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史上的丰碑

第6版()
专栏：

革命史上的丰碑
方行
对于先烈李大钊同志的著作，鲁迅先生说：“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
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大力搜集先烈李大钊同志的遗著，经过长时期努力，至1958年止，共得四百篇左右。除新旧诗及译文三十余篇外，其余是政论、讲演、杂文以及讲义。另有残文三段。至于和时人联名签署的启事与宣言之类，均不计在内。他最早的作品，为写于1912年6月的《隐忧篇》。他目睹辛亥革命之后中国仍“如蔽舟深泛溟洋”，有帝国主义的“风雨之摧淋”，有封建势力的
“狂涛之荡激”，有新党的“党私”大兴，指责他们“争意见不争政见”，预感“将来党争之时即兵争之时”，而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深抱“隐忧”。他最晚的作品，为1927年4月遭反动派非法逮捕以后于英勇就义之前在敌人牢狱中所写的“自述”。洋洋数千言，痛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国内反动派黑暗统治的罪行，指出世界潮流的趋势和中国革命的前途，明白地表达了自己崇高的政治主张，即使他自己处在最艰危的境地，仍然充满了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乐观精神。他对于同时被捕的青年，不许敌人加以“株连”，如果反动派认为他们有“罪”的话，他自愿独负全责，字里行间洋溢着“敢抛热血护新生”（林伯渠题《李大钊同志选集》诗）的伟大精神。在短短的十五年间，他以笔舌的辛勤劳动，足足写了一百多万字，其中绝大多数的作品，是旗帜鲜明地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义正词严地揭露国内外敌人的罪恶；而又殷恳地处处流露出对劳动人民、对青年的无限热爱。并且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中国传统的封建思想展开批判；对中国革命和中国思想史上的若干问题最早地提出了解释，有很多是正确和精湛的，诚如陈毅同志所说这部分早“已为三十年来的革命实践所证明”（见1957年4月28日人民日报）。
我们所搜集到的这些作品，除得自发表在当时南北各种报刊者外，有出过单行本的《平民主义》、《史学要论》及译文《中国国际法论》；有印成专册的讲义《史学思想史》及《唯物史观》，间有手札若干，这当然还不是遗作的全部。大钊同志手写的“启事”里所讲的两种专书，即未见到。另有讲义若干种，亦不知藏在何处。而发表在民国初年出版的《天民报》、《法言报》、《民牖报》、《政言报》等报的文章，这些报纸均没有找到，仅见到少数几张的《天民报》，究竟发表了哪些作品，当然不详。而一些未完之作或残文，多年访求，亦未觅得全文，至于手札，知道的即有若干，但无从借录。总之有关搜集工作，还有待于作进一步的努力。
党对于革命先烈遗著的搜集一向是重视的，特别是解放以来，在搜集工作方面有了显著的成效。广大敬爱革命先烈的同志，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可是由于国内外反动派的长期统治，革命文献和进步书刊，一再遭到严重损毁，因此，对于搜集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我们深信革命先烈的著作，决计不是敌人的毒焰所能焚毁尽净的，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只要千方百计地去进行，必然会一天天的搜求得更全。革命先烈遗著的出版，国家出版社更是不遗余力地在进行。大钊同志的遗著，在《选集》之外，还出版了《诗文选集》，解放初期还再版了《文集》。《选集》所收集的作品，计一百三十三篇，为《选集》所未收而见于《诗文选集》的有五十六篇，为两者均未收而见于《文集》的有一篇，见于《史学思想史》文献保存本而为上述各书所未收的有五、六篇。总之已大量刊行了，这对于我们学习先烈的革命精神和对我国革命史、学术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极其良好的条件。至于未曾编集印行的大钊同志的遗著，凡是搜集到的，如果在学术研究上需要参考的话，1957年《学术月刊》曾发表过大钊同志遗著系年目录，大体上可供参考，是便于“按图索骥”以觅得原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