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凯 |
1961-10-31 00:00 |
地下交通线——大革命时期地下交通的片断回忆
第8版()
专栏：革命回忆录
地下交通线
——大革命时期地下交通的片断回忆
王凯
1926年初春的一天晚上，我在上海党中央机关见到了党中央秘书长王若飞同志，若飞同志对我说，目前全国各地反帝反军阀的革命力量正在猛力发展，中央为了加强同各地的联系，确定调我到中央专搞地下交通工作。
当时，从中央到大区，有三条交通线，一条由上海到北方局（北京），一条到南方局（广州），一条到长江局（汉口）。除了北方局的交通是由上而下之外，其余两条都是由下而上。这样，中央专职的长途交通员就我一个人。
接受了新的工作任务，我就着手做各种准备工作。
首先，我必须找一门社会职业掩护自己。我伪装的社会身份是商人。我是绣花工人出身，生意经一窍不通，为了掌握上海和北京两地相互经商的手续和行情，我化装成市民，每天到市场上转了又转。经过一周的时间，对日用百货的花色品种、批发价和零售价等等行情，特别是对上海五马路的“鸿兴洋货店”老板的姓名及经营范围，都摸得烂熟的。
其次，必须摸熟上海到北京这条交通线，和熟悉北京的商业行情。4月间，我化装成商人，去了一趟北方局。这一趟，不仅了解了北京市场经商情况，而且和崇文门外“祥生小洋货店”也拉上了生意。同时，对北方局的秘密接头站，接头暗记，都作了了解。更重要的是研究了沿途敌人盘查规律，发现敌人特别注意检查旅客携带的箱子。
搞秘密交通要有个稳妥的落脚处，当时在上海，租房子必须有家眷，无家眷的，租不到房子。那时我还没有结婚，为了便于工作，便在4月底去南京和李素英结了婚，婚后即带着素英赶回上海，住在闸北区宝山路正兴里的一座独院里。从此，这里既是我和市内交通的秘密接头站，又是中央一些同志谈话的地点。
一天，党中央秘书处任作民处长要我给北方局送几本《向导周刊》和中央给北方局的重要指示。我接过他递给的文件，只见是部《三国演义》，原来中央的指示就抄写在书页反面的行间里。
隔了一天，我把六本《向导周刊》塞进裤腿，扎好腿带，将《三国演义》夹在算盘和经商账簿的中间，穿上黑长褂，背上洋货包出发了。到了北京，是个麻阴阴的早晨。走到崇文门外下头条口一看，不妙！北方局交通周振东住房窗台上没有接头暗记——花盆，我想一定是出事了，未敢停脚就拐向崇外大街。走了一阵，听到后面开来了一部小汽车，我装作让路的样子回首睬了一眼，噢！有个身穿黑马褂的包打听（侦探）跟上我了。
“你是哪来的？”那家伙厉声厉色问我。
“从上海来做生意的。”我指着搭在肩上的洋货包说。
“胡说！”他一把揪下我的洋货包就检查，把《三国演义》也打开看了，又搜查了我的身上，但他什么也没有发现。这家伙不死心。接着就盘问我在上海哪个店办货，到北京哪个店卖货，店老板都叫什么名字，我回答的很干脆。他没查出什么证据，只好放我走了。我深深地松了口气。想起上次来时，周振东同志向我说过，如果他的窗台上没有花盆，就到大栅栏或东安市场去找他。于是我拐了方向奔大栅栏。在大栅栏转了半天，没有找见周振东，又折到东安市场，这时已是半后晌了，一天一夜没有吃东西，肚子饿得咕咕叫，可是接头要紧呀，那能顾得上肚子？我注视着东安市场里来往的人流，直到黄昏，仍没见周振东的影子。正想往外走，不料和一个公寓打杂模样儿的人撞个满怀，他就是周振东。我们打了个照面，他前我后，两人装作不相识的样子走进了公共厕所，幸喜里边没有人，我们就解手的时刻放低嗓门说了两句话。
当晚九时，我和周振东在御河桥接了头。他把我带到原苏联大使馆隔壁的东方贸易公司，这就是我党北方局机关。我马上将《三国演义》——中央的指示和《向导周刊》亲手交给了李大钊同志，任务完成了。见到大钊同志那种坚定、乐观、严肃、热情的神态，我真有难以抑制的兴奋。
第三天晚上，我带着李大钊同志给中央的两封信回到了上海。刚回上海，任处长又交给了我一个任务。他说，最近中央要开会研究对时局的主张，要我协助市内交通掩护开会。开会的房子是租赁的，地点在闸北区横滨桥附近的一个弄堂里。掩护办法是装成亲戚朋友庆贺主人“乔迁之喜”。
市内交通张宝泉负责通知开会的时间、地点，我专管购买打掩护用的东西。6月下旬的一天晚上，我把大嫂——党中央王荷波同志的爱人和素英领到会场，见任处长和其他几个同志已来到了。任处长和大家商议一番，我们就化装成市民，按上海风俗分头准备。
第二天早晨，会议开幕了。参加会的大部分是中央负责人，我当时认识的有项英、王若飞、王荷波、李维汉等同志。他们围坐在楼上的正房内，每人跟前摆了盒火柴，准备一遇到坏情况，就急速焚毁文件。
楼梯上的亭子间内由张宝泉放哨，楼下边的正门半敞开，大嫂在那里当“娘姨”，后门有素英了哨，我在院里当“机动”。客厅正壁上高挂着的玻璃镜框内写着“乔迁志喜”四个大字，往下是一张玲珑的长桌，桌面上端端正正的供着个财神龛，跟前摆设着各式糕点、糖果等祭品，厅中央放一张八仙桌，市内交通石琼和白戴昆等四个同志面对面坐着假装打麻将，以掩护开会。
这次会议要进行五天，已经平安地过去了四天。然而，就在最后一天，使人吃惊的事发生了。
下午三点钟的样子，大嫂突然跑来对我说：“老五，不妙，有两个身着巡捕服装的家伙朝正门来了！”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一眨眼的功夫，就见那两人一声不吭，直往里冲。我稳了稳心，三步并一步地朝他俩迎去，大声笑说：“来客啦！”这声暗号，惊醒了楼上楼下的人们。
会场内被寂静笼罩着，在客厅里打麻将的几个市内交通人人心情紧张，但又很从容地走出来把两个家伙迎进客厅。这时，我和石琼同志急忙取烟倒茶，笑着探问来意。
原来他们俩是工部局派来检查电表的。因为当时他们和巡捕的服装差不多，所以造成了一场虚惊。
天色黑定以后，出席会议的人散了。我们收拾了祭品走出来，回首一望，热闹了五天的那座小楼沉睡在黑古隆咚的夏夜里。
〔邵新民记录整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