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是严格遵守制度

第2版()
专栏：

不仅是严格遵守制度
本报记者　宋琤
过冬的用煤运来了。山西翼城县南梁公社庄里大队的社员们高高兴兴地你三千他两千的往家里担煤，有些干部白天忙着下地，晚上又忙着工作，没功夫担煤。社员们挑起担子就给他们往家里送。有些干部家里劳动力少，吃水困难，住得近的社员常常三担两担地把水给倒在缸里。有一次，大队支部书记徐鸿昌带病到地里检查生产，一下子晕倒在一块地边上。在附近干活的社员都围了上来，这个捶腿，那个揉胸。徐鸿昌醒来后，大家把他搀扶着送回家去，今天这个去看，明天那个去问，像对自己的亲人一样。
在庄里大队住上一阵以后，我们发现群众、干部之间的这种亲切融洽的关系来得并不容易，不仅是因为庄里大队支部和徐鸿昌生产领导得好，全大队年年增产；也不仅是因为他们体贴入微地关心群众生活，还因为徐鸿昌和大队的主要干部能够大公无私和群众同甘共苦，支部一刻也不放松反对个别干部特殊化占小便宜的不良倾向，坚决地维护群众利益。
徐鸿昌告诉我们这样一件事情：有一年春节，队里给社员榨了油。分油的时候，干部忙着帮管分配的同志收条子、收钱。等到干部领油的时候，社员们已经都走了。徐鸿昌一看没有社员在场，就建议大家今天先不领油。有些干部因为急着准备过节，心里颇不以为然。徐鸿昌耐心地向大家解释，既然队里规定过群众不在场干部不单独分东西，还是按制度办事好。大家同意了，有些人提着空瓶子要走。徐鸿昌又把大家拦住了：油既不分，瓶子最好也不要带走，你今天提走的是空瓶子，别人可并不知道。明天大家又提着瓶子来领油，有些人不明真相，还以为干部领了双份呢！
这样做是不是有点过份谨小慎微呢？徐鸿昌说，一点也不，他向我们介绍了他们的制度和制度的由来。
在办社的头几年，分配工作中曾经惹起过不少误会。有几次干部们把坏粮食分了，把好粮食留给了群众，结果却传起了流言，说干部先把好粮食分了，或者是把好粮留给自己了！徐鸿昌从许多小事上发现，群众在默默地监督着干部，考验着干部。
在办社的头几年，社员们检举了当时的会计员的严重贪污行为，接着又检举了当时的副业队长的贪污。这两个人都被政府依法判处了徒刑。
这些事情在徐鸿昌的思想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徐鸿昌这个老民兵英雄从当民兵的时候起，就从不贪小便宜侵犯群众利益。土地改革的时候，他斗争在前，分果实在后，大多数贫雇农都分到了好房子，他分的却是两孔破窑洞。合作化以后，他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决不可因为贪图便宜而影响党的威信，影响集体事业的发展和巩固。分钱分东西，他从不多拿多占半两一分；队里来了客人，他从不陪客吃饭；瓜田李下，没事从来不去；到省委、地委开会，走的时候要先在队里借上路费，开会回来，常常不进家门就先把领导机关发给的路费送还给队里。社员们一致称赞：“人家徐鸿昌称得起大公无私”。而到这些贪污案件被揭发以后，群众却责备起徐鸿昌来了：“你只管自己大公无私，可是，光你一个人好能顶多大事？别人还不是悄悄地把队里的东西弄走了！你光抓生产，不注意财务，生产下多少，能顶住别人捣腾啊！”群众责备得对，打中了徐鸿昌的要害。他开始严肃地对待这些问题了。
怎么办？首先需要建立严格的制度。
鉴于过去的经验教训，大家决定：干部一定要和群众同分配，不要在前，也不要在后，群众不在场，干部决不从队里往家里拿东西。分配工作一定要在群众的严格监督下进行，除了社员代表，各生产队都选出一个耿直敢说话的社员做公正人（也就是监察员）。各队分配粮食、蔬菜，都请外队的社员掌秤。确定干部的补贴工分，要经过群众讨论，年终，还要经过社员大会复评，按照干部实际工作情况或加或减。粮食和各种物资入仓入库，都要经过社员代表过目……。一套比较健全的财务制度和物资管理制度逐渐建立起来了。
光有制度还不行，更重要的是执行制度。
执行制度要比制定制度困难多少倍。徐鸿昌认定，破坏制度常常是从干部开始。干部要是不执行制度，有了制度也没有用处。因此，他首先严格要求自己。附近的绛县下柏村举行物资交流大会，队里交给徐鸿昌几百块钱去买农具。他在会上看到一种雨衣，很想买一件，一看，自己带的钱不够，只好作罢。同来的社员说：“队里带的钱不是没用完吗，先垫上几块，回去就还上，还不是一样。”徐鸿昌想想，队里定下制度私人不许借用和挪用公款，挪用几块钱，虽然回家就能还上，看起来没啥，可总算违反制度，自己开了这个头，以后就不好办了，再说，来赶会的社员很多，谁不想多买点东西，要是别人也都来借，怎么办呢？徐鸿昌决定不挪用队里的钱。第二天又跑去一趟，买了雨衣。
他同样严格要求自己的家属。去年割麦的时候，队里宣布了社员拾麦子要交到队里。他的七十多岁的老母亲没听清楚，把拾的麦子拿回家去了。徐鸿昌立即让老太太把麦子交到队里，同时在群众大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维持制度的严肃性，要靠干部的自觉，也要靠群众的监督。个别干部有时还想灵活一下，给自己找点方便和便宜。有些人则因为自己并不存心讨便宜而不大注意制度规定的某些手续。徐鸿昌在这些地方从不马虎，一发现问题，就提醒大家注意自觉遵守制度。他认为在这方面只要开上一个小口子，口子便会越撑越大。因此，对于群众的任何实事求是的批评和揭发，支部都大力支持。哪怕是三五个工分的事，只要群众提出了，支部就一定要查清事实，打通干部的思想，而后订正工分，多记工分的人还要向群众做检讨。
是不是只要求干部遵守制度就够了？
一九六一年，大队租了运输公司的汽车给社员们拉过冬用煤。队里的干部和司机相处得熟了，司机们每次给队里的干部另外捎上两袋煤，不要运费。这样，干部用的煤就比群众的便宜了许多。公正人崔宝孩找徐鸿昌提出了质问：干部烧的煤为啥就比群众便宜，徐鸿昌原来并不知道这件事，弄清原委以后，就召开支委会，主持这件事的两三个干部并不认为这样做有什么不对，他们说：这是司机和我们的交情，队里和社员并没有吃亏。徐鸿昌说：“司机为什么光和干部有交情，队里不租汽车，你能烧便宜煤吗？每车既能多拉两袋，为什么不能多给大家拉上点？司机给大家多捎了，给队里运的煤斤数就不足，怎能说大家不受影响。”支委会争吵了好久，大家的认识才一致了，决定把这一部分煤都交到队里，统一分担运费。制度并不能把一切问题都规定在内。像这一类的事情，它并不违反那一项制度，实质上却是干部利用职权占便宜。庄里大队支部对大家的要求并不只于执行制度，对一切利用职权侵犯集体利益的行为，支部都要支持群众的批评，进行严肃的斗争。
严格遵守制度，不利用职权多拿多占，是不是就够了？在庄里大队，干部们仅只这样还是不够的，支部和徐鸿昌对自己和大家提出更高的要求。又是一次运煤的问题：队里本来安排了给社员运煤的事情，后来因为赶着犁地，把运煤的事情往后拖了。不巧天突然冷了起来。多数社员家里存煤不多，不能生火取暖。有些人不免有些埋怨。徐鸿昌从外边开会回来，发现了群众有意见，一边督促队里赶快安排人力畜力拉煤，向社员检讨工作上的疏忽；一面向干部提出建议：大多数社员一天不能生火取暖，干部家里有煤也不要生火。个别干部不大同意这个意见，认为，干部不生火，群众也暖和不了，再说，干部家的煤都是过去存下的，也没有比社员先买，何苦要陪着受冻。徐鸿昌耐心地劝说这些同志：干部自己家里生着火，就不容易体会到没火烤的困难，拉煤的事情就不容易抓紧；社员们没火烤本来就不高兴，看到干部家里生着火，就更要埋怨，干部群众之间就容易有隔阂。结果家里有存煤的干部大多想通了这个道理。这一年，附近的煤矿因为还有其他任务，对群众的取暖用煤供应不太充分。徐鸿昌自己房子里就一直到春节才生上火。这虽不是什么大事，可是，它却使干部群众之间的关系更加亲密无间。
公正人崔宝孩老大爷告诉我们：前几年我净给干部提意见；这几年给干部提得少了，给社员们提得多了。”老社员秦都丰谈到队里的干部时说：干部靠得住，社员闹生产的心劲就大”。这话一点不错。干部大公无私和群众同甘共苦，在庄里大队已经成了发展和巩固集体经济的一块重要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