由。从文学角度来看,这是不能代替今译的;但从研究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或从帮助一般读者学习历史知识来看,这比今译要好些。——由此,我想到这样一个意见:有些十分难译的古典哲学文献(或其中十分难译的部分),可以用撮述原意的办法代替今译。如果作者对原著进行了认真的研究,把握了它的思想,那就可以比今译更能够准确地传达原意。当然,如果对原著没有认真的研究,那末,译也好,用自己的话撮述大意也好,都只能是歪曲原著,甚至后者更容易造成歪曲。 在这一优点方面,梁先生的书也有一个缺点,就是:有些句段没有通俗的解说。固然有一些原文是今天看来还通俗明白,不烦再为解说,但是也有很多并不好解,是需要作解说的。如果除去今天看来原文是通俗易懂的以外,都做出通俗解说,那就更便于一般读者了。 看来,梁先生的训诂,着重使用的是归纳法,即从《韩非子》书中(有时也参考其他的书)把同一的名词、术语、概念加以综合归纳,从而提出解释。这个方法是可用的。这样,提出来的解释常常比较准确,符合原意。例如,梁先生对于“扬权”的解释:“‘权’字似含二义:(一)权柄,表现在‘权不欲见’‘圣人执要’,‘圣人执一’等句上。(二)权衡,表现在‘物者有所宜,材者有所施’,‘因而任之’,‘上操度量以割其下’等句上。《扬权》的直译,是‘高举权柄’,它的意译,是‘崇尚和称扬君权。’”这种解释是比较妥当的。对于韩非的“参验”这一重要概念,梁先生也是用归纳法作出了比较确切的解释。但是,这个方法也是有局限性的。有时候这样做就不够,还需要从这一学派的对立面、从他们的对立中来进行研究,需要对这一学派的整个思想体系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解剖、批判,然后,其基本概念、基本范畴和这些概念、范畴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才能搞得十分清楚。例如,关于韩非的“势”这一基本概念,梁先生从韩非书中归纳了“权势”、“势重”、“威势”,而说:“‘势’字有‘权威’之意”;并根据《八经》篇的“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 …”一段话,而说:“‘权威’是因依着人情好恶的心理或人心向背的形势而造成的,君主就利用这‘心理’和‘形势’来处理政治,就成为势治政权。”这种解释,不能说不对,但是还很不够。对于“势”这个概念,需要同“法治”概念联系起来,从它们的对立统一中来加以阐明。我认为,韩非的“势”,有客观必然性的意思。他又认为除“自然之势”外,还有“人设之势”。“人设之势”,就接触到了社会领域内客观必然性和主观能动性的关系问题,当然,韩非没有能够科学地解决这个问题。“人设之势”,包含了主客观的矛盾,韩非没有能够解决它,结果从承认客观必然性出发,在历史领域走到了“法”决定一切的历史唯心主义。这一看法,也未必准确。但是我认为,要确切、全面、深刻地阐明韩非的“势”这一概念,必须同他的“法治”概念联系起来,对韩非的整个思想体系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批判,单用归纳法是不够的,——这却是没有疑问的。 对古籍的初步整理,是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批判的基础。有些还弄不清楚的,可以存疑,把问题提给读者,以待将来再弄清楚,这也是很有益的。古籍整理方面的每一项成绩,都应该受到重视和鼓励。另一方面,古籍整理工作的深入,例如某些难题的解决,却也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批判。就是说,古籍的初步整理对于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批判,提供了条件;而这一分析批判工作,又会反转来帮助古籍整理工作的深入。看来,古籍的训诂、校勘以及考证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势必更多地要求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的指导。因此,我想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工作者同古籍的训诂、校勘、考证工作者,应该密切合作,互相帮助。中国哲学思想史的研究工作者,应该关心古籍整理工作。一方面要虚心地从训诂、校勘、考证工作者那里求取帮助,另一方面又要主动地关心和帮助他们,而自己也应该尽可能地在训诂、校勘、考证方面作点深入细致的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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