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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坂参三 1962-03-31 00:00

延安杂忆

第6版()
专栏:

延安杂忆
野坂参三
大约两月前的报纸上,极新鲜地刊出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等中国党政最高领导人参加十三陵水库建设,从事运土的相片。实际说来,这些同志们的这种体力劳动,并非自今日始。我在延安,到1945年战争结束为止,约住了六年,在那里和他们共同生活,当时的延安,是经常从事这种劳动的。
我冒着在中国大陆旅行的艰险,好容易走到陕北山区的延安,是1940年春天。那时正是国民党反动军队袭击皖南新四军的前一年,以延安为中心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地区,正被日本军和国民党军严重地包围着。因此,对外物资交流的道路被切断,1941、1942年延安的经济正处在极度困难的状态中。住的方面,只要在山腰用锹挖窑洞就能对付,没有形成那么深刻的问题,但是怎样供应包括军队在内共近三万人的粮食和服装,却是重大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之下,当时中共中央指令各级党、政、军机关(包括学校和病院)的工作人员,也就是从毛主席到“小鬼”(少年勤务员),男女老幼一切人等,都参加各种力所能为的生产劳动。
那个地区本是不毛之地,既不产米,也不产麦。用小米做主食,菜以土豆为主。我所属的机关,种着土豆。我们分得住所后面山上的一角为耕地,几个人为一组,从事耕作。一人先挖坑,第二人往里投土豆苗,第三人上肥料,最后的人放进土并把坑埋好。我们常说笑话,把这种作法叫做“延安式自动耕作机”。
提到肥料,不消说,是不会有化肥这种东西的。最便当的是马粪。一到傍晚,延安街头上就展开了有趣的光景:提着筐子的男男女女,竞拾着掉在路旁的干马粪。
我的邻居朱德总司令等领导人,是种菜的名手。夏天傍晚,人们常常看见他们穿着普通军服,和兵士一起做着农活儿。
服装的缺乏也很严重。为了解决这问题,当时就动员人们用附近出产的棉花来纺线。在日本,直到明治初年,还使用过用简单的纺线机,左手拿棉,右手转车的纺线方法。延安的人们,不问男女,都从事这种生产劳动。我也一点一点地熟练起来。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也都从事这种手工业生产。采取了这种非常的手段,总算摆脱了缺少棉布的危机。战争结束后,我离开延安时,就带着这样纺织成的被套回国。样式虽不大雅致,却十分坚实,到十三年后的今天,使用起来还很顶事。
另外,还有过这样的事情:1944年前后,进行扩建延安飞机场工事。这时候也曾动员全体居民参加运土。那规模,较小于数年前有名的淮河大工程或最近的十三陵工程的动员。被日本报纸经常讲到的所谓“人海战术”的群众性大动员,实际上是继承延安的传统。又如最近建立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制度,也可说渊源自延安时代。
这种劳动,当然是艰苦的。特别是对营养不良的延安人来说,的确是相当劳累。对于从北京、上海、南京和广东等地来的学生与知识分子,不用说也是非常吃不消的。但是,使我最感动的是,没有任何人对这种劳动发过不平之鸣,怠过工。大家总是愉快地劳动着,休息时就围坐在一起,用雄壮的声音合唱爱国歌曲。
为什么他们能够这样呢?这因为他们劳动的目的是为了中国的独立和人民的幸福,并且所有参加劳动的人都确信现在虽然吃苦,将来必定胜利,能够建立新中国的缘故。他们这种信念,不仅从政治教育上学习到,而且也是从眼前的事实……例如中共领导人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作风中学习到。实际上,共产党干部的生活,和一般勤务员与兵士没有多大区别,在某次集会上,一个和我一起参加的日本俘虏,看见坐在干部席上的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等领导人也穿着褪色的棉衣时,竟发出“伊呀!毛先生也穿着和我们一样的衣服哪!”的惊异和感动相混合的叹声的事,我到现在还记得。
同人民大众共甘苦,共同建设新社会——中国共产党的这种作风,才真正是建设新的现在的中国的原动力。
〔方纪生译〕
〔译者附记〕《延安杂忆》原题《延安事情等》,是作者在1958年所写,发表于日本《文艺春秋》36卷1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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