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鲁艺”

第5版()
专栏：

“大鲁艺”
罗工柳
二十年前，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说过：文艺干部要到群众中去，要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在鲁艺还更通俗的说过：不仅在鲁艺学习，还要到生活中去学习，鲁艺是小鲁艺，生活是“大鲁艺”。二十年来，我对“大鲁艺”有点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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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我画了一幅《地道战》。当时有些同志对这幅油画发生兴趣，要我谈谈是怎样画出来的。我说：我画画感到非常吃力，因为思想水平不高，眼睛不明亮，看见芝麻多，大南瓜抓不住；生活不熟悉，原料不多；创作经验少，办法有限；油画技巧底子薄，色彩语言贫乏，表现力很弱。总之一句话：“要加紧学习”。我这样一说，虽然笼统，但大家也不再问了。
十多年过去了，今年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又有同志问起《地道战》那幅油画，使我回忆起画《地道战》的前前后后。我说了下边这段故事。
抗日战争时期，党派我和其他几位同志从太行山出发到河北南部的平原去工作，那里当时叫“冀南”。任务是培养美术干部，建立水印木刻工厂，创作和出版水印的新年画及其他木刻作品。我们通过敌人封锁线，来到目的地。我们首先做了两件有趣的事：第一，把学生头剃光；第二，把军装脱下，穿上一身老百姓衣服，打扮成平原上青年农民。然后，带领一批学生和几个小鬼（学生学木刻，小鬼学印刷——小鬼，即公务员同志，因为他们年纪小，统称小鬼）开始独立活动。领导把我们放在比较安全的中心区，但当时敌人回师华北，平原上敌人据点特别多，中心区也很小。白天我们不在乎，敌人来了也看得见，可以和敌人转圈子、打游击。就是夜里不好应付，特别担心拂晓被敌人包围。有时夜里发现敌情，放哨的同志便迅速敲墙通知大家，要大家很快到指定地点去集合，可是有的小鬼睡着叫不醒，真使人担心。我曾天真地幻想过，如果被敌人包围，小鬼跑不出来，他们可以爬到树梢上藏起来，敌人走后，还不是个个平安。当然这是幻想，是神话，不是现实。不过我们也始终没有被敌人包围过，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后来，平原的斗争越来越紧张，有的小鬼也牺牲了。但不久，我在延安听到平原上出现了地道。不是上树，而是钻到地下去和敌人战斗。这个消息使我非常感动。从那时起，我便想画一幅表现地道战的画。但我没有参加过地道斗争，没有生活，所以一直动不起手来。
1947年我从延安重返太行山，在武乡找到我的老房东，他告诉我有些熟人牺牲了，但后来对敌人斗争有了办法。他说完就搬起炕头的铁锅，把灰清出，又掀起一块青石板，便出现一个洞口。他手持油灯，带我下去，进去不远，便经过几道关口，非常险要。再拐过几道弯，到了一个平坦的通道，两边有许多小窑洞，可以休息，也可以做针线活。有些地方还有从外边射进来的亮光，那是利用天然的地形修筑的工事。它可以了望和通风，更重要的是作战时可以射击敌人。里面弯弯曲曲，道道很多，非常复杂，好像进入仙境。这就是著名的武乡窑洞保卫战的遗迹。从窑洞战我想到地道战。地道我未看见，可是战斗的窑洞我看见了。于是我画地道战的念头便更加强烈了。
解放后我到了北京。在战斗英雄代表会议上，我遇到平原上的民兵代表，他们讲了很多地道战的故事。并告诉我，他们家乡还保存一部分地道遗迹。这个会之后，我开始打《地道战》的草稿，最后我带了一幅定稿到保定的乡下去，请民兵们提意见，我的画稿本来想表现群众在生死斗争中锻炼得非常聪明，但民兵一看不仅没有说我画得聪明，而且说我画得真傻。他们说：“这样打仗，早就牺牲了。”我问：“为什么？”他们说：“你画的是从室外院子里上房，我们也曾这样做过，可是吃过大亏。这样目标太大，敌人老远就把我们打倒了。以后我们都从屋里上房，这样再不挨打了。”他们把我的稿子全否定了，只好重新来。他们带我参观，做战斗动作给我看，讲他们在战斗中的生活。我回来后又重新画这幅稿子。稿子刚刚画出，抗美援朝战争又开始了。我就更下决心把它画出来。画完之后，我便到朝鲜前线去了。当时我就住在前沿阵地的坑道里，非常安静，敌人的大炮也没有惊动我。从前在平原上打游击，敌人离得还比较远，大炮也打不到头上来，可是那时没有地道，夜里不能睡好觉，一冬天夜里也不能脱棉鞋。现在敌人面对面，大炮整夜里打到头上来，可是我像住在家里一样安宁。看来我们越战越强，越打越聪明了。
这就是我画《地道战》的经过。为什么要画它而且能够画出来？我的回答是：党派我深入到敌人后方去，派我到“大鲁艺”去。这是在“大鲁艺”学习的一个小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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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年，我访问过井冈山。在一个春雪过后，阳光耀眼的早晨，我们从小井出发，踏着当年红军出入井冈山的小路，登上黄洋界。高山远望，一片云海，千变万化。我站在这种奇景前面，站在黄洋界上，心情突然激动。伟大的中国革命感动我。我从井冈山想到瑞金，想到遵义，想到延安，一直想到天安门。我想到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也想到革命失败的历程。我想到艰苦的岁月，也想到今天的天下。我站在黄洋界上，想到这里是革命的摇篮，想到这里是革命的立脚点，想到这里也是革命的出发点，我也想到今朝的风流人物。这一切都使我心情激动。记得，当我站在阿芙洛尔号军舰的甲板上，站在攻打冬宫的大炮跟前，我想到伟大的十月革命的胜利，同样有过这种激动的心情。
从那时起，我想画一幅井冈山。于是我重温毛主席的著作，读革命回忆录，访问革命老人。打了许多草稿，经过一年多的工作，去年我画了一幅《毛主席在井冈山上》。画完后，感到表现出我一点点想法，但还不够理想。于是我立即着手画第二幅，最初画群众场面，但越画具体，越感到不满足，越感到表现的东西少。最后我在原画上，把群众改成大山，画成了《井冈山》那幅大风景。画完后，也感觉画出一点点我的心情，但仍不能使我满足，我的想法仍然未充分表现出来。现在我又画了第三幅，题目叫《井冈山上》，但我还没有把握画成功。
看来，画革命历史画达意真难，但立意就更不容易。能不能“立”更高，更强烈，更集中，更典型，更理想的“意”来，这是个最大的关键。笔跟不上意，是一种困难，意带不出头来，又是一种困难。我反复多次画井冈山，就尝到立意难的滋味和达意不易的苦处。立意与达意都需要较高的政治水平，需要深厚的生活基础，需要丰富的创作经验和文艺修养。立意和达意都需要革命热情，需要头脑清醒，需要技巧熟练，需要修养广博。需要冷与热，需要专与博。
看来，“大鲁艺”有一门革命历史课，它内容丰富，老师多。许多革命斗争的参加者都可以给我当老师。当然画革命历史画比较难，但我喜欢画，在创作过程中吃过不少苦头，而苦中又给我带来不少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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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学油画的青年对我说：他喜欢我的油画色彩。问我是怎样画出来的。我说：我对油画色彩，正在摸索，还没有成熟。但我可以说一点我怎样画画。
我画画有一个习惯，在创作过程中总喜欢听听群众的意见，特别在我画得不满意的时候，感到问题解决不了的时候，我特别爱找他们来看看。我住在农村，请我的房东看；住在机关，就请炊事员和警卫员看。进了城，我住在宿舍，就请保姆看，请在我周围的同志们看。往往听了他们的意见以后，我就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且敢于下决心去作大的修改。画到我认为比较好，群众也常常在这个时候表示满意。我画《毛主席在井冈山上》就是如此。我的画室附近有一个石印房和木工房，那些木匠师傅和印刷工人，就是我的老师。我记得，我最初画的皮肤色彩比较冷。因为考虑到那幅画的周围环境和气候，皮肤色彩应该冷。画完后，从色彩的关系来看，从空间表现来看，都还不错，用的办法也比较新。但总感觉不好看，不太舒服。就在这个时候我请他们来看，他们看了没有点头，他们说皮肤颜色太紫，有点冻了，“冻了”这说得很中肯，解决了为什么不舒服的道理。我同意了。于是我着手修改，我采取古典的办法，用室内正常光线的皮肤颜色。就是说，不去管那幅画的特殊环境所形成的色彩关系。画完后，单独看人的皮肤色彩是可以了，但和环境联系起来看，就感到不协调，感到表现力弱，仍然不成功。我以为这样画法群众可能喜欢，于是我又找他们来看。他们不仅不叫好，而且摇头了。他们说：人的颜色太鲜了。“太鲜了”又是一个中肯的批评。这样画法，我本来就不喜欢，当然这个批评容易接受。于是又作修改，我采取既注意特殊环境下的色彩变化，但不把它变得太过分，还适当注意人的正常色彩感觉，既调和又舒服。既用现代的油画技巧，也用古典的油画技巧。就这样反复地画了几次，我认为比较舒服了，然后再请他们来看。这次他们高高兴兴的点了头。说比过去好看了。看来油画的色彩，不能学得太“时髦”，也不能学成“古董”。应该把现代化和民族化结合起来。应该从对象中来，又比对象更高。但高到哪里去呢？我的经验是：要听听群众的议论。
我这个习惯从哪里来呢？说来也有一段故事。抗战前后，我爱用外国的木刻技巧刻木刻。在我还未到工农兵群众中去以前，我刻的木刻，在学生朋友中，曾受到他们的欢迎。但当我到工农兵群众中去，我的木刻就吃不开了。群众批评说：“不好看，满脸胡，人不俊，景不美。”说得多糟糕啊！开始我思想打不通，以为群众初次看木刻，还不习惯，将来能接受的。因此，我没有马上想办法去改造我的木刻。后来批评多了，在群众中工作时间也长了，我冷静地看看自己的木刻，开始发现确实并不那么好看，才承认群众的批评是对的。当时我在敌人后方工作，斗争很紧张，我想：战士拿枪打敌人；老百姓用红缨枪参加战斗，我呢？木刻刀应该是我的武器，用我的木刻作品去鼓舞群众的斗志，这是我的任务。但我的木刻群众不喜欢。我想一个战士，他的枪生了锈，根本打不响，打响也没本事打得准，打不倒敌人。这样的战士是没有用的。而我呢？我的武器不得力，起作用很少。想到这些，我心里不好过。于是下决心改造我的木刻。我和鲁艺木刻工作团的同志们一齐搞新的木刻年画。新年画一出来，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群众非常欢迎，我们日日夜夜印刷了一个月，一个早市就被群众买光，买到的高高兴兴，买不到就不满意，路近的人让给远路人。鲁艺木刻工作团很快在群众中出了名，在太行山上出了名。这件事给我鼓舞很大，给我很大信心。我的习惯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我深切体会到：画家和群众打成一片，画家深入“大鲁艺”，不仅思想感情得到改造，而且自己作品的面貌也能得到改变。新的艺术，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艺术会产生，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也会形成。
二十年来，我是“大鲁艺”的学生。虽然我不能算是个好学生，但我愿意一辈子学下去。因为我相信：“大鲁艺”是我们创作的源泉，“大鲁艺”和我们的艺术成长是永远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