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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振 何其烈 1962-04-29 00:00

金书记和银厂长

第2版()
专栏:

金书记和银厂长
新华社记者 孙振 何其烈
金书记并不姓金,银厂长并不姓银,他俩是一对亲兄弟——无锡炼油厂工人出身的党总支副书记许金宝、副厂长许银宝。
兄弟俩解放后并肩前进,同时当生产小组长,同年参加共产党,同时做车间党支部书记和车间主任,1960年春同时被提升为副厂长。碰到兄弟两个在一块的时候,一声“许厂长”,弄得他俩你看我、我看你,不知是喊谁。这时,有人从他俩的名字中挑出了“金”和“银”两个字,于是金厂长、银厂长的美名便传扬开了。金书记的称呼,是在去年许金宝担任工厂党总支副书记后叫开的。
一点动静都在心
“严禁吸烟,严防火烛”,在炼油厂是见得最多和最触目的几个字。
金书记和银厂长到那里总得提醒大家注意防火。晚上睡觉之前,还常常要“巡视全厂”。
兄弟俩家在附近郊区。他们平时住在厂里,假日有时也不回家。
有一天晚上,半夜过后了,银厂长听到点什么响声,从睡梦中惊醒,一骨碌坐起来,披上衣服,快步跑下楼去。他来到润滑油车间,车间值班主任和工人都说没听见什么响声。他相信自己没听错,三脚两步赶到蒸馏工段。司炉工人说:“锅炉里噗的一声响,不知啥道理。”
银厂长一检查,不禁吃了一惊。原来负责生产的工人出完了油,没有打开输油管开关加油就上厕所去了,而炉火却一点没有减弱,因此,粘附在锅炉壁上的油渍变成易燃的油蒸汽向外冲,遇空气就爆响了。
上厕所是平常的事情,油管开关没开也只有刹那间工夫,看来这好像是微不足道的小事。而银厂长认为这样粗心大意,违反工艺操作,是一件值得警惕的大事情。第二天一早,他来到润滑油车间,职工们根据这件事进行了座谈,从中吸取了教训。
由于金书记、银厂长等随时注意提醒工人防患于未然,无锡炼油厂避免了许多事故。
搬来搬去家在厂
金书记穿着一身蓝衣服,银厂长全身上下油渍斑斑。兄弟俩都是一手老茧,一双油鞋。吃午饭的时候,他们陪我们和工人在一张桌子上吃饭,从外表上很难看出谁是书记和厂长,谁是工人。
饭后,我们到了他兄弟俩的住房。金书记和工厂总支书记孟仁宝住在总支办公室旁一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屋子里,屋里搁了两张单人床,中间还放一张办公桌。银厂长和工会主席谭锡金住在屋顶的小小阁楼上。
他俩搬到现在的地方,已经是几次迁居了。当车间生产紧张的时候,兄弟俩把铺盖卷搬进车间;当厂里瓦房宿舍不够分配的时候,兄弟俩又把瓦房宿舍让给工人,自己搬进了草房。
他们厂需要的硫酸过去一向靠外厂供应。1959年,许金宝还是当车间主任的时候,为了试验用土法生产硫酸,他将铺盖搬进了硫酸车间。白天,他和技术员王君毅等在一起,试用土办法生产硫酸;他深更半夜又常常独自起来,到硫酸塔前苦思苦想,找毛病。经历过多少次失败,试验成功了,他自己也逐渐掌握了生产技术。后来,无锡炼油厂建起了四套用土办法制造硫酸的设备,他们叫做“土接硫”,曾连续几次获得这种土设备产硫酸的高产纪录。许金宝也被评为先进生产者,代表硫酸车间光荣地出席了1959年全国群英会。
许金宝当了副厂长以后,有一个时期分工负责职工伙食等方面的工作。他又把铺盖卷带进了厨房跟前的一间小屋里。
兄弟俩的铺盖卷在厂里搬来搬去,总是在最接近群众的地方,和群众生活在一起。这样,他们及时地了解了职工们的各种要求和意见。
“烂摊子”变“金摊子”
有些干部和工人说:无锡炼油厂本来是个“烂摊子”,能够像现在这样炼出几十种油脂来供应农村、工厂和市场,已经不错了,更多的“油水”榨不出来了。有的人羡慕外地的大工厂、新设备,主张另建厂房。兄弟俩不这样看,他们说:无锡炼油厂不是“烂摊子”,而是“金摊子”,依靠我们的双手,不怕“烂摊子”不出“金子”。他俩和其他领导干部们,紧紧依靠工人,试验——失败,失败——试验,把一根根废旧铁管利用起来,制成设备,代替了工人的部分重体力劳动;又从东北、上海等地工厂的石油油渣中,提炼出变压器油、绝缘胶和高级润滑油脂等新产品。
银厂长原是润滑油车间主任。这个车间是厂里炼油的中心场地。车间主任、工段长、班长和工人,见我们问起银厂长闹革新的故事,莫不津津乐道,眉飞色舞。站在洗油锅炉台上的一个小伙子,快步跑下来,把我们带到一个高铁桶前,讲个不停。铁桶有两根管道,一根管道里是油蒸汽遇冷化成油水,淙淙流出来;一根管道里是冷水吸取了油蒸汽的热,变成热水,哗哗外溅。这是银厂长带领大家苦心制造的混合冷却器。原来,这桶内有一根状如盘香的铁管,长约三十米,常常用不多久就要停工修补一次。这盘管子难买到,自己绕又费事,补换次数一多,既不安全,又影响生产。银厂长便带领工人和技术人员革新技术。他们作了两个多月的试验,制造出现在用的混合冷却器。它用的铁管不到三米,只有原来的十分之一长,而且不容易坏。
重温手足之情
金书记十岁时随父亲进了无锡一家纱厂,银厂长也不到十岁就随母亲进了无锡一家丝厂。他们在工厂里扫地,一天工作十二三个小时。吃饭的时候,手里也拿着扫帚不放,远远看见工头来了,就要放下碗来扫地,往往一碗饭要分几次才能吃完。即使这样,工头还要拳打脚踢,有时身上一天就被打起几条青紫杠。兄弟俩这样熬了七八年,长大了,国民党反动派又要抓他们当壮丁。他们白天在厂里累死累活,到晚来还得东逃西躲,找不到藏身之所。追捕得急的时候,金宝瞒着父母和兄弟,在一个深夜里,把手伸进飞转的机器齿轮里,轧断了食指和中指。
就是在这种血泪斑斑的日子里,兄弟间为了家务曾闹得不和。解放初期,炼油厂资本家企图大量抽走资金,解雇工人,要兄弟俩一个留下,一个离厂。他俩中,一个察觉到这是资本家玩的花样,另一个没有看清,发生误解,又加深了隔阂。平时见了面,也像陌生人一样,不理不睬。后来,工厂党组织负责人把这对患难兄弟拉到一道,谈了一整天,互相消除了误解。兄弟俩才重温冷漠多年的手足之情,一起进入职工业余学校,努力学习文化,在工作中相互勉励、帮助,共同携手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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