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丰楼 |
1962-09-30 00:00 |
爱国主义与事业精神——读《祁连山下》
第5版()
专栏：
爱国主义与事业精神
——读《祁连山下》
丰楼
我的眼睛在看徐迟的《祁连山下》，从题目跳到结尾，下面写着：“未完待续”。不免一怔：用得着这末长吗？不会因此而显得松散、臃肿、水分过多吗？一读之下，打消了我的疑虑。虽然还不能说已经达到了无可简练的地步，但是，大体说来是结实的、生动的、可读的，而且别具风格，新颖宜人。
作者在文章的开头，引用了马克思的话：“只有在攀登上不辞劳苦、不畏险阻的人，有希望攀到光辉的顶点。”
立意是很清楚的。作者企图通过尚达所走过的道路，来反映那种“不辞劳苦、不畏险阻”的精神面貌。应该说，作者的意图，没有落空。
尚达所走的路是一条独特的道路，又是旧社会许多进步的、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共同的道路。我们从尚达身上看到地质学家沈健南，又从尚达、沈健南身上看到中国的知识分子群。那时进步的、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常常这样：从他们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中逐步通往真理。
作者是从三个方面来刻划尚达这个人物形象的。
一是事业上的追求；一是爱情上的波折；一是与沈健南的深厚的友谊。如果说，第一个方面是主干，那么，其他两个方面是分枝。
我们先从第一个方面说起。
作者真是放得开，收得拢。所谓“放得开”者，那是说，上下几千年，纵横数万里，笔酣墨饱，挥洒自如；所谓“收得拢”者，那是说，所有这些，又无不是为丰富尚达的精神面貌而服务。
作者笔下的尚达，是个爱国主义者，是个有顽强事业心的人。他的爱国主义与事业精神又总是交错在一起。他去国外，是向西欧名画学习，借以借镜他山，更是为了能够亲眼看到许多祖国的国宝，（这些国宝是被侵略者、掠夺者抢走、骗走的）。而体现在这国宝中的优秀传统，正是需要我们来继承与发扬的。
抗日战争爆发了，他满有条件逍遥国外，远离战火。然而他没有。相反，正因为祖国的多难。远游异国的尚达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他回到祖国，是同祖国一同受苦；他回到祖国，是献身于祖国文化艺术事业的保存与发展。
在尚达看来，世界上有许许多多好山、好水，而中国的山水是最美的；世界上有许许多多名贵的画，而中国的画是出类拔萃的珍品。
这也许是我们共同的体验：我爱某一种事业，而那种事业又翻转来使我着迷。爱文学的，文学使他着迷；爱音乐的，音乐使他着迷；爱美术的，美术使他着迷。尚达就是这样，他与他从事的事业之间如此密不可分：我们从尚达看到了他所从事的事业，又从他所从事的事业看到了尚达。他完全沉醉到画中去了。他爱中国画，也爱外国画，他爱顾恺之、吴道子、阎立本、阎立德……也爱乔陀、拉斐尔、芬奇、密开朗琪罗……他为体现在中国山水画中的灵性所折服；也“为梵拉斯贵的隆城与织女的背脊而惊羡，为戈耶的鬼哭神嚎的屠杀场景蹙上忧愁的眉头，为兰勃朗那些从阴暗的世界里浮显的人物的彩色闪耀而倾倒。”
但是，有所追求的艺术家，从来不是对所有的作品都是同等看待的。有所喜爱，也就一定有所批判。他对立体派、野兽派、达达派、印象主义、抽象主义、未来主义、表现主义、机械主义、超现实主义的作品，由衷感到厌恶；他为他的同行的狂乱、堕落而难受。
尚达到了桂林。他希望在山水甲天下的大画廊里建立一个小画廊。“减少一个警察派出所，增设一个小画廊吧。”但是，在那样的时代——一个民族敌人打进了国土；那样的社会——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之下，这个希望很少有实现的可能。
尚达到了重庆。重庆被国民党反动派搞得乌烟瘴气。那伙人只对金条发生兴趣，要文化艺术干吗？干脆地说，他们是文化艺术的敌人。
在重庆的尚达，有如在恶梦之中，他“觉得自己是在滑竿儿上，倒悬凌空，被抬走在无穷无尽的石级上，不知会被抬到那儿去？”
有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来到了敦煌。一到敦煌，他立刻为那金光闪闪、富丽神奇、栩栩如生的彩塑所吸引。他一踏进那些洞窟，就陷在里面，拔不出来了。
他在萨埵那太子饲虎图前沉思。“他想：既然萨埵那太子可以舍身饲虎，他自己为什么不能舍身侍奉艺术，侍奉这座艺术的宝库呢？”
在这茫茫的戈壁滩上，在这冷僻而又冷僻的地方，守住这一堆彩塑，的确需要莫大的自我牺牲精神。“现在，能发出声音的只有风，和大雄宝殿楼阁角上的风铃叮当，那声音比寂寞还难堪。”这使我想起“蝉噪林益静”那样的诗句。蝉鸣，风铃叮当，都是有声音的。这声音，不但没有增加热闹，反而使静者更静，寂寞者更寂寞。我们深深地体味到尚达那种寂寞的心情。他的心情一方面是寂寞的，另一方面又是火热的。他对祖国这座宝库——敦煌石窟，有了深厚的感情。彩塑究竟不是虎。它虽不能言语，却能传神。你越是在这个对象上深入，你也就越是能够从中有所领悟。它会给你陶醉、乐趣、意味无穷的享受。
尚达在饲虎图前的心灵活动，表明了一件事：他爱他的事业，如此深沉，简直可以说，达到了“物我同一”的境地。
认真地说来，尚达并不是孤独的。他的劳作传到当时的山城——重庆，立刻引起震动；他的事业，获得了一切革命的、进步的人们的赞美与支持。
解放了。千佛洞获得了新生；尚达本人也从此获得了新生。他过去所难能实现的种种理想，现在逐步地变成了现实。
尚达的寻求真理之路，无异使我们重新温习了一遍中国进步的、革命的知识分子所走过来的苦难而又光辉的历程。
现在再谈第二个方面。
尚达和他的妻子叶兰完全是截然相反的两种性格。一个宁静、稳重、真挚、固执；另一个爱热闹、爱繁华、爱自己美貌的青春。敦煌彩塑的瑰丽，两人一齐赞叹、倾佩，两人却又同时怀着不同的心情：一个是“从此扎下根来”；另一个是：“在热闹的都市住得太腻，何妨有个短暂的时间，换换口味。”
因此，在尚达实践自己“舍身饲虎”的当儿，叶兰却久已不堪寂寞的磨折，她驾着自己的汽车，悄悄地走了。
尚达对爱情的执着，同对事业的执着一样，她走，他就追。但是，失去了的爱情是追不回来的。……
尚达与叶兰的决裂，是性格的冲突，更是道路的分歧，女的从此沉沦下去，而尚达却同人民一起，走上了乘长风、破万里浪的宽广航道。
尚达与叶兰的分歧，不是在敦煌，而是远在巴黎就已经开始。当尚达对欧洲的画风堕落进行批判的时候，叶兰就不以为然；当尚达远离故土、怀念祖国的时候，叶兰却主张去纽约。他们的分离是生活逻辑发展的必然。
尚达与叶兰的分裂，对尚达来说，是不幸中的大幸，这不但没有阻碍、而且加速了尚达走向真理的脚步。
叶兰的轻佻，更反映出尚达的稳重，叶兰的朝秦暮楚，更反映出尚达的坚韧与毅力。
不怕艰难、不怕险阻的精神面貌，从另一角度来揭示和塑造。
该谈一谈第三个方面——最后一个方面。
沈健南与尚达是同一类型的人，他们的一见倾心，是由于在思想上有着共同基础的缘故。
一个立志献身于祖国的科学事业，一个立志献身于祖国的文学艺术。在那样的社会，他们只能空怀壮志，报国无门；徒有一身本领，却英雄无用武之地。幸好有了共产党，不仅在事业上支持他们，特别是在政治上为他们指点迷津。
当尚达感到自己孤单的时候，老机工傅吉祥讲过如下的一段话：
“你不只是你一个，不只是画像们在陪伴你。我们都和你在一起。还有你并不知道的一些人，也和你在一起的。或者说，不完全在一起，但却都近在你身旁。你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会来的，大家都会来的。说大一点，全国人民和你在一起。敦煌这宝库是祖国的财富。你为祖国服务，是为人民服务。人民无时不在支持着你。你一个人先回去，一定还有人会跟着你的足步而来的。我们这是人民的时代。”
这些话，现在听来，一点也不新鲜。可是，对当时的尚达、沈健南来说，起着茅塞顿开的作用。成为他们披荆斩棘、勇往直前的一种精神力量。
如果说叶兰是从反面来烘托尚达的精神面貌，那么，沈健南是从正面陪衬来突出尚达的性格。
就这样，一个爱国的、有着顽强事业精神的知识分子形象——尚达就站在我们的面前。
这个作品也是有缺点的。前两根线，拧得很紧。一方面古今中外展示了广阔的生活画面；另一方面在这广阔的画面中留下了尚达追求真理的鲜明足印。可是，后一根线同整个故事，显得有些游离。像一杯浓茶，越喝越淡。越到后来，也就越不够味了。是否可以这样：把沈健南的事迹，尽量压缩。并使之另成一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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