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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英豪 1961-12-31 00:00

第一座红色广播电台

第5版()
专栏:

第一座红色广播电台
傅英豪
1940年的一个秋夜。延安王皮湾的一孔石窑洞里,通信兵的战士们正围着一部机器进行着最后一次试验。汗水从同志们的额角渗出来,在煤油灯光下晶晶闪闪。片刻,只听得电源组组长苟在尚同志说了一声“开动”,机器立刻呜呜地转动起来。同志们几乎是同声呼叫:“行啦!”几个月来我们焦急地期待着的发电设备终于装制成功了。明天,它将为我们党的第一座语言广播电台开始供电了。
我们党虽然早就有了用无线电报发出的文字广播,但是还不曾有过语言广播,因此党中央非常重视语言广播电台的建设。周恩来副主席从苏联养病回来时,克服了运输中的各种困难,带回了苏联援助的一部无线电广播机。接着,他就把这第一座语言广播电台的安装和试验任务交给了我们。
我们这群工作人员中,谁都没有安装广播电台的经验。但是同志们接到这个任务,人人都兴奋异常,立即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一定要使这部机器迅速发音,让党的声音传遍四方。”要让电台发音,首先就要解决动力问题,这时延安正处在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层层包围和封锁中,根本不可能得到一部现成的发动机。因此我们只好要来了一部坏汽车头,边拆修边学习,用它改造成电台所需要的发动机。没有汽油做燃料,同志们就用木炭产生煤气来代替。
面对着已经调整好的广播机,我的心激动得久久不能平静。我想起来延安以前在国民党统治区做地下工作的那段日子。那时候,打开收音机,听到的不是露骨的反动宣传,就是麻醉人民革命斗志的靡靡之音。那时我们做地下工作的同志,不知发过多少感慨:“什么时候,一扭开收音机,能听到我们自己的声音就好了!”现在,这个愿望就要实现了!从今后,我们这部红色电台,将成为新华文字广播的一个兄弟,它们将相互配合在一起,向全国和全世界人民宣传党的抗日的主张、抗日根据地内军民在敌后坚持斗争的实况。不管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挖多少封锁沟,筑多少封锁墙,都无法阻止我们红色电波飞出延安……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同志们就起了床,喧喧嚷嚷,像准备参加什么庆典似的。广播员徐瑞璋和姚雯很早就来到播音室,再一次收拾那个实在没有什么好收拾的工作环境。我们的播音室,是一孔新挖好的土窑洞,拱形的窑洞内壁和门口挂着深灰色的军毯(这是当时边区生产的质量最好的羊毛毯),用来隔绝从远处传来的鸡鸣犬吠[fèi]和消除洞内的回音。窑洞里只放着一张白木桌子和一条板凳,桌上的麦克风虽然很旧,但被擦得一尘不染。
吃过早饭,文字广播台报务主任汤汉璋同志背上背着一部自己装制的小型无线电话机来到播音室,他是为了使电台上及时知道试播的效果被派出去收听情况的。当他那精神抖擞的背影消失在我们视线中的时候,电台开始了试播。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XNCRI……”广播员反复呼叫着,然后用宏亮悦耳的声音读着报纸上的一篇短文。我们所有的人都静静的站在一旁,等待着收听者发回的报告。
“我在裴庄,声音很好。”突然传来了老汤的声音。
声音传出去了,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隔不多久,又听到了老汤从他的无线电话机里传来了宏亮的声音:“我已到枣园附近啦!声音清楚得很!”从声音里可以感觉到老汤的那副高兴劲儿。我们在电台上的人一听到枣园这两个字,个个喜形于色。“要是毛主席这个时候打开收音机,一定会听到我们的播音呢!”
老汤离开广播电台愈来愈远,而我们的播音他始终都听得很清楚。当天从安寨那边传来消息说,那边也用收音机听到了延安广播电台的声音。
我们向各个根据地搜集反映。打电报问离延安较近的晋西北各电台,想不到那里的回电说没听到,有的电台说只偶尔听到一两个字,很不清楚。我们反复检查了机器和天线,把认为可能造成的收听障碍全都消除了,各个根据地回电说仍然听不到或听不清楚。试播工作就这样被卡住了。
大家的心情开始焦急起来,就连一向爱唱爱跳、性情非常活泼的广播员小徐和小姚也突然变得沉闷了。
党中央的许多负责同志一直关心着试播工作的进展情况。邓发同志鼓励我们不要被困难吓住,也不要乱闯盲干,要发挥集体的智慧,根据科学道理逐步进行试验。我们根据电波传播的理论,意识到问题的产生可能和电波的波长选用不当有关。但是要用什么样的波长才能克服某些地方收听不到的障碍呢?文字广播电台的同志们说可以做这样一个试验:把这部语言广播电台调到文字广播电台所用的波长上拍发新闻电报,看看各根据地新华分社的电台能不能听到。试验的结果,各个根据地的电台都给了回电,说听得和往常一样好。我们就进一步在这个波长上进行语言试播。
这天,我亲自在广播机旁掌握机器的调整,让汤汉璋同志在报房里守着收报机,及时收听各根据地的反映。一会儿,我身旁的电话铃响了,听筒里传来了汤汉璋激动而有点不连贯的声音,第一句就是“队长,问题解决啦!”接着他告诉我,晋察冀、晋东南、山东、晋西北都先后发来电报,说广播的音质清晰、音量良好。同志们听到这个消息,都欢喜得跳起来。
我们的第一座红色广播电台,从此开始了每天定时的试播。在试播中,我们不但播送新闻和报纸上的重要文章,而且还播送“文艺节目”。一开始电台上连一部唱机都没有,所谓文艺节目,常常就是广播员对着麦克风唱几只流行的革命歌曲。不久,弄到了一部破破烂烂的手摇式唱机。但因为边区没有条件制唱片,而从国民党统治区买来的片子内容健康的不多,所以放来放去总是《义勇军进行曲》等几张片子。后来,我们便请鲁迅艺术学院的同志来播送《黄河大合唱》等节目,他们的大队人马一来,常把小小的窑洞挤得水泄不通。
为了使电台能早日正式播音,通信战士们在接踵而来的多种技术问题上刻苦地钻研着。女调配员徐路同志在窑洞里长时间值班,被发动机煤气管漏出来的煤气熏倒了。等到同志们把她抬到窑洞外救醒,她又立刻跑回自己的工作岗位继续进行未完成的试验。后来当机器上某个重要的电子管失效而又没有备用品的时候,我们在党和上级的鼓励下,又拆掉原机器的部分结构,重新改装,终于利用了手头现有的电子管使电台继续工作。
1941年1月下旬的一个下午,新华社的通讯员骑马来到电台,送来了当天的广播稿件。从通讯员紧张的神色中可以看出,今天准有重要的文章需要广播。打开稿件,我的眼前跳出了“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一行大字。这是党中央就皖南事变发表的重要谈话啊!几天以前,我们在报纸上就读到了国民党亲日派袭击皖南新四军部队的消息。看了这篇谈话对于日寇和国民党亲日派丑恶面目的揭露,就更加使我义愤填膺[yīng];而当读到谈话对于国内外进步力量的精辟分析的时候,我们又对于阻止敌人阴谋的实现增加了百倍信心。我们想到国民党反动宣传机器,如今一定配合着这次反共事变对我党我军极尽造谣污蔑的能事。可是今天,我们不但可以通过自己的通讯社、报纸,而且有可能利用自己的广播电台对敌人反动宣传予以有力的回击了。
当播音时间一到,小徐打开麦克风开关,作了几分钟的呼叫以后,开始播送毛主席亲自起草的那篇谈话,为了使真理的声音传播更广,小徐播完一遍后,小姚又再播一遍。“……如若他们怙[hù]恶不悛[quān],继续胡闹,那时,全国人民忍无可忍,把他们抛到茅厕里去,那就悔之无及了。……”那种充满了对敌人的蔑视和对人民力量的自信的语调,至今还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这次播音之后,各个根据地经常以各种方式,把收听的效果告诉我们,从各方面鼓舞着我们。特别使我们难忘的,是有一天突然接到从国民党统治区邮来的一封信,署名是昆明学联。信上说,昆明的进步青年常常偷听延安的广播,从广播中,他们知道了许多敌后根据地的军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和日寇进行英勇斗争的事迹,知道了边区人民正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知道了延安正在掀起一个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这一切都使他们加深了对共产党、对革命的了解,产生了对革命圣地延安的向往。特别使他们感动的是,我们红色广播电台播送了当时昆明学生运动的真实情形,而这是国民党的宣传机器所绝对做不到的。这封热情洋溢的远方来信,给我们带来了莫大的鼓舞。正如电台工作人员在自编的《延安广播电台进行曲》里所唱的:“我们要让党的声音自由奔放,让党的光芒照射四方……”。是的,我们电台的几十个同志,包括日日夜夜警卫着电台的战士们,都为着这个目的贡献出了自己的最大力量。
〔除《“敌后的敌后”闹生产》一文外,其余三篇文章选自《星火燎原》第六集,本报有删节。这本书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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