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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纲 1963-03-31 00:00

放开嗓子歌唱!

第5版()
专栏:文艺随笔

放开嗓子歌唱!
阎纲
从去年声援古巴革命所涌现出的一大批及时而富于战斗性的诗歌中,以及此后全国广泛展开的诗歌朗诵会上,看到了我国诗歌战斗传统正在发扬光大,看到诗人的歌喉逐渐和人民群众的需要亲近起来。人民需要诗歌,歌手必须靠拢人民!
从解放区开始直到解放后的今天,诗歌的战斗传统一直没有消失,从去年以来,好诗逐渐又多了起来。在目前文艺迫切需要表现时代的时候,诗歌应该勇敢地站在战线的前沿阵地,更深刻地表现中国人民的革命英雄主义和国际上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精神。
这里最重要的是:需要热情,需要义愤。
一当诗人投身到火热的斗争、和人民群众同甘苦、共命运,他就会产生热情和义愤,也就会产生灵感,使自己在诗意的逼迫之下,不得不写出他的所见、所感和所信,哪怕是在老乡的冷炕头上,或是旷野的茅草棚下。
鲁迅——当柔石等革命者被捕,反动派的屠刀伸进书房的时候,他逃到一家客店。义愤填膺,无以自已,即使“在一个深夜里”,“在客栈的院子中”,不惧群魔乱舞,竟然吟成“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的著名的诗章。
郭沫若——当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冲击了自己的时候,那种“火山爆发式的内发情感”“发作”了。他一边听课一边写,晚上就寝的时候伏在枕头上写,“火速的写”,激动得“全身都有点作寒作冷,连牙关都只是打战”。《凤凰涅槃》就这样诞生了。
革命烈士们——读他们的诗,就是在接受悲壮的革命真理,这些真理是在烈火中铸炼出来的,所以经得住时间的考验而历久不衰。这些诗不是在刑讯室里写的,就是在杀场上写的;不是冲口而出的,就是用血刻到狱墙上的。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诗人们——把阶级“感应神经”的歌喉,转向主要对人民伟大业绩的狂呼。贺敬之的《放声歌唱》适合时宜地道出一代诗人的时代责任感;又用《回延安》深沉的感受把《放声歌唱》奔放的热情衔接起来。张光年、袁水拍作诗已经不是他们的职业,但是他们没有忘记诗,而在尖锐的、激烈的国际斗争的感召中,即兴写出了很多好诗。写下了像《钢骨铁胆》和《论‘进攻性武器’》那样的力作。郭小川不减当年,敏锐地感受英雄人民的脉搏,写出了篇篇带着热情的短歌。李瑛的声音从战士的激愤中发出,刘镇的声音带着钢铁工人胸膛的体温。不朽的雷锋,一个普通的汽车兵,也曾在日记里把他充满诗意的生活,化为“母亲只生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这样壮丽的诗作。
诗,并非一定要“倚马可待”地写出,或在最艰苦的环境里写出不可。但是在火热斗争中获得深切的感受的时候,他的诗(尤其是短诗),总是不择地点地、迫不及待地写出来的。这种际遇也许是艰苦的,但对诗人来说,这种“发作”正是他创作上最美好的时刻。
在事变之后定下心来构思,或者十年八年刻苦推敲长诗,当然也是很需要的。但不管怎样,诗绝不是“做”出来的,而是喷射出来的。毛主席说,我们的作品要让群众读了“感奋起来”。要让群众“感奋”,诗人自己必先“感奋”。对群众的革命斗争始终保持“感奋”的精神状态,这是革命“歌者”应该具备的特点,也是目前发展新诗的症结所在。
我们的时代太伟大了!能够亲眼看到和亲身参加目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大发展时期的斗争,是我们这代诗人的最大的幸福。我们要歌唱这个时代,像毛主席“欣然命笔”那样歌唱;像马雅可夫斯基那样“放开嗓子”歌唱;像鲁迅他们在沉静中坚持怒吼所具有的革命韧性那样歌唱。马雅可夫斯基精神是值得学习的。为了维护自己的苏维埃,他哪里都可以去深入,哪里都可以去朗诵,哪里都可以去写诗:在街上,在咖啡店里,在谈话时,甚至在打子弹时;为了需要,可以把八小时白天的工作时间,用十八小时来代替。因而读了他的诗,读者直接受到诗人热情的感染:“我不禁挺起胸膛,高高地昂起头,振作起精神,总是感到自己是在队伍里”。
恩格斯说:“义愤造就诗人”,这是千真万确的;其实等于同时也在说:“感奋造就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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