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敌后收抄整风文献

第4版()
专栏：革命回忆录

在敌后收抄整风文献
武清忠
抱犊山阴云密布，狂风怒卷。1942年的鲁南山区，正面临着严重的局势。一场残酷的斗争正考验着军队，考验着人民。这时，我在鲁南军区政治部新闻电台工作。在敌人分割的敌后，国内外的新闻、电讯都是经过报务员的手一字一字地收抄下来，然后经过译电员翻译才能在报纸上出现。我们的电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保证报纸按时出版。
这天我们刚抄收完一份电讯，宣传部王部长来了。见到他那严峻的神情，我猜想一定又有什么情况了。果然，他告诉我们：国民党五十一军和日本鬼子勾结在一起，对我们南北夹击起来了。军区机关立刻转移。要我们电台坚壁在老乡家里。
一听说“坚壁”，同志们就不安静了，包围着王部长，纷纷要求随部队一块行动。
“同志们，坚壁不是让你们进保险柜，是让你们完成一项头等重要的战斗任务。”王部长打断我们的话说。同志们听了，你望我，我望你，不知道是什么任务在等着我们。
“是头等重要的战斗任务！”王部长重重地重复了一句。接着说：“党中央最近发了指示，要在全党开展一个整顿党风、学风、文风的运动，新华社从后天起连续播发毛主席关于整顿三风的报告。你们想，随部队行动，又转移，又打仗，没个固定的环境，你们如何完成这个任务？”
啊！原来留下我们收抄毛主席的报告！同志们望着王部长，再也没有什么话说了。
“对于留下，谁还有意见？”王部长又问了一句。
“没有！”大家几乎是同声地回答。
“光没意见还不行，你们还要把任务完成好，要求你们每天按时收抄，延安发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不能漏掉，……”接着，王部长又再三地讲了任务的重要性，说明整风运动是关系全党全军今后胜利发展的问题。要使这次整风运动取得好的成效，第一件事是把毛主席的报告从空中领到手。和我们新闻台一块留下的，还有政治部的几个译电员。“坚壁”的地方是劳山村。它座落在抱犊山深处，只有十几户人家。二十几间又小又矮的草房，散布在半山腰里。如果不是袅袅的炊烟，就是走到跟前，你也无法相信这儿会有人家。
来到的当天晚上，就架好电台。为了一字不漏地收抄毛主席的报告，我们特地把天线架在高高的柿子树的梢头。第三天晚上，新华社从延安开始播发整风文献了。第一个题目是：《整顿党的作风》。新华社电台的报务员拍发的电波又清楚，又有节奏，恰似深山幽谷中的泉水一般，滴滴哒哒，清脆悦耳地传来。我戴着耳机，好像不是在抄报，而是在听一首激动人心的交响乐！
为了快，译电员同志就坐在收报机房翻译。第一段一译出，就有人小声朗诵起来。
午夜，新华社拍出了休息十分钟的符号。我走出房外，看见一条黑影在一垛矮墙那边晃动。我急忙问了一声：“谁？”
“是我，同志！”从声音听出是老村长。我走过去，只见他掂着一杆红缨枪，问他：
“老村长，你怎么还没睡？”
“咱们民兵都出去了，我给咱们电台放哨，你们放心……”
啊，原来是这样，我重新回到收报机旁边，感到身上又增加了一股力量，更加安心地工作起来。
也许有人认为，报务员、译电员的工作是单调的、枯燥的，一天到晚和滴滴哒哒的电波打交道，翻来复去离不开那几个字码。其实，完全不是那样。我们的工作，是最幸福的；新华社发出的每一条新闻，每一份捷报，第一个阅读的是我们。特别是现在，在鲁南山区，第一个先读到毛主席整风报告的，就是我们。每当毛主席的一段讲话译出，同志们便围在小油灯下，争相阅读。译报的人手少，报务员同志也翻着译电本参加译报的工作。电台队长吕会英同志为了满足同志们阅读整风文献的渴求，决定每天抽出一个小时集体阅读当天抄收的报告。负责读报的，是在文工团当过演员的小孔同志。虽然队长规定每天只读一小时，我们时常是忘了时间，有时深夜了，小孔琅琅的声音还在响。
一天、两天、三天……我们不分昼夜地工作，交通员飞来跑去，把电稿转送到宣传部。房东李大娘看我们白天黑夜工作，便自动要求替我们做饭，帮我们挖野菜。开始她不懂我们是干的什么工作，后来不知从哪儿听说，我们能在空中和延安说话，一天晚上，悄悄地问我：“孩子，你戴着那两个圆饼饼，真能听到延安说话？”我告诉她，“能，还能听到毛主席的话哩！”她高兴地点点头，打听延安到这儿多远，问毛主席可好，我们便一一告诉她。
担任取报的交通员老任，好些天没来了。我们都暗暗耽心不要发生什么事。有的同志向吕队长提议下山去看看，队长不答应。因为上山之前王部长给我们规定了一条纪律：没有上级的通知，任何人不准下山。收的报送不出去，粮食也快吃光了。吕队长说：“从明天起咱们不再吃煎饼了，喝粥，一定要坚持下去，把整风文献抄收完！”
从这天起，每顿虽然只喝一碗稀饭，可是谁也没有半点泄气。小孔同志读报的声音还是那么响亮，那么清脆。毛主席的报告，是我们的精神食粮。有了它，就是三天不喝稀粥，三天不睡，每个人也是精神百倍。
又过了几天，交通员终于来到了。他高兴地说：“同志，给你们带来好东西了！”说着打开背包，啊！“整顿党的作风”六个大字光辉夺目地闪现在我们眼前。我们抄收到的第一份文献，已经油印出来了。同志们人手一本，一下抢光了。
通信员也带来了严重的消息：敌人对我中心区的“扫荡”加紧了，山口外的许多村安上了据点，因为敌人严密封锁，给养供应困难，我们只能吃些“救国粮”了。所谓“救国粮”原是从滨海军区运来的牲口饲料，是战士们给它取的名字。其实，对我们来说，这根本不算一回事，就是光吃野菜、嚼树皮、喝山泉水，也要坚持工作。
一天，两天，三天……十几天又过去了。我们抄收完了《改造我们的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现在又开始抄收最后的一个文件《反对党八股》了。这天晚上，我戴上耳机，正聚精会神地一个字一个字抄报，一只干瘦的小手伸到桌面上，那小手里是两个鸡蛋！我抬头看了一眼，原来是房东的小姑娘。她低声地叫着：“热的，你吃下去吧！娘说你……”我谛听着从延安拍来的电波，手下记着。那两个鸡蛋在我眼下，像是两颗火热的、跳动的心！虽然晚饭只吃了一碗粥，但心里饱饱的。工作，只有工作，这时我也不能说话，就是能说出千言万语，也说不完心里的话啊！
拂晓，一阵激烈的枪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从经验知道枪声不远。我们跑向报房，准备拆下电台迅速转移。吕队长正伏在小油灯下，迅速地抄报。小孔坐在他旁边在译。他们似乎根本没听见枪声似的。我慌忙说：“情况，有情况！”吕队长向我摆了一下头，仍不作声，继续工作。我着急地问小孔：“还有多少字？”她头也没抬，说：“这是《反对党八股》最后一段，还有三百字。”
三百字，按新华社拍发的速度，还要十分钟，怎么办？十分钟，敌人连一分钟也不会给我们啊！
老村长喘呼呼地跑进来，看我们仍在工作，着急地说：“老吕啊！快走！敌人到沟口了！”吕队长没应声，外边又传来激烈的枪声。我们焦急地等了一分钟。吕队长抄到换页码的地方，这才把耳机迅速地取下，套在我的头上，只说了一个字：“抄！”
老村长见我又坐到电台前，他更急了，抓住吕队长的手说：“快转移啊！敌人到沟口啦！民兵正顶在那里呢！”
“村长同志，”吕队长说：“我们还得几分钟。”
“一分钟也不能等了！”
老村长这时候不懂得，我们如果不抄完这一段，那是万金难买的损失啊！吕队长只得对他说：“这是和延安通报，是收毛主席的讲话。”
老村长的脸上猛地紧缩了一下，胡子抖着，想说什么，又没说出口，转身向外跑，刚跑了一步，又回头说：“你们收，收，我叫民兵顶住，一定顶住……”说着飞跑出去了。
吕队长从腰里拔出他的小手枪，向我们说：“你们坚持最后几分钟，一个字不能漏，我到民兵那里去。抄完后马上向山后转移！”说完，随着老村长飞跑而去。
枪声越来越密，流弹从屋顶上呼啸而过。接着传来两声手榴弹的响声。看样子敌人真的一分钟也不给我们了。铅笔在不停地晃动，我们一秒钟一秒钟地算着。似乎新华社的同志知道我们这里的情况似的，不断地加快拍发速度。三百字，只用了八分钟就全部抄完了。我点完了最后一个句号，这才大声说：“好了！快走！”
我们迅速拆下机器，背在身上，听着枪声、手榴弹声，向后山奔去。
几天以后，《反对党八股》印出了。鲁南全区的整风运动，热烈展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征文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