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曲一凡 |
1962-06-29 00:00 |
从新场区棉花增产看区委工作作风
第1版()
专栏：
从新场区棉花增产看区委工作作风
本报记者 曲一凡
湖北宜都县新场区是江汉平原西部一个有四万三千人口、十二万亩耕地的产棉区。自1958年以来，这个区的棉花连年增产。以1957年全区棉花产量作为100％，1958年是150％，1960年是192％，1961年是209％；每年递增率达20．3％。每年向国家交售棉花的数量也是和生产相应地增长着的。1957年全区交售了三万零三百四十四担皮棉（以下均以皮棉计算），1958年交售了五万零一百五十五担，1961年又交售了七万零六百九十六担。四年共向国家交售二十三万五千八百一十九担，按全区人口平均每人售棉五百四十七斤。在连年增加生产的基础上，全区每年生产总收入和社员实际收入也逐步提高。1957年生产总收入（产值）五百一十一万元，分配给社员的实际收入三百四十七万七千元，1961年生产总收入一千零七十四万九千元，分配给社员的实际收入六百六十万元，两项分别比1957年增长110％、83％。
为什么新场区棉花能够连年增产呢？原因是多方面的和错综复杂的，但其中有一条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区的区委和全区大多数干部领导生产的方法好。
在继承和改革之间
庞书印由1958年调到新场区来担任区委书记后，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麦子和棉花争地和两者在耕种管理中存在的一系列矛盾。原来这个区向来就有麦茬种棉花的习惯。这里气候温和，无霜期较长，麦茬种棉花有有利条件。加上这个区四面环水，很难再继续扩大耕地面积，因此，群众除了要求种好棉花，同时也要求因地制宜地发展粮食生产和适当照顾其他多种经营生产。
但是，1957年以前，这里种麦子全是撒播，到了种棉花的时候，麦子已经拔节抽穗了，既不能毁坏麦子，又不能耽误棉花播种季节，有时候，为了保麦子，耽误了棉花播种季节，被迫减少了棉花播种面积；为了保证棉花播种面积，又只好不等到麦子成熟就割青。
怎样处理这些问题呢？产棉区应当以棉花生产为主，这在区委和各社、队领导上是比较明确的。可是，夏收粮食作物产量历来约占全区全年粮食产量一半以上，也不能因为抓棉花而丢了麦子。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区委自1958年以来不断地进行着新的试验和研究。
1958年春天，为提高棉花单位面积产量，在区委的领导下开展了群众性积肥运动，强调要给棉花施足底肥（按：过去在撒播麦林中撒播棉花，种棉以前不能施底肥，只有在收了麦子以后再追肥）。可是，1957年秋季种麦子还是撒播的，虽然为棉花积了不少的肥料，却送不进田里去，这怎么办呢？只好采取牺牲一部分青苗的办法，在满田撒播的又深又密的麦林中忍痛地用锄头硬铲开一条路，为棉花施下底肥，同时也把棉花撒播改为了条播。这样做对棉苗发育成长是有利的，可是对夏收粮食作物的收成有很大影响。结果比1957年减产了近一百万斤（这一年夏收作物播种面积减少了，也是造成减产的原因之一），群众对毁掉青苗种棉花的做法很不满意。
1958年秋季种麦子，他们吸取了春天铲麦子的经验教训，播种时就把撒播麦子改成条播了。但当时搞的条播形式，只是匀行的条播，给棉花留路仍注意得不够，到第二年播种棉花时，麦子已经拔节封行了，人们进入到麦林中种棉花、运肥、施肥和苗期管理等，还是有许多困难，结果影响操作。
区委继续在实践中探索着改进麦茬种棉花的新的尝试。
1959年秋天种麦子，庞书印和其他区委领导干部，分头深入到各个生产队去，找了有经验的老农、农业技术员和队的干部，一道研究做了改匀行条播为宽行条播的试验。麦子播幅适当改窄，两幅之间按棉花的行距让开宽行，为来年种棉花留路。经过试验，证明这个新办法对麦子和棉花都有好处。1960年秋种时，新的条播法开始在全区推广开了。可是，有些人难免还会有些怀疑和顾虑，想再看一看，比一比。三星公社联盟大队第二生产队队长丁青年，和本队一伙社员暗中又搞了二十亩撒播麦子。麦子露苗后，被大队支部书记丁万品发现了，丁万品很生气，当时就要叫丁青年把它毁了重新改种。庞书印觉得不能这样简单处理。他说：既然群众要再来一次对比试验，把它保留下来只有好处，没有了不起的害处。他鼓励丁青年把这二十亩撒播麦子好好管好，并说：“让咱们再试一试，比一比看吧！”
这个生产队对这二十亩麦子，格外加工培育管理，平均每亩麦田光挑塘泥肥就是二百多担，开春每亩又施了二三十斤的化肥。到麦收时，这些撒播麦子平均亩产二百五十斤，而联盟生产大队同等土质的四百八十五亩条播麦子，平均亩产达到二百四十三斤半。丁青年他们的小麦产量虽然略高一点，但却耽误了种棉季节，被迫改种了十五亩晚粟谷和五亩籽瓜，产值只合八百八十元，如果按照原来计划种上棉花，产值就可能达到两千元左右，减少了一千多元的收入。丁青年和全队社员真是后悔不迭［dié］，到去年秋天种麦子的时候，丁青年和全队的社员们，都成了宣传和推广条播的积极分子。这个故事在全区传开以后，不仅对实行条播、同时对于其他技术措施的推行，很有说服力，这个新的耕作方法便在全区推广开了。经过两三年试验和推广，证明新办法比原来有许多好处：从全区两年来夏收粮食产量看：1960年收了八百七十八万斤，比1959年增产9％。1961年只夏季就收了一千一百八十五万斤粮食，一季就超过了1960年全年的粮食总产。
发展生产力为创业之本
实行新的耕作制度后，新场区的粮食和棉花都增产了，生产收入也增加了，各个公社和生产大队都逐年地积攒了一笔数目不算小的公共积累。到1959年底，公社的公共积累就有九十五万元。这笔资金怎样使用呢？有些干部提出要大兴土木，盖新村，许多公社和生产大队都计划修建新办公室和干部宿舍等。当时区委和区人委合住着一所旧房子，五个公社中有四个公社也是借住旧房子，一般住得是比较挤的。可是，区委认为如果把大批资金用于非生产性建设，不仅对农业生产不利，而且会助长部分干部中“摆排场”的脱离群众的思想倾向。因此在区委会议上讨论决定，首先由区领导机关和各公社以身作则，一律不盖新房子，同时说服教育各个生产大队干部。因此，全区只建了一两处新村之后，就停下来了。随后，又发动各级干部和社员代表讨论这个问题，大家说，在我们这个地方，由于是棉麦两熟地，劳动力最紧，应该把这笔钱买农具，买农业机器。有的人还具体地摆了摆劳动力的情况。经过这一讨论，劳动力问题也真是个问题：全区有整半劳动力一万八千个，耕牛三千四百头，平均一个劳力担负七亩地，一头耕牛担负三十五亩地。于是一致决定用这笔资金买农具、买农业机械。全区各公社用公共积累买了三台拖拉机和二十三台动力机，还创建了区、社联营的拖拉机站和机械农具修配站。各个生产大队根据各单位的具体情况，分别添置了条播机、棉田中耕器、喷雾器和各种人、畜力运输车辆。据1960年初统计，全区三十五个生产大队先后添置和整修的中耕器有二千零五十部，喷雾器二千六百五十部，胶轮马车和钢丝拉车等四千八百多辆，十行播种机一百一十八部。社员们看到自己公社买来的拖拉机开进田里耕地，老老少少都欢天喜地跑来看“希奇”，望“社会主义”，有的老人淌着热泪说：“铁牛耕田的时世终于盼到了！”因为有了这许多机械和新式农具，工作效率大大提高了，在农事季节方面争取了主动，耕作质量也比往年更好、更细致了。
在学习外地经验的时候
新场区南面是浩瀚的长江，自北而东有一条大河（沮［jǔ］漳河），自北而西又有五个湖，四面被水包围着，外面受洪水威胁，内部渍［zì］涝又频繁而严重。解放前，一般年份，全区内渍成灾的田也有三、五万亩。解放后，逐年整修加固了堤防，连1954年长江发生特大洪水，新场区四壁堤垸都还守住了。可是，内部排除渍涝，却比防御洪水要复杂和困难得多，1954年，纵然挡住了外部洪水，但因江河水位抬得很高，堤内渍水无法排出，全区竟有八万多亩田地受渍。农业合作化时期，各地曾先后以初级社和高级社为单位，逐年分散地修了一些小型水利，但由于缺乏统一的规划，排水出路不畅，每年内渍田亩一般仍有一、二万亩左右。
人民公社成立以后，为根除水患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可是，该怎么规划？工程的规模该搞多大？区委缺乏经验，便派人到外地参观学习平原地区搞河网化的经验。吸取外地的经验当然是很需要的，问题在于怎样从外地的经验中找出适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的东西。开始，区委派出去“取经”的同志对这个问题认识不足，把别人搞“河网化”的一套做法，笼统地照搬回来，并提出了一个“宏伟”的草案：计划在全区修九条排灌两用的长渠，大干渠里能够行船，渠边修上六米宽的大马路，马路旁边还要盖新村，等等。照这个初步设计，仅渠道工程就需要二百多万土方，占用近万亩的好棉田，并且需要拆除许多民房。
区委反复地讨论和审查了这个规划，认为平原地区搞河网化，是个好办法，但是，派人参观的地方是水稻区，新场区却以棉花为主，两种作物一水一旱，对于水利建设的要求也就不同。他们根据当地棉花生产的需要，认为搞水利应以防涝排渍为重点，适当地照顾沿江部分沙田灌溉问题，不能把排水与灌溉并列地平均使用力量，也不要片面地追求“大规模”、“新花样”。对规划讨论审定过程中，由原来提出的二百多万土方，逐次压缩到一百四十万方。
1959年冬季，全区水利工程开工了。动工只有二十来天，工程进展很慢，工地上群众议论纷纭。社员们说：修水利是为了增产，可是把许多好棉田毁掉了，反而得的没有失的多。有人从工程进度方面提醒区委，说工程太大，假如一冬一春完不了工，弄不好反而把“水利”变成水害。区委研究了群众的意见，决定马路暂时不修了，新村也不盖了。“渠中行船”也从计划中抹去了，缩减了渠道工程规模，只有两个多月，全区工程就基本完成了，在全区形成了棉田厢沟通小沟、小沟通支沟，支沟通干渠、干渠通江河的以排为主、排灌结合的水利网。1960年7月下过一场一百五十四毫米的倾盆暴雨，新修的四通八达的排水网，发挥了作用，全区七万五千多亩棉田中，有三分之二以上属于低洼的湖田，如果暴雨后，十天半月排不了渍水，棉苗就渍死了，现在只三、五天就把渍水排干了，基本上未受渍害，棉花平均亩产达到八十七点八斤。
千方百计出在一计
1958年和1959年，新场区的棉花虽然比风调雨顺的1957年增了产，但是，区委认为棉花增产的潜力仍然很大。因为这两年，在全区棉花生产上各有特点：1958年，全区棉花较普遍的是下部没有桃、上部的桃子多；1959年恰好相反，上部的秋桃很少，下部的伏桃多。
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尽管是错综复杂的，但是，区委坚定相信，只要依靠群众，大家动脑筋、想办法，必能从千变万化中摸索到生产的基本规律。因此，1960年春天，区委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题目——“两年相加，上下满桃”，发动群众总结过去两年的经验教训，找出争取1960年“上下满桃”的具体措施来。三星公社联盟大队的社员，开始把1958年棉花下部无桃，完全归罪于密植，说棉桃因为受荫蔽脱落了，经过大家讨论分析，觉得在密植问题上虽然也有一些缺点，但关键不在这里，主要是由于施肥不合理，底肥中氮肥过多，苗期又一个劲地猛施追肥，形成了棉枝徒长，整枝打杈又没有抓住火候，一棵棉花占了两棵的位置，自然显得过密了。经过反复讨论，大家同意了这个意见，提出今后要合理施肥和适时整枝打杈。三长公社同兴、英雄等大队分析1959年上部无桃的原因，主要是后期虫害没防治好，虫子把棉花叶子吃光了，造成秋蕾秋桃大量脱落。这几个大队提出的问题在全区有一定的代表性，但具体到每个队、每块田也不尽相同，有的是播种不适时，播种质量不好；有的是苗期培育管理没抓好，草荒、苗荒，形成了高脚苗，等等。区委对各社、队的意见综合分析，提出了新场区实现棉花“上下满桃”的主要措施是：必须战胜“三灾”（渍、旱、虫灾），消灭“三荒”（草荒、苗荒、枝荒）和抓好备耕、播种、苗期管理、后期管理等耕作管理措施。
1960年“上下满桃”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全区大部分棉田的伏桃、秋桃都保住了，产量比过去两年增产将近三成。但是，他们并不以此满足，他们认为，光有伏桃和秋桃还不够，要努一把力争取多结伏前桃（即在入伏以前结的棉桃，这种桃子个儿大、产量高、棉绒细长）。经过广大群众讨论、分析，认为1960年没有争取到伏前桃的原因，主要是未能作到一次播种、一次全苗，棉苗起得晚，现蕾较迟。因此，很多生产队决定，从种麦时起，到棉花备耕、播种，就要步步抓紧把住棉花一次全苗的这几道重要关口，麦茬棉花在夏收作物未收割时就抢住季节进行散苗、间苗。因此，这一年的棉苗出得十分齐壮，在5月间现蕾的达到三万多亩，平均每株结了三至五个伏前桃，这一着是1961年全区棉花增产中的一个重大收获。
“宁可小减，也要大增”
过去，在排水系统整修好以前，由于湖田常闹涝灾，干部和群众忧虑湖田不保收，总把希望放在沿江的沙壤田地上，对湖田的耕作管理方面比沙田区差了一层，越是这样，这些“孬［nāo］田”棉花的产量越低。
修了水利以后，条件变了，但人们对沙田、湖田的看法仍然没有彻底改变过来，对沙田总是有些偏爱。去年正是棉花现蕾结桃的时期，几个月不下雨，连全区顶大的杨林湖都干彻了底，全区棉田逐渐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沿江一带的“肉脑田”，旱得最严重；约占全区棉田面积三分之二的低洼湖田土质潮气大，棉花反而生长较好，大有奔头。但是，由于人们头脑中偏爱“肉脑田”的观念没有改变，天越是旱得厉害，有些生产队越是拼出全力只奔着“肉脑田”一头使劲，对大面积的湖田舍不得投工、投肥，尽管棉苗长势很好，因培育管理工作跟不上，反而出现了草苗齐长，苗被草欺的现象。
有一次，区委书记庞书印到群力大队去，看见大队干部正在率领广大社员，给沿江的沙田棉花挑水抗旱，而湖田里草荒苗瘦却无人过问。区委书记认为这是一种十分危险的情绪，马上找来队里干部细算了平衡增产的得失账，他说：湖田面积大，费工少，沙田面积小，费工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保湖田呢还是保沙田？这一算，大家明白了，当然应该保湖田，于是“宁可小减，也要大增”的口号就这样提出来了。各生产队根据本单位具体情况，重新研究了生产部署，各级领导干部大都分工深入到湖区，加强了对湖田工作的领导。
结果，全区湖田棉花去年得到了大翻身。长江公社平均单产籽棉都在三百斤以上。望了多年“百斤皮棉大队”的群力大队，虽然八百七十亩“肉脑田”减了产，而两千亩湖田却较前大增产，全大队三千亩棉田总平均，单产皮棉一百一十一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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