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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07-31 00:00

南斯拉夫正经历着严重经济困难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举行全会商讨对策 致盟员的信中承认联盟行动涣散领导有严重缺点

第4版()
专栏:

  南斯拉夫正经历着严重经济困难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举行全会商讨对策
  致盟员的信中承认联盟行动涣散领导有严重缺点
新华社30日讯 贝尔格莱德消息:为摆脱南斯拉夫当前正在经历着的严重经济困难,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在22日和23日举行了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
南盟中央书记兰科维奇、中央委员克拉伊格尔、米尼奇和科马尔分别在会上作了报告,南盟中央总书记铁托也在会上讲了话。国内种种消极现象引起盟员严重不满
兰科维奇在报告中承认南盟盟员对南斯拉夫国内的种种消极现象存在严重的不满。他说,“人们对本位主义和地方主义现象,沙文主义、共和国范围内的闭关自守、民族自满情绪的现象,以及其他形式的分裂主义倾向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兰科维奇说,“在消除这些弱点方面,有组织的和顽强的工作做得不够,这就导致了许多弱点开始表现得更加尖锐”。
克拉伊格尔在报告中谈到南斯拉夫经济政策所造成的后果时说,“自1960年年中以来,南斯拉夫经济发展的速度放慢了,特别是在制造业和农业方面,而这两个部门的产值占南斯拉夫总产值的70%”。“这两个部门的停滞不前引起了南斯拉夫整个经济速度的减慢”。他还透露,在南斯拉夫,“物价和生活费用都上涨了”。经济发展速度放慢农业情况停滞落后
米尼奇在报告中谈到南斯拉夫经济情况时也说,“总的经济增长速度、整个经济部门的生产、劳动生产率和实际消费的增长速度都缓慢了”,“最近三年来,农业生产停滞了”,“市场严重混乱”,“已经到期而该偿还的债务正在增长”,“没有外汇储备”等等。
科马尔在报告中为南斯拉夫农业的落后状况叫苦。他说,由于近三年来谷物、技术作物饲料和蔬菜生产的“停滞”,
“几乎所有的农产品都缺乏”。他说,南斯拉夫每年小麦的消费量为四百五十万吨,但在最近五年平均每年的产量仅为三百六十万吨。科马尔承认,农业生产的落后引起了“国民收入的波动、支付平衡的困难、生活水平增长的缓慢、依靠农业的加工工业的困难”,以及
“供农业和整个农村人口用的工业品的市场的显著缩小”。科马尔还透露,南斯拉夫农村中的富农阶级正在“加强”。
“他们在某些地区担任了土地收购者和生产组织者的角色。它们租种了绝大部分出租的土地,利用和占有超过最高限额十公顷的土地,雇用劳动力,用自己的拖拉机、打谷机或马车向其他农民提供服务,这样它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把一部分农民束缚在自己周围”。
在这次中央全会以前,铁托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曾给南盟各级领导和全体盟员一封公开信。这封信说,“共产主义者联盟的行动涣散”、“领导工作中存在严重缺点”、“许多消极现象相继出现”。
信中透露,“最近几年来,在共产主义者联盟执行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各次会议上曾不止一次地就工作中的政治错误和缺点进行了讨论,这些错误和缺点表现在经济方面、政治方面和社会生活的其它方面”。
信中说,在贯彻南盟中央各项决议时,“往往是运动式地、不充分地或者表面地进行的”。在这方面,“对盟员是一个标准,而对领导干部则是另一个标准,因此,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况:大家在口头上都同意决议,可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始终如一地加以贯彻”。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消极现象
“熟视无睹”,并且“以自己的行动助长了这些现象的进一步增多”,而南盟各级组织都“对这些负责人员的政治错误持自由主义的态度”。信中说,在南盟各级领导和组织中“缺乏批评,即使有的话,也常常受到压制”。南盟决议形同虚设实用主义占了上风信件对下列现象表示不安,即在日常工作中,“南盟的决议和指示被人忘记了”,“有时连南盟纲领也被人遗忘了”。
信件透露,在南盟工作中,“实用主义占了上风”。而“沙文主义、民族主义、本位主义、各种官僚主义和小市民自由主义的观点表现得更强烈了”。“某些共产主义者不再同这些现象进行积极斗争,而有的时候还同这些现象相安无争,从而往往至少是自发地成了异己观点的体现者”。信中说,这些人“通过自己的行动在各个消极方面发生影响,从思想上离间、分化和分裂”着社会。
信中说,南斯拉夫各共和国“经济上的本位主义正在日益扩大,经济组织的自然而必需的合作和协作被忽视了。每一个共和国都想自己生产某些产品,而不考虑是否有条件这样做,不考虑这种政策对国家整个经济的有害后果。所有这一切都使经济的发展受到损害,并且败坏人的风气,削弱国家的思想政治团结”。
公开信还承认在南斯拉夫的经济生活中存在下列其它许多严重问题:“物质生产的增长减慢了”,“支付赤字增加了,物价上涨了,对外贸易额的增长减慢了等等”。信件说,“所有这些情况使经济形势变得严重了。”信中表示忧虑说,如果不及时“采取果断措施”,“现有的比例失调会进一步加深”。信件接着承认,“联邦和共和国国家机关工作中的主观弱点,共产主义者联盟及其各级领导、社会主义联盟和其他社会—政治机构工作中的主观弱点使得这些困难和比例失调更为加深了。”这些国家和党的机构对贯彻决议“缺乏积极性”。领导人员不守纪律侵犯劳动人民权利
公开信一方面吹嘘南斯拉夫的所谓“社会自治制度”是“南斯拉夫革命的最高成果”,但是另一方面它又不得不承认,在南斯拉夫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每天都发生大量“侵犯劳动人民权利,各级的和以新形式出现的官僚主义、压制民主,不负责任地对待劳动人民在工作中的保障等等”现象。信中还说,“在领导人当中,不守纪律、不遵守法律和共同作出的决议的现象已经合法化了”,致使“滥用职权现象增多”,“在使用社会资金方面犯罪现象有了发展,使徇私情和各种干涉行为能够扎下深根,轻易地浪费社会财产和为数不多的外汇”,“泄漏国家机密有了可能”。信件说,对这些行为很少追究,因为“监督和检察制度除了不完备外,往往还由于领导人施加影响和压力而完全陷于瘫痪”。信中又说,在南斯拉夫,还有一些负责工作人员追求“发财致富”和“奢侈的生活”,有些人甚至进行“敲诈勒索”。在劳动报酬方面,领导人和劳动人民之间存在着“巨大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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