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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02-27 00:00 |
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等同志
第1版()
专栏：社论
分歧从何而来？
——答多列士等同志
在当前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逆流中，法国共产党总书记多列士同志和某些法共同志，扮演着突出的角色。
从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下旬起，多列士等同志集中地发表了大量的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的言论，还公布了大批有关的内部文件。其中主要的有：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多列士在法共中央全会的讲话；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四日，法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居约在法共中央全会关于国际局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工人运动团结问题的情况报告；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四日，法共中央全会关于国际局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工人运动团结问题的决议；
一九六三年一月九日，居约为法共中央机关报《人道报》写的社论；
同日，法共中央机关刊物《新法兰西》周刊发表的题为《战争、和平和教条主义》的文章；
一九六三年一月五日——十六日，《人道报》接连刊载的十篇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文章；
一九六三年一月十六日，《新法兰西》周刊刊登的题为《我们生活在什么时代》的文章；
一九六三年一月，法共中央出版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里，收集了三年来法共某些领导人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十五个文件，其中包括多列士一九六○年十一月在兄弟党莫斯科会议上的发言和他后来向法共中央全会所作的关于这次兄弟党会议的报告）；
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五日，《人道报》刊载的居约写的文章。
这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言论的主要内容，本报已经在二月二十四日发表。从这些言论中，可以看到，多列士等同志在最近的反华大合唱中，在攻击中国共产党的竞赛中，特别卖劲，超过了许多攻击我们的其他兄弟党同志。
多列士等同志除了攻击中国共产党以外，还恶毒地攻击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指责了朝鲜、缅甸、马来亚、泰国、印度尼西亚、越南、日本等兄弟党，甚至还攻击了正在英勇地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他们诬蔑说，中国共产党所采取的什么“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的立场，“已经在特别是亚洲的某些共产党内和在一些民族主义运动内得到了一些响应”，“滋长了这些党和运动中有时存在的‘左倾’主义”，等等。某些法共同志对被压迫民族的革命事业所采取的这种态度，实在是令人吃惊的；他们在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方面，实在是走得太远了。
中国共产党早就认为，现在仍然认为，兄弟党之间的分歧，必须而且应当根据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原则，在自己队伍的内部，通过平等的同志式的充分讨论和协商，求得解决。我们没有首先发动对任何兄弟党的公开批评，也没有首先挑起公开的争论。但是，谁要是利用我们这种以团结对敌的利益为重的正确立场，任意公开攻击中国共产党，以为不会受到应有的回击，那就打错了主意。
我们愿意告诉那些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的同志们：兄弟党的关系是平等的，既然你们公开地大肆攻击了中国共产党，那么你们就没有权利要求我们不作公开的答复。同样的道理，既然你们公开地恶毒攻击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那么阿尔巴尼亚同志就完全有平等的权利公开地答复你们。现在，有些兄弟党同志，一面讲要停止公开论战，一面却在继续对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进行攻击。这种两面态度，实际上是只许你们攻击别人，而不许别人回答你们的攻击。这是绝对办不到的。中国古语说：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觉得，现在有必要郑重地提醒那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人注意这一点。
多列士等同志在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时候，讲到关于我们时代的性质、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等等问题。但是，任何人只要仔细看一看，就会发现，他们只是重复别人早已讲过的论点。对于他们在这些问题上的错误论点，在本报社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以及红旗杂志社论《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这四篇文章中，已经作了回答，没有必要在这里再来重复地讨论。
值得指出的是，多列士等同志在他们的讲话、报告和文章中，用了大量篇幅歪曲事实，颠倒是非，混淆视听，企图把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制造分裂的责任，强加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他们喋喋不休地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特别是中国同志们造成的”，分歧的由来是因为中国同志“实质上还没有接受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论点”。他们还说什么离开第一次和第二次兄弟党莫斯科会议越远，中国同志的立场“离开他们自己赞同并投票同意的论点也就越远”。
既然多列士等同志提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分歧的责任问题，那么我们就来谈谈这个问题吧。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分歧究竟从何而来呢？
多列士等同志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没有接受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论点而产生的。多列士等同志这种说法的本身，是违反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规定的兄弟党关系的准则的。根据这两个共同文件，兄弟党的相互关系是平等的、独立的。任何人都没有权利要求所有兄弟党接受某一个党的论点。任何一个党的任何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都不能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对别的兄弟党都没有约束力。多列士等同志甘心情愿接受另一个党的论点和决议，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至于中国共产党，我们一贯认为，对我们和所有兄弟党具有约束力的共同行动准则，只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能是兄弟党一致协议的共同文件，而不是任何一个兄弟党代表大会的决议或者任何别的什么东西。
至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有它的积极方面，也有它的消极方面。对于它的积极方面，我们表示过支持。对于它的消极方面，即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某些重大原则问题上的错误观点，我们历来是有不同意见的。我们在中苏两党会谈中，在兄弟党会议上，都没有隐蔽自己的观点，曾经多次明确地讲过我们的意见。但是，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我们从来没有公开地讨论这个问题，在这篇文章里也不准备讨论这个问题。
事实很清楚，近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的产生，完全是由于某些兄弟党同志违反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一致协议的莫斯科宣言。
大家知道，一九五七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经过同志式的协商和集体努力，消除了兄弟党之间的某些分歧，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前的重大问题，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制定了莫斯科宣言。这个宣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纲领。所有的兄弟党都宣布接受这个纲领。
只要所有的兄弟党在实践中严格遵守而不违反这个宣言，那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就会得到加强，我们的共同斗争就会得到发展。
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以后，在一段时间里，在反对共同敌人、首先是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在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斗争中，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团结战斗是比较顺利的，也是有成效的。
但是，由于某些兄弟党的同志，屡次企图把一个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置于各国兄弟党的共同纲领莫斯科宣言之上，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分歧。特别是在一九五九年九月戴维营会谈前后，某些兄弟党同志，在关于国际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许多重大问题上，发表了一系列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违反莫斯科宣言的错误观点。
他们违反莫斯科宣言关于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就有发生侵略战争的土壤”的科学论断，不断宣扬在帝国主义制度和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还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存在的条件下，就“已经有现实可能最后地、永远地把战争从社会生活中排除出去”，就可以实现“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他们当时还预言，一九六○年“将会作为开始实现人类关于没有武器和军队的世界、没有战争的世界的宏愿的一年而载入史册。”
他们违反莫斯科宣言关于依靠社会主义阵营、民族解放运动、国际工人阶级和各国人民争取和平的群众运动的联合斗争来防止世界战争的论点，把维护世界和平的希望寄托在大国首脑人物的“明智”上，认为目前时代的历史命运实际上是由个别“大人物”和这些大人物的“明智”决定的，认为大国首脑人物的会晤能够决定和改变历史的进程。他们说：“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说过，只有掌握大权的各国政府首脑才有能力解决最复杂的国际问题。”他们把戴维营会谈说成是什么国际关系中的“新阶段”、“新纪元”，甚至说成是“人类历史的转折点”。
他们违反莫斯科宣言关于美帝国主义“成为全世界反动势力的中心，成为人民群众的最凶恶的敌人”的论断，特别热中于颂扬美帝国主义的首脑人物艾森豪威尔，说他“真诚希望和平”，“真正希望消除‘冷战’状态”，“也像我们一样在为保障和平而操心”。
他们违反莫斯科宣言所指出的关于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和平共处的列宁主义原则，把和平共处仅仅解释为意识形态的斗争和经济竞赛。他们说：“必须努力使两种制度之间不可避免的斗争变成只是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变成和平竞赛——或者用资本家更容易理解的语言说——竞争。”他们甚至把两种社会制度不同国家的和平共处，引伸到压迫阶级同被压迫阶级、压迫民族同被压迫民族的关系方面去，说什么和平共处是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就完全脱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的观点，实际上借口和平共处而抹煞反对帝国主义和支持各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的政治斗争，抹煞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
他们违反莫斯科宣言关于美帝国主义力图“以新的形式给已经解放了的人民重新套上殖民枷锁”的论点，鼓吹帝国主义能够帮助不发达国家的经济达到空前的高涨，实际上否定掠夺不发达国家是帝国主义的本性。他们说：“全面彻底裁军还会创造崭新的条件，以援助一些目前在经济上还不发达、而需要比较发达的国家给予援助的国家。即使把由于大国停止军事开支而抽出来的资金一小部分用来帮助这些国家，也就能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开创一个崭新的纪元。”
他们违反莫斯科宣言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运动和各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是当代维护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的论点，把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同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对立起来。他们虽然有的时候也说应该支持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战争，但是又反复强调“在现今条件下爆发的战争必然会成为世界大战”，“一个小小的火星也能够引起世界大战”，反复强调要“反对一切种类的战争”。这实际上是对正义的战争和非正义的战争不加区别，借口防止世界大战，反对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战争，反对一切正义战争。
他们违反莫斯科宣言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存在着和平的和非和平的两种可能性的论点，关于“统治阶级是不会自愿让出政权的”论点，而片面地强调和平过渡的“越来越大的现实可能性”，说什么和平过渡“对于一系列国家来说，已经是现实的前景”。
从上述这一系列的错误论点中，人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帝国主义的本性已经改变，帝国主义所固有的各种不可克服的矛盾已经不复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过时，莫斯科宣言应该废除了。
散布这些错误论点的兄弟党同志，不论用什么样的借口，什么“外交辞令”呀，什么“灵活性”呀，都不能掩饰他们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背离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的原则，都不能推卸他们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制造分歧的责任。
近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就是这样引起的。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分歧，又是怎样公开暴露在敌人面前的呢？
多列士等同志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歧公开化的起点，是“中国共产党在一九六○年夏天以各种文字出版《列宁主义万岁》的小册子”。实际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
事实是，兄弟党内部分歧的公开化，并不是在一九六○年夏天，而是早在一九五九年九月戴维营会谈前夕，具体地说，在一九五九年九月九日就开始了。在这一天，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顾中国方面多次说明真相和劝告，迫不及待地通过自己的国家通讯社对中印边界事件发表了一项声明。这个声明不问是非曲直，对中印边境冲突表示“遗憾”，实际上指责中国的正确立场。他们还说什么这是“可悲的”、“愚蠢的”。当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遭到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武装挑衅的时候，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但不指责发动武装挑衅的反动派，反而指责自己的兄弟国家，这在历史上倒真是第一次。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立刻觉察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的分歧，并且利用了那个错误的声明进行恶毒的挑拨离间。资产阶级的宣传机器当时大肆宣传说，这个声明是“飞往中国的外交火箭”，声明的“口气有点像一个严峻的父亲冷酷地教训孩子放规矩点”。
在戴维营会谈以后，有些同志竟然冲昏了头脑，越来越放肆地对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和国内政策，进行了一系列的公开攻击。他们公然诬蔑中国共产党企图“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像公鸡好打架那样热中于战争”。他们还攻击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诬蔑中国共产党在国家领导方面实行“冒险主义”的政策。
这些同志在长时间内，热中于宣传他们的错误观点，攻击中国共产党，把莫斯科宣言完全置诸脑后。这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造成了混乱，使世界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有迷失方向的危险。多列士同志想必记得，当时法共机关报《人道报》竟然大肆宣扬“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找到了共同语言，和平共处的语言”、“美国发生了转折”。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护莫斯科宣言，为了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了使全世界人民了解我们对于当前国际形势的观点，中国共产党在纪念列宁九十诞辰的时候，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和《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三篇文章。在那个时候，虽然我们已经被人攻击了半年多，虽然我们在文章中讨论到那些违背莫斯科宣言的错误论点，但是，我们还是以团结为重，把斗争的锋芒指向帝国主义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
多列士等同志把我们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说成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歧公开化的起点，是把事实完全弄颠倒了。
一九六○年五月，美国U—2间谍飞机侵犯苏联，四国首脑巴黎会议流产，我们本来希望那些曾经大肆宣扬所谓戴维营精神的同志，能够从中吸取教训，加强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团结，共同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但是，同我们的希望相反，在一九六○年六月初世界工会联合会理事会北京会议上，有些兄弟党同志竟然不赞成谴责艾森豪威尔，并且散布了许多错误观点，还反对中国同志的正确观点。特别严重的是一九六○年六月下旬，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兄弟党会谈中，有人竟然挥舞指挥棒，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大举围攻中国共产党。这种做法，粗暴地破坏了兄弟党协商解决共同问题的原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开了一个极端恶劣的先例。
多列士等同志说，在布加勒斯特会谈中，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对苏共进行攻击”。但是，参加这次会谈的同志们都很清楚，在这次会谈中，阿尔巴尼亚同志并没有攻击什么人，只是坚持了自己的见解，没有服从指挥棒，不同意对中国的攻击。在那些把兄弟党关系看成是“父子党”关系的人的眼里，一个小小的阿尔巴尼亚竟敢违抗他们的指挥棒，真是胆大妄为，大逆不道。他们从此对阿尔巴尼亚同志怀恨在心，采取种种恶劣手段，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布加勒斯特会谈以后，那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同志们，迫不及待地采取了一系列的严重步骤，施加经济的和政治的压力，以至不顾国际惯例，背信弃义，单方面撕毁兄弟国家间的协定和合同。这种协定和合同不是几个，或者几十个，而是几百个。他们这种把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的恶劣做法，完全背弃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完全背弃了莫斯科宣言规定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这些同志对自己的这种大国沙文主义错误不但不进行自我批评，反而责备中国共产党犯了什么“单干”、“宗派主义”、“分裂主义”、“民族共产主义”等等错误，这难道是合乎共产主义道德的吗？多列士等同志是明白事情的真相的，但是他们不敢批评那些真正犯了把政治、思想争论发展到破坏国家关系的错误的人，反而指责中国同志“将国家问题与政治、思想问题混淆在一起”，这种不分是非、颠倒黑白的态度，才是真正可悲的。
从上述的这些事实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歧的加剧，完全是某些兄弟党同志在一系列的重大问题上越来越严重地违反兄弟党一致协议的共同路线、破坏兄弟党兄弟国家相互关系准则的结果。
多列士等同志不顾事实、颠倒是非的做法，还突出地表现在他歪曲一九六○年莫斯科会议的真实情况，攻击中国共产党“不赞同国际工人运动的路线”，给会议“造成困难的局面”。
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我们不愿意在这里谈到这次兄弟党内部会议的详细情况，我们准备在适当时机和适当场合说明真相，弄清是非。但是，必须指出，中国共产党恰恰是一九六○年全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创议者。我们努力促成这次兄弟党会议的召开。在会议期间，我们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反对了某些兄弟党同志的错误观点，同时在某些问题上作了必要的妥协。我们同其他兄弟党共同努力，克服了种种困难，使会议取得了积极的成果，达成了一致的协议，发表了莫斯科声明。仅仅这些事实，就足以拆穿多列士等同志的谎言。
一九六○年莫斯科会议以后，各国兄弟党理应根据一致协议的声明，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集中力量，共同对敌。一九六一年一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将如维护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一样，维护这次会议的声明，并且坚决地为实现这个文件所规定的共同任务而努力奋斗。”两年多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忠实地执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协议，并且为维护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革命原则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但是，多列士等同志竟然攻击中国共产党在一九六○年莫斯科会议以后，“继续就各党共同拟定的政策的主要方面表示不同意见”，并且说中国同志的“立场对整个运动的利益有害”。
在一九六○年莫斯科会议以后，究竟是谁在一系列问题上越来越严重地违反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呢？
在莫斯科会议以后不久，苏阿关系进一步恶化了。多列士同志企图把苏阿关系恶化的责任，推到中国共产党方面。他竟然指责中国没有“利用自己的影响来引导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导人比较正确地了解他们的义务”。
事实是，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根据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所规定的独立、平等、协商一致的准则，来处理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的关系。我们对于苏阿关系也一直坚持这种主张。我们曾经恳切地希望苏阿关系能够得到改善，并且为此尽了自己的国际主义责任。我们曾经多次劝告苏联同志，在改善苏阿关系方面，大党大国应该采取主动，应该通过内部平等协商来消除分歧，即使某些分歧一时解决不了，也应该耐心等待，而不应该采取可能使关系进一步恶化的任何步骤。中共中央曾经为此写信给苏共中央，希望通过协商途径解决苏阿关系问题。
但是，我们的这些真诚努力，并没有受到重视。从发罗那海军基地撤退舰队，从阿尔巴尼亚撤退专家，断绝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干涉阿尔巴尼亚内政等等一系列的事件发生了。
对于这些粗暴违反兄弟国家关系准则的行为，中国共产党感到痛心。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前夕，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又一次向苏联同志提出改善苏阿关系的同志式的忠告。但是，出乎我们的意料，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出现了公开指名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严重事件，开创了在一个兄弟党的代表大会上公开攻击另一个兄弟党的恶劣先例。参加这次大会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为了维护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兄弟党关系的准则，为了共同对敌的利益，明确地表示不同意这种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的做法。
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的这种严正态度，竟然受到指责。有的同志甚至说，“如果中国同志们愿意出力使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同各兄弟党的关系正常化，那么，未必有谁会比中国共产党更好地促进这一问题的解决”。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这是说，中国同志要对苏阿关系的恶化负责，那是故意推卸责任，诿过于人。如果这是希望中国同志促进苏阿关系的改善，那么，我们愿意指出，那些同志完全不顾我们的多次劝告，坚持恶化苏阿关系，甚至公开号召改变阿尔巴尼亚党和国家的领导，这就在实际上剥夺了其他兄弟党对苏阿关系的改善进行有效努力的可能性。这次大会以后，这些同志悍然断绝了苏联同社会主义兄弟国家阿尔巴尼亚的外交关系。这难道不是有力地证明，他们根本没有改善苏阿关系的愿望吗？
多列士等同志责备中国报纸“散布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错误论点”。必须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来是反对把我们内部的分歧公开的，但是某些兄弟党的同志却坚持要把分歧公开，并且认为如果不这样做，就是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在苏阿分歧已经公开化的情况下，我们把争论双方的某些材料，同时加以发表，以便中国人民能够了解事情的真相。难道可以这样认为，似乎某些兄弟党的同志可以任意地一而再、再而三地指责另一个兄弟党，说它的领导是反列宁主义，是要博得享受帝国主义施舍三十枚银币的权利，是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等等，却不容许这个兄弟党为自己辩护，也不容许其他兄弟党同时发表争论双方的有关材料吗？那些自命为“完全正确”的人，自己连篇累牍地发表了攻击阿尔巴尼亚的文章，但是，对阿尔巴尼亚同志答复他们的文章，却害怕得要死，自己不敢发表，也害怕别人发表，这只能暴露他们的理亏心虚。
多列士等同志还指责中国共产党“把共产党人之间可能存在或出现的分歧拿到群众运动中去”，特别是在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世界和平理事会斯德哥尔摩会议上，“把争取民族解放斗争同争取裁军及和平的斗争对立起来”。
事实恰恰相反，把兄弟党之间的分歧扩大到国际民主组织中去的不是中国同志，而是某些兄弟党同志。他们屡次企图把自己的同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相对立的错误路线强加于国际民主组织。他们把民族解放斗争同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对立起来，不顾这些国际民主组织所代表的广大群众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广泛要求，硬要把“一切为了裁军”作为压倒一切的任务，并且大肆贩卖在帝国主义和剥削制度还存在的条件下就可以实现“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的错误思想。这就在这些组织中不断地引起了尖锐的争论。同样的争论也出现在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世界和平理事会斯德哥尔摩会议上。在这次会议上，有人要求生活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刺刀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等待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接受全面彻底裁军，等待他们放弃使用武力来镇压民族独立运动，等待他们用裁军节省下来的钱，援助不发达国家。这些人实际上是要求在这一切实现之前，一切被压迫民族不要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斗争，不要对殖民统治者的武装镇压进行反抗，否则据说就要引起世界大战，造成亿万人的死亡。正是根据这种荒谬的“理论”，他们竟然辱骂民族独立运动是“死尸运动”。正是这些人，而不是中国同志，违反了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
加勒比海危机和中印边境冲突，是最近国际局势中的两大事件。中国共产党在这两个事件中采取的立场，是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完全符合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但是，多列士等同志竟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恶毒的攻击。
在加勒比海危机问题上，多列士等同志指责中国要“促使苏美之间发生战争，从而把世界推入热核灾难”。事实是不是像多列士等同志所说的那样呢？在加勒比海危机中，中国人民究竟做了些什么呢？中国人民坚决谴责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古巴人民维护独立和主权的五项要求，中国人民坚决反对为了无原则的妥协而把“国际视察”强加在古巴身上。我们这样做，究竟犯了什么错误呢？法国共产党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三日公报，不也是号召“有力地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好战挑衅行动”吗？同日的《人道报》不也是谴责美国“对古巴长期以来准备的赤裸裸的侵略”，呼吁各国人民“加强他们同古巴的团结，加强他们的斗争”吗？请问多列士同志，你们这样支持古巴人民、反对美国侵略，是不是也是要把世界推入热核灾难中去呢？为什么你们过去这样做是对的，而中国坚持这样做就犯了罪呢？说穿了，那是因为你们跟着指挥棒转，后来突然改变了立场，大讲对美国的侵略行为必须作“理智的让步”、“明智的妥协”了。正是因为这样，你们就掉转枪口，把斗争的锋芒，从美国强盗转向坚持正确立场的兄弟党了。
更恶劣的是，某些法共同志竟然诬蔑所有坚决反对美国侵略者的人们，辱骂他们是所谓“革命词句的英雄”，说他们“说空话”，说他们“对各国人民对于古巴人的英勇正当地感到的敬佩进行投机”。某些法共同志还说什么“在对付氢弹方面，单单英勇是不够的”；说什么“不要把古巴人的胸膛作为牺牲品放到革命词句的祭坛上去”。这是什么话？！这是在指责谁呢？如果是指责英勇的古巴人民，那简直是可耻。如果是指责反对美国强盗、支持古巴的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那岂不暴露你们自己的所谓支持古巴人民是完全骗人的吗？在多列士和某些法共同志看来，没有氢弹的人支持古巴，都是“说空话”、“投机”；而没有氢弹的古巴人民，只能屈从有氢弹的国家，出卖国家主权，接受“国际视察”，被放到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祭坛上去。这是十足的强权政治论，这是十足的核武器拜物教，这绝不是共产党人应该说的话。
我们愿意告诉多列士等同志，全世界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在加勒比海危机问题上犯了错误的，不是我们，而是你们。因为你们替挑起加勒比海危机的肯尼迪政府解脱，硬要人们相信连肯尼迪政府也否认的所谓美国不入侵古巴的保证；因为你们替那些既犯冒险主义、又犯投降主义错误的同志辩护，替那种侵犯一个兄弟国家的主权的行为辩护；因为你们不是把反对美帝国主义放在第一位，而是把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放在第一位。
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多列士等同志说中国对解决中印边界纠纷缺乏“最少的诚意”。这种指责是荒谬的。
中国政府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一贯立场和多年来所作的努力，我们已经说过很多。目前中印边境局势，由于印度军队发动的大规模进攻受到严重挫败，由于中国军队在自卫反击胜利之后主动停火、主动后撤，已经开始缓和下来。三年多来，中印边界纠纷的过程有力地证明，中国政府对印度尼赫鲁政府的反动政策进行必要的斗争，是完全正确的。
令人惊异的是，有些自称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在尼赫鲁政府向社会主义兄弟国家挑衅和进攻的时候，竟然背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采取所谓“中立”的立场，实际上不但在政治上支持尼赫鲁政府的反华政策，而且以军事物资供应尼赫鲁政府。多列士等同志对于这种错误的做法，不但不予谴责，反而称之为“明智的政策”。你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究竟丢到哪里去了呢？
多列士同志一再指责中国对印度的政策有利于帝国主义。他早在一九六○年就说，中国共产党“给艾森豪威尔提供机会，使他在印度得到在其他情况下所未能得到的欢迎”。直到现在，某些法共同志还不断地重复这种指责。
在这里，我们无需多说，稍有政治眼光的人都看到，尼赫鲁政府挑起中印边境冲突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适应美帝国主义的需要，为了取得更多的美援。我们只愿意提醒多列士同志和某些法共同志，难道你们忘记了，艾森豪威尔当时不仅在印度受到欢迎，并且在法国也受到热烈欢迎吗？由于一九五九年九月间艾森豪威尔访问巴黎的时候，巴黎地区法共的一部分市议员和省议员没有出席欢迎艾森豪威尔的招待会，多列士同志就在法共中央全会上提出严厉的批评。他说：“我们认为没有全部出席在市府大厦举行的欢迎艾森豪威尔的招待会是一个错误，虽然政治局曾作出决定，要求巴黎地区的市议员和省议员都去出席。这是一种错误的态度。我一回来（按：当时多列士同志刚从外国回来）就曾提出了批评。我要重说一下，政治局曾作出正确的决定，但它没有保证执行。”（见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一日《人道报》）请问多列士同志，如果说尼赫鲁欢迎艾森豪威尔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过错，那么多列士同志要巴黎地区法共的全体市议员和省议员都去欢迎艾森豪威尔，又是由于谁的过错呢？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来看，艾森豪威尔受到尼赫鲁的欢迎，一点也值不得大惊小怪；而一个共产党的领导人这样热中于欢迎美帝国主义头子，又这样严厉批评那些不去欢迎的同志，倒是不能不使人感到十分惊异的。
在加勒比海危机问题和中印边界问题上，又一次大大地暴露了那些自称“完全正确”的人所执行的路线和政策，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违反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可是，他们仍然没有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痛改前非，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上来，回到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轨道上来。相反的，他们更加老羞成怒，沿着错误的道路越走越远，掀起了又一次规模更大的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逆流，来转移人们的视线，掩饰自己的错误。
从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到一九六三年一月，欧洲几个兄弟党先后举行了自己的代表大会。在这些大会上，经过精心策划，出现了大规模的、系统的公开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的恶劣情况。特别是到了最近举行的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大会，这股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逆流达到了新的高峰。在这次大会上，有些同志一方面说要停止攻击，另一方面又继续粗暴地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并且公然为叛徒铁托集团翻案。这些同志采取的两面手法，能够骗得了人吗？显然不能。这种两面手法，只能被认为，他们对于停止争论、恢复团结，并不是真心诚意的。
特别应当指出，如何对待铁托集团的问题，是一个重大的原则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并不是怎样解释莫斯科声明的问题，而是保卫还是撕毁莫斯科声明的问题；并不是对待一个兄弟党应当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而是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叛徒应当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并不是如何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的问题，而是揭露和批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敌人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莫斯科声明，决不容许任意篡改和撕毁各国兄弟党的共同协议，决不容许把叛徒拉进我们的队伍中来，决不会同意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做交易，决不会同意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做买卖。
从上面所说的种种事实，可以清楚地看到：不是我们，而是某些兄弟党同志，在一系列问题上越来越严重地违反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不是我们，而是某些兄弟党同志，没有根据这两个共同文件来消除兄弟党之间的分歧，反而加剧这种分歧。不是我们，而是某些兄弟党同志，进一步地把兄弟党之间的分歧公开暴露在敌人面前，对兄弟党进行越来越粗暴的公开指名的攻击。不是我们，而是某些兄弟党同志，把自己的错误路线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相对抗，使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到越来越严重的分裂的危险。
从上面所说的种种事实，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多列士和某些法共同志，对待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严肃的辩论，采取了惊人的不负责任的态度。他们采取欺骗手段，实行封锁政策，隐瞒真相，歪曲中国共产党的观点，以便于肆无忌惮地攻击中国共产党。这决不是进行辩论的正当做法，也不是对法共党员和法国工人阶级负责的态度。如果多列士等同志敢于面对事实，相信自己是正确的，他们就应当公布中国共产党阐述自己观点的材料，包括我们最近发表的有关文章，让全体法国共产党员和法国工人阶级知道真相，让他们自己来判断是非。多列士等同志，我们已经把你们指责我们的言论公布了。你们也能这样做吗？你们有这样的政治家风度吗？你们有这样的胆量吗？
多列士同志和某些法共同志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程度，的确是十分惊人的。但是，他们自己却一贯自命为什么“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好吧，我们就来看一看这种“创造性”吧。
我们看到，多列士等同志在一九五九年以前，曾经正确地指出过美帝国主义是侵略势力的魁首，谴责过美国政府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可是，在戴维营会谈前夕，有人说艾森豪威尔希望“消除国与国关系中的紧张局势”；于是，多列士等同志就争先恐后地为艾森豪威尔叫好，决定要法共议员欢迎这位“和平使者”。这是跟着指挥棒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我们还看到，一九五九年九月，当戴高乐发表一个根本否认阿尔及利亚独立和主权的所谓“自决”的声明之后，法共中央政治局曾发表声明，正确地揭露这“纯粹是骗人的阴谋”。多列士同志自己当时也说这“只是一个政治伎俩”。可是，一个多月以后，一个外国同志说，戴高乐的声明有“重要作用”，多列士同志就马上严厉地批评法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错误的估计”，说原来的声明发表得“太匆促、急忙”。这又是跟着指挥棒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我们还看到，多列士等同志曾经正确地谴责南斯拉夫铁托集团的修正主义纲领，说铁托集团“接受了美国资本家的津贴”，这些“资本家给他们津贴，显然不是为了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但是，最近，有人说要“帮助”铁托集团“在一切兄弟党的大家庭中占有应有的地位”；于是，多列士等同志也就大讲“帮助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重新回到共产主义大家庭”。这又是跟着指挥棒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我们还看到，一年多以前，当中国共产党反对在一个党的代表大会上公开攻击另一个兄弟党的时候，有人指责我们的这种立场说，这是“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多列士同志就跟着说，中国同志采取这种态度是“没有道理的”，是“不正确的”。最近，有人一面说应该停止公开争论，一面又继续进行攻击；于是，某些法共同志也跟着这样做，并且说这是“明智的、列宁主义的”。这还是跟着指挥棒转。
类似的事例，举不胜举。这样无条件地跟着指挥棒转，绝不能认为是兄弟党之间应有的独立的、平等的正常关系，而是封建家长制度的极不正常的关系。看来某些同志似乎认为，可以完全不顾本国无产阶级和本国人民的利益，也可以完全不顾国际无产阶级和全世界人民的利益，只要跟着别人走就行了。究竟向东对，还是向西对，究竟朝前对，还是往后对，一切一切，可以一概不管，人云亦云，亦步亦趋。在这里，多的是鹦鹉学舌的本领，少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性。这样的“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呢？
多列士和某些法共同志，对中国共产党的恶毒攻击和诽谤，不管怎样连篇累牍，丝毫无损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他们的这些做法，是同各国共产党人要求消除分歧、加强团结的愿望背道而驰的，也是同法国工人阶级和法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不相符合的。
法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有着悠久的光荣的革命传统。法国工人阶级以巴黎公社的英勇尝试，给全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光辉的榜样。法国工人阶级的杰出战士和天才歌手创作的无产阶级的不朽战歌《国际歌》，是鼓舞全世界人民争取解放和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嘹亮号角。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建立起来的法国共产党，集合了法国人民中众多的优秀儿女，他们同法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一起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在反法西斯的抵抗运动中，法国人民在法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扬了法国工人阶级的革命传统，表现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在战后时期，在保卫世界和平、维护民主权利、改善劳动人民生活条件和反对垄断资本的斗争中，法国共产党人起了重大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法国共产党和法国工人阶级，从来就抱着极大的尊敬。
多列士等同志一再强调要中国同志改正错误。但是，真正需要改正错误的不是我们，而是多列士等同志。尽管我们在这篇文章里不得不同多列士同志和某些法共同志进行辩论，我们仍然诚恳地希望他们能够尊重法国共产党的历史，珍惜自己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历史。我们希望他们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根本利益为重，改变那种同法国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不相称的错误，改变那种同法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不相称的错误，改变那种同自己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誓言不相称的错误，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下来，回到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革命原则上来。
中国共产党始终一贯地坚持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世界各国革命人民的团结，反对损害这种团结的任何言论和行动。我们始终一贯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革命原则，反对背离这些革命原则的任何言论和行动。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分歧，本来是难以避免的。当发生分歧的时候，尤其是发生涉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的分歧的时候，只有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严肃的辩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消除分歧，才能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问题不在于是否要进行辩论，而在于通过怎样的途径和方法进行辩论。我们一贯主张，应当在各兄弟党内部进行辩论，而不应当公开进行辩论。我们的这一主张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却受到某些兄弟党同志的攻击。现在，这些同志在对我们和其他兄弟党进行了一年多的公开攻击之后，又改口说要停止公开辩论了。我们要问：现在，你们是不是认为，你们过去公开攻击兄弟党是错误的呢？你们是不是准备承认这种错误，向被你们攻击的兄弟党道歉呢？你们是不是真心诚意地准备回到内部平等协商的轨道上来呢？
为了消除分歧，加强团结，中国共产党曾经多次提出、现在仍然主张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并且愿意同所有的兄弟党一起，采取必要的步骤，为召开兄弟党会议准备条件。
作为准备兄弟党会议的步骤之一，是停止目前仍在继续进行的公开争论。这是中国共产党早就提出的主张。我们认为，停止公开争论必须是言行一致的、相互的、全面的。有人一面说要停止争论，一面又继续攻击。他们实际上是要在把你打了一顿之后，不准你还手。这是不行的。不仅对中国共产党的攻击应当停止，而且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其他兄弟党的攻击也应当停止。同时，借口停止争论，不准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进行揭露和批判，这是违反莫斯科声明规定的关于进一步揭露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领导人的任务的，因而也是绝对不能容许的。现在，有人一面要把兄弟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排除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外，一面又要把叛徒铁托集团拉进来。我们愿意老实告诉他们，这是绝对办不到的。
举行双边的或多边的兄弟党会谈，是准备兄弟党会议的必要步骤。这是中国共产党早在十个月以前就提出的主张。我们一贯愿意同所有抱有同样愿望的兄弟党，举行旨在消除分歧、加强团结的会谈。事实上，我们已经同好些兄弟党举行了这样的会谈。我们从来没有拒绝过同任何兄弟党举行双边会谈。英国共产党执行委员会一月十二日的声明说，中国共产党没有接受苏联共产党“进行共同讨论”的要求。据说，这是另一个党告诉他们的。但是，我们必须郑重指出，这完全是毫无根据的捏造。我们愿意重申，我们准备同任何一个兄弟党或几个兄弟党举行会谈，交换意见，以促进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的召开。
目前，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正在加紧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疯狂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阵营，野蛮地镇压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人民革命斗争。在这样的时刻，为了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各国共产党、全世界无产阶级、全世界人民，都迫切地要求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加强国际共产主义队伍的团结，加强全世界人民的团结。让我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吧！让我们为了加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为了促进世界和平、民族解放、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共同奋斗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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