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守常全集》的一点旧闻

第4版()
专栏：读者·作者·编者

关于《守常全集》的一点旧闻
一
编辑同志：
晦庵的《书话》中讲到《守常全集》第一册的出版，但是没有讲起这集子编集的事情。据我所知道，这集子是守常先生的侄子李白余所收集的，他本名李兆瑞，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在守常先生死难以后，他立意搜编遗稿，在各图书馆勤苦抄录。等得编好了的时候，北京方面已是蒋介石的特务密布，个人行动有点不大自由了。李白余计划逃出华北，乃将抄好的文集四卷原稿一大包，交来托我代为保存，他自己就从此不见了。到了解放之后，这才重复出现，那时已经改名李乐光。可惜他已于好几年前去世了。
1933年在下斜街浙寺为守常开吊后的一星期，即4月29日，守常夫人及女儿李星华曾来访，谈出文集事。由此推想，原稿第一二卷寄给北新书局大约也是那时的事情。其时恐怕出版会有困难，所以听说要请蔡孑民写一篇序，但是似乎他也没有写。鲁迅附识里的所谓T先生，可能便是蔡孑民。
文集第三四卷的原稿，连同一张守常在日本留学时的照相，则是在1949年移交给有关人的。
难明
二
编辑同志：
你们转来《关于守常全集的一点旧闻》已阅，其中所提供的材料，现在知道的人恐怕不多了。例如李白余同志的种种努力、文集底稿原分四卷等等，对于研究大钊同志遗稿编集经过，很有帮助，纵非“孤本”，也值得特别重视。因此想在这里附带宣布一个愿望：《守常全集》以外各篇，我也竭诚期望海内博洽君子，多加补充，不仅个人受益，对于关心现代文化史料的人，都会有很大好处。
关于大钊同志遗稿，我因此有几点想法，顺便说明一下：第一，北新版《守常全集》于1939年4月出版，内分上下两卷，根据材料指出的先后交稿时间，《全集》所收其实是底稿的第一、二卷，不包括三、四卷。第二，1949年7月上海解放后改名出版的《守常文集》，用的是《全集》的原纸型，内容毫无改动，仍旧不包括底稿第三、四卷。第三，1959年重编的《李大钊选集》，其中《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中山主义的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等文，注明“按《守常文集》刊印”，大概是因为第一、二卷底稿在编印《守常全集》时已经散佚，又没有找到原先发表的书刊，所以作了如上说明。第三、四卷底稿尚存，可以按底稿排印。但为什么底稿尚存的部分都可以找到原发表的书刊，作了校对，底稿失掉了的部分（发表的书刊名称还是标出了的）偏偏就找不到原发表的书刊了呢？这倒是太巧而又太不巧了。我想经手编印《李大钊选集》的同志是一定清楚其中原委的。
至于鲁迅所作《题记》里说的与G书店有关的T先生，是指曹聚仁而非蔡元培，因为《题记》是前者要鲁迅先生写的，而他和群众图书公司有关系。
晦庵
三
编辑同志：
你们转来难明和晦庵的两封信读了之后很感兴趣。作为《李大钊选集》编辑工作的参加者之一，我也将《李大钊选集》编辑的情况略作说明。最先搜存李大钊遗著的是李乐光同志。解放前北新书局出版的《守常全集》就是他所编选的一部分。解放后他又搜集抄录了不少材料，并着手重新编排。1957年初我们看到这部稿子时，完全是按系年排列的，其中大多是手抄稿，也有一部分打字和《守常文集》的剪稿。编辑方案看来还未确定，但他已不幸逝世，未能完成这一工作。我们当时抄录了一部分，即将原稿转交有关方面。以后我们又看到方行同志编录的一部稿子，与李编大致相同，但有不少新材料。《李大钊选集》就是在这两部稿子的基础上，加上我们搜集的一部分文章，编选而成的。在编选过程中，凡是能找到最初发表文章的刊物原件，我们都尽量找来进行了校对，改正了不少错讹遗漏之处。《史观》和《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两文，系摘自《史学思想史讲义》，未找到原件，按手抄稿刊印。《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亦系讲义，未找到原件，手抄稿与《守常文集》相同，按《文集》刊印。《中山主义的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和《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两文，李、方目录均注明原刊《政治生活》，而未录刊期，我们也未查到原件，手抄稿与《文集》相同，故按《文集》刊印。这些文章的原件至今还未找到，如有收存或知道者，尚盼告知，以便于今后重印时校订。
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丁守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