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无神论著作的译本说起

第5版()
专栏：

从无神论著作的译本说起
牙含章
无神论的教育问题，是马克思主义者经常注意的一个问题。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苏联共产党办了一个刊物，取名《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22年创刊，1944年停刊）。列宁在这个刊物的第三期上写了一篇题为《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的文章，他认为这个刊物有两大任务：一是捍卫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一是宣传无神论。
列宁在讲到这个刊物“应该是一个战斗的无神论的机关刊物”时说：“这个以担当战斗唯物主义机关刊物为己任的杂志，就要不倦地进行无神论的宣传和斗争，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要密切注意用各种文字出版的一切有关文献，把这方面一切多少有些价值的东西翻译出来，或者至少应该摘要介绍。”（列宁：《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00页。）
列宁在这篇文章中接着又说：“恩格斯早就嘱咐过现代无产阶级的领导者，要把十八世纪末叶战斗的无神论的文献翻译出来，广泛地传播到人民中去。我们惭愧的是，直到今天还没有作这件事（这是证明在革命时期夺取政权要比正确地运用这个政权容易得多的一个例子）。……十八世纪老无神论者所写的那些锋利的、生动的、有才华的政论，机智地公开地打击了当时盛行的僧侣主义。那些政论在唤醒人们的宗教迷梦方面，往往要比充斥在我们出版物中的常常歪曲（这是不容讳言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字更适合千百倍，因为这些文字写得枯燥无味，仅仅是转述马克思主义，几乎完全没有选择适当的事实来加以说明。”（同上书，第200—201页）
列宁在这篇文章中给予了很高评价的十八世纪的“老无神论者”所写的那些著作，主要指的是梅叶（1664—1729年）、拉美特利（1709—1751年）、爱尔维修（1715—1771年）、狄德罗（1713—1784年）、霍尔巴赫（1723—1789年）等人的著作。这些人都是十八世纪的法国杰出的无神论者。梅叶著的《遗书》，拉美特利著的《人是机器》，爱尔维修著的《精神论》，狄德罗著的《哲学思想录》，霍尔巴赫著的《自然之体系》等书，就是这些“老无神论者”的代表作，是无神论方面的世界名著。所以，恩格斯说，应该注意把这些人的著作翻译成各国的文字，广泛地传播到人民中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翻译出版机关在介绍无神论的名著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例如，梅叶的《遗书》，已经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拉美特利的《人是机器》、狄德罗的《哲学思想录》也由三联书店出版了。但爱尔维修的《精神论》和霍尔巴赫的《自然之体系》等书，到现在还没有翻译出版。这两本书，1933年上海辛垦书店曾出版过中译本，但翻译质量很低，需要重新翻译。当然，无神论方面应该翻译的书籍还很多，例如费尔巴哈著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推崇的，这本书在我国也还没有中文译本。
有人可能要问：共产党不是主张宗教信仰自由的吗？你们一方面宣传宗教信仰自由，另一方面又要向人民群众进行无神论教育，这不是自相矛盾吗？我们认为这一点不矛盾，而正是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全面贯彻。
大家都知道，我们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承认任何人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另一方面，又承认任何人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既然承认任何人有信仰宗教的自由，承认正当的宗教活动的自由，这当然也就是承认信仰宗教的人们有宣传有神论的自由。既然承认任何人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这当然也承认任何人有宣传无神论的自由。如果只准许有神论者有宣传有神论的自由，而不准许无神论者有宣传无神论的自由，这就曲解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同样，如果只准许无神论者有宣传无神论的自由，而不准许有神论者有宣传有神论的自由，也是曲解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由此可见，向人民群众进行无神论教育，这同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不仅没有丝毫矛盾，而且正是全面地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是最彻底的无神论者，我们是不信仰任何宗教的。但是，宗教信仰不是少数人的事情，而是涉及到千百万信仰宗教的人民群众的思想问题，这里就存在着一个党与信仰宗教的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必须采取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才有利于把信仰宗教的人民群众和不信仰宗教的人民群众，都团结在党的周围，共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但是，从党对无神论和有神论这两种思想的态度来说，那是有所区别的。因为有神论是对自然的一种错误认识，党对这种错误认识不能采取肯定和支持的态度，而且党和人民政府有责任向人民群众（包括信仰宗教的人民群众和不信仰宗教的人民群众）进行无神论教育，以便提高人民群众的科学水平，逐渐放弃对自然的错误认识，建立对自然的正确认识。
据我理解，无神论教育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的两个方面。广义的无神论教育，也就是科学普及教育。例如关于天体构造和运动规律的教育、地球的形成规律的教育、生物（包括人类）的起源与发展规律的教育、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教育、人体构造及疾病来源的生理学常识教育，以及一般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本原理的教育等等，都可以说是广义的无神论教育。要把每个人改造成为自觉的无神论者，没有各方面的足够的科学知识作基础是不行的。
狭义的无神论教育，就是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灵魂，鬼神和上帝观念产生的根源，分析宗教的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规律，使广大人民群众对有神论和宗教获得正确的科学认识，从而把人们从迷信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广义的无神论教育与狭义的无神论教育是需要互相配合起来进行的，这样才能使人们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全面的无神论思想体系。
有神论和宗教已经存在了很长时期，并且在很多人的精神世界里长期居于统治地位，它在人民群众中有很深厚的影响，在有些民族中，更为根深蒂固。因此，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无神论教育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历史任务，需要长期地反复进行，绝不是轻而易举就可以解决问题的。列宁指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认为，被整个现代社会置于愚昧无知和偏狭昏暗境地的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和手工业者）只要单纯受些马克思主义教育，就能摆脱昏暗的境地，那就是最大的而且是最坏的错误。应该把各种无神论的宣传材料供给他们，把各种实际生活中的事实告诉他们，用各种办法来影响他们，以引起他们的兴趣，打破他们的宗教迷信，用种种方法使他们从各方面振作起来。”（列宁：《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00—201页。）
无神论教育是一种细致的思想工作，只能用教育的方式、说理的方式进行。这也是列宁在《社会主义和宗教》一文中早就指出了的，他说：我们的党是觉悟的先进战士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联盟。这样的联盟不能够而且也不应当对信仰宗教这种不觉悟、无知和蒙昧的表现置之不理。我们要求教会与国家完全分离，用纯粹的思想武器，而且仅仅是思想武器，用我们的书刊、我们的言论来跟宗教迷雾进行斗争。”（《列宁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64页）列宁认为进行无神论教育，只能“用纯粹的思想武器”，
“而且仅仅是思想武器”，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列宁为什么要特别强调用“我们的书刊”进行无神论教育呢？这是因为在十九世纪，有一些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主张用行政命令的手段进行无神论教育，主张由政府宣布无神论为“钦定信条”，强迫人们相信无神论，放弃有神论。这是进行无神论教育最错误的方法。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明确指出：“对待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但不会收效，而且非常有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8—29页）这是很容易理解的，采用行政命令的办法，顶多只能解散宗教团体，禁止进行公开的宗教活动，而不能强迫人们真正放弃有神论观念。更坏的是，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强迫人们放弃有神论，就必然迫使宗教活动由地上转为地下，由合法转为非法，由公开活动转为秘密活动，只会使有神论者和宗教信徒的信念更加坚决，更不愿放弃固有的信仰，更加狂热地信仰他们的神灵和宗教。
无神论教育既然是一项细致的思想工作，是解决人们的思想问题的，这就必须遵循两个先决条件：第一，不能伤害对方的宗教感情。必须讲究方式方法，“忠告而善道之”，这就是说，不仅讲的道理正确，而且讲道理的方式方法和态度也要正确；第二，必须采取自愿原则。有神论者和宗教信徒愿意或者不愿意接受无神论教育，这由他们自己决定。他们有接受无神论、放弃有神论的自由，也有拒绝无神论、坚持有神论的自由。只要他们在政治上拥护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拥护共产党的领导，他们要作一个宗教信徒或有神论者，是完全允许的，并且应该得到法律的保护，不受任何人的干涉和侵犯。这个问题也和我们进行无神论教育的方式有关系，如果我们只是用书籍、报刊、学术报告会，以及通过广播、戏剧等等方式宣传无神论，那么，任何人都可根据他们的自愿进行选择，看或不看、听或不听，他都有自由，别人也没有办法进行强迫。
根据以上论点来看，要作好无神论教育工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要对方能够接受无神论宣传，必须使对方愿意看你写的文章，愿意听你作的报告或广播，愿意看你演的戏剧，如此等等，这里就有一个质量问题。必须有吸引力、有说服力，才能产生效果，发生作用。如果这些书刊、报告会等只是重复别人早已讲过了的一些话，枯燥无味，那它的效果是不可能好的。
当然，写出质量好的宣传无神论的文章和著作，也是不容易的事情，是需要长期地辛勤地进行研究的。因此，一方面，希望我国翻译出版界继续翻译出版一些“老无神论者”的名著。当然，这些著作也并不是没有毛病和缺点的，列宁早就指出：“在十八世纪革命家的无神论著作中有不少不科学的和幼稚的地方。但是，谁也不会阻止出版者把这些作品加以删节和附以短跋，指出人类从十八世纪末叶以来用科学态度批评宗教所取得的进步，指出有关的最新著作等等。”（列宁：《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00页。）列宁又说：“耽心旧无神论和旧唯物主义在我国没有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出的修正意见来加以补充，那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善于唤起最落后的群众自觉地对待宗教问题，自觉地批评宗教。”（同上书，第201页）列宁的这两段话主要说明我们应该大胆地翻译那些“老无神论者”的著作，因为这并不妨碍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这些著作的“不科学的”和“幼稚的”地方进行批判，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另一方面，希望我国各方面对无神论有研究、有兴趣的同志们，多写些宣传无神论的文章和专著。而且这应该是主要的方面。对于无神论教育，我们党从来就是很注意的，而且作了很多工作。近几年来，由于我们党的正确领导，我国学术界对于无神论思想的研究，也给予了应有的重视，例如侯外庐等同志编著的《中国思想通史》里面，对于我国古代和近代的无神论思想，也用一定的篇幅作了论述。此外，侯外庐同志还写了《中国古代不怕鬼神的思想传统》（载《光明日报》1961年3月25日）和《辛亥革命前资产阶级革命派无神论思想的历史特点》（载《光明日报》1961年7月31日）等文章，对我国古代和近代的无神论思想作了概括的叙述，这对读者是有启发的。关锋同志在《我国无神论的优良传统》（载《光明日报》1961年11月28日）一文中，还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建议，他说：“中国无神论思想发展史，应该成为一门专门的科学。我认为，应该先广泛地搜集材料，编辑一部完备的《中国无神论思想史资料》，并逐步地进行研究，予以科学的总结。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理论工作。”我完全赞成关锋同志的这个建议，并且希望这本《中国无神论思想史资料》早日能够出现在读者的面前。
进行无神论教育，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一项历史任务。相信在我们党的正确领导之下，经过同志们的共同努力，在我国无神论的研究方面，也能够像其他学科一样，陆续地开放出许多灿烂夺目的鲜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