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犯罪学“权威”和他的药方

第4版()
专栏：随笔

美国犯罪学“权威”和他的药方
张振亚
“城市中的犯罪和暴行在不断增多。警察的丑闻也在增加”。
“问题在哪里，是城市本身在制造犯罪吗？有没有补救的办法？”
3月12日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在一篇题为《怎样对付大城市的犯罪》的文章中，向它的读者提出了上述问题。同时，这家杂志请美国犯罪学的“权威”人士——加利福尼亚大学犯罪学院院长、哈佛大学犯罪学教授兼芝加哥市警察局督察长奥兰多·威尔逊发表了一篇“权威”性的谈话，对这些问题作了这样的回答：
美国犯罪案件增加的原因，第一是由于“人民相习成风地对坏人采取了原谅态度”，也就是说，首先应由人民负责；第二，犯罪之集中于大城市是因为“人们挤在一起很容易彼此触犯对方的脾气”，也就是说，因为城市居民没有修养，不能和睦相处，因此也还是人民的责任。第三，是因为“法院限制了警察执行逮捕、搜查物证和审问嫌疑犯的权力”。也就是说，犯罪案件的增加，是由于警察权力还不够大。
因此，很自然，照这位“权威”看来，补救之法，只有一条，这就是加强警察的力量。要求给警察以更多的逮捕、搜查权力；给警察配备最好的无线电通话机；加强警察的巡逻……。据说，只有这样才能在公众中“创造到处有警察的印象”，从而“使一切潜在的罪犯打消念头”。
不用说，被美国垄断资本喉舌选中的人，只能对这样的社会问题作出符合美国垄断资本集团所需要的答案；更何况这位犯罪学的“权威”又是美国垄断资本所豢养的一名警察头子呢。他既能以学者的身份，掩盖犯罪的真正原因——罪恶的资本主义制度；又能以警察头子的身份，使得对日益增加的社会犯罪案件焦虑不安的美国人民接受警察国家的说教。
但是，可能是一种巧合，也可能是在美国五花八门的垄断资产阶级报刊上要统一宣传口径还存在许多困难，就在1月份的美国《读者文摘》上，一位署名里斯特·维里的作者，在鼓吹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决心同犯罪作斗争的文章中，无意中透露了这样的事实：“每年（美国）警察所分得的赃物，据估计要超过这个国家所有警察局所发的薪金总额”。原来，警察和犯罪是串通一气，在犯罪活动中有着共同的利益。或者更确切地说，警察老爷们的专横骄奢的生活来源，有一半以上是来自犯罪暴行的。因此，警察的权力越大，犯罪和包庇串通罪犯的恶行，岂不也要越无法无天么。
事实正是这样，请看《读者文摘》的文章怎样说：“新的拥有巨额财富的坏蛋们在经营着巨大的、非法的企业。这类企业甚至使汽车制造这类工业巨头都为之相形见绌［chuò］。单是赌博业……每年的经营额就在一百亿到一百五十亿美元……从赌博这个万恶之渊中取得的利润又可以经营其他骗局：贩卖毒品、开设有自动留声机的舞场……”。不仅如此。“大规模的犯罪已经眼看变成一个丑恶的全国性问题。它败坏了我们的政治——据一项估计，社会黑暗势力在州和地方的选举运动中提供了15％的（竞选）活动费，也就是说，十倍于工会在全国捐赠的数字。”“赌博业的竞选捐款，使得一小撮坏蛋竟能任命他们自己的法官和市长，控制市政，有时甚至是州政府”。“从前‘犯罪’这个字只意味着偷盗或个人谋杀。但是今天列入大罪犯名单中的人多少年来早已不干这一行当了。他们正在从事更加令人难以捉摸的新的‘商业犯罪’——像企业组织那样的有组织的犯罪。他们雇用了金钱能够买到的最好的律师、会计和经理人员。他们用堂皇的、令人迷惑的外貌隐藏起自己的活动。有些人在没有被识破以前，甚至还是当地受人敬重的社会名流……”
这说明什么呢？美国犯罪暴行之所以像洪水一般泛滥，岂止是由于有警察局的包庇和串通，而且，罪犯们及其暴行已经成了美国“民主”选举之类的政治舞台的重要组成部分了。说什么“非法”、“败坏了我们（美国）的政治”！如果说，在美国，犯罪是美国“民主”政治的本身，“非法”是合法的宠儿，这难道不是更恰切么。说什么“犯罪”、“坏蛋”、“偷盗”、“谋杀”！如果说，这一切为正直的人们所唾弃和痛恨的字眼，不仅适用于罪犯，而且适用于美国整个政治生活，适用于美国制度本身，这难道又不是更恰切么。
对美国犯罪问题的这种真正恰切的答案，在美国人民中，在美国的作家中，早已有了定论。已故美国作家德莱塞就曾说：“人家说美国走在全世界的前面，在哪些方面走在全世界前面呢——在犯罪方面。”而另一位美国作家马克·吐温也一语道破了美国社会政治制度的实质，这就是：“发财。快发财。发大财。大大发财。有办法时就用不正当手段。不得已时就用正当手段。”这个定论，决不是奥兰多·威尔逊之流的学棍和警察头子所能推翻的，也决不是《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报阀们所能歪曲的。
（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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