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内瑞拉发生了什么事？

第4版()
专栏：

委内瑞拉发生了什么事？
〔委内瑞拉〕阿图罗·维利亚
委内瑞拉是一个拥有七百五十万人口和将近一百万平方公里的广大领土的国家，也就是说，它的人口密度极低。全国居民都讲西班牙语，只有十五万印第安人例外，他们还生活在所谓文明世界之外。
委内瑞拉有大量的自然资源，这些资源使它成为一块帝国主义最为垂涎的肥肉。它是世界上石油出口最多的国家。它的石油产量仅次于美国和苏联而居世界第三位（美国的石油产量占世界产量的百分之三十，苏联约占百分之十五，委内瑞拉占百分之十三）。委内瑞拉是美国工业最重要的铁矿供给者（供给其所需铁矿的百分之五十）。卡罗尼瀑布——水电动力的极好资源——就在这些矿藏的附近，它为强大钢铁中心的发展和附近蕴藏着的大量铁矾土的加工开辟了极广阔的前景。在这个巨大的矿产宝库附近，还有丰富的锰矿。至于在这些地区建立一个巨大的工业联合企业所需的燃料，那实在是无穷无尽的：靠近那里有成千上万个石油井，连同国内其他地方的油井，每天能向输油管送三百二十万桶油，还可以生产二百亿立方米的煤气，这都是电气化的极好的条件。
我国丰富的自然资源，给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提供了大量利润。美国资本在拉丁美洲所获利润总额的三分之二来自委内瑞拉，也就是说，美国每分钟从墨西哥湾以南的大陆上攫取的四千美元中，约二千六百美元是来自这个受到残酷掠夺的国家的。这就说明了为什么美国对拉丁美洲总投资的百分之五十四（五十亿美元）投在委内瑞拉。
洛克菲勒的美孚石油公司、英荷壳牌石油公司、美国钢铁公司、伯利恒钢铁公司等，阻碍了我国经济的自由发展。民族工业，主要是轻工业，在上一次大战期间有了高涨，但外资占统治地位的“合营”企业日益增多，美国的大工厂在我国设立分厂，这些分厂基本上只对国外生产的制成品进行装配和包装。因此，委内瑞拉只能算作一个半殖民地。
除这一切之外，还加上大庄园制在委内瑞拉农村占着统治地位。在我国这块九千二百万公顷土地上流行的一句话，也是差不多所有其他拉丁美洲国家流行的话：“人无地种，地无人种”。根据最近进行的调查，百分之七十一的农业劳动者只耕种百分之二点五已开垦的土地，而三千四百个地主——即国内百分之一点五的农牧业业主——却占有全部已耕地的百分之七十九。
开采“黑金子”的工人受帝国主义企业剥削的程度，达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一九四八年每个石油工人平均生产八千八百桶石油，而到了一九六○年，这个平均数就上升到二万五千桶，即几乎等于过去的三倍。如果用简明数字来表示剩余价值，就可看到：每个工人每小时为企业生产七十一个波利瓦尔，即十五块多美元，而每小时却只从企业得到不到六个波利瓦尔，即一块多一点美元。自动化又给我国带来了破产和失业。一九四七年石油工业每天的产量还不到一百七十万桶，但雇用的工人有六万四千名。现在每天的产量达三百二十万桶——几乎比以前多一倍——，但雇用的工人却只有三万五千名。
总之，委内瑞拉是一个出口原料（其中百分之九十是石油）和进口大量制成品的国家，条件苛刻的贷款使委内瑞拉的经济在外债日重之下受到损害，而对这种经济上财源外溢的现象起决定影响的，是贸易条件的日益不利。一九四九年每出口一个单位可以进口一点二五个单位，而到一九六○年这个比例数就变成出口一个单位的价值只能换进零点八个单位。
这种局面的特点还在于：深刻的社会解体、不断的政府危机、人民群众严重的绝对贫困化和相对贫困化等等。正是在这种局势下，国内最进步的力量在民族解放阵线——包括委内瑞拉共产党、左派革命运动和其他革命集团——的旗帜下展开了武装斗争，争取建立一个真正民主和爱国的政府，从而由它来领导全国人民为实现深刻的结构变革，为收回我国的自然资源，为实现耕者有其田而斗争。
像菲德尔·卡斯特罗及其英勇的伙伴们所发动的武装斗争一样，这次武装斗争在加勒比海海岸上展开了。帝国主义以惊慌的目光瞧着它，而进步人类则用闪耀着希望的目光注视着它。
我们委内瑞拉共产党人及其亲密的同盟者，并不主张为暴力而暴力。正是贝坦科尔特一上台就提出“孤立共产党人和排出共产党人”的口号。正是贝坦科尔特首先镇压人民运动，开枪驱散了加拉加斯失业者的非武装的示威。正是贝坦科尔特一项一项地破坏了宪法保证，违背了他自己的党的全部纲领主张，有计划地堵塞了一切表达集体意愿的道路。最后，也正是贝坦科尔特残酷地杀害了数以百计的民主反帝的战士，卑鄙无耻地拷打他们，不经诉讼手续就把数以千计的人监禁在狱中。这就迫使广大阶层集体起来反抗，因为他们不能消极坐视选举中的舞弊行为，不能坐视政府驯服地投靠帝国主义，不能坐视人家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的贷款一步步地把我国的前途抵押掉，不能坐视几百万曾把自己幸福的希望寄托在政府许愿的土改上的农民受到公然的欺骗。
这样，人民就以暴力回答政府的暴力，以打击还打击。为了对付那些行使合法的、但被横蛮地否认掉的言论自由权而在墙上贴标语传单的人，贝坦科尔特提出了“先开枪，后调查”的口号，群众则建立了自卫队来回答这个口号；这种自卫队逐渐变成光荣的“策略战斗队”，或“城市游击队”。武器是从政府那里得来的。勇敢的男女青年在一个又一个的战斗——今天在这个陆军兵营，明天在那个陆军火药库——中夺得了机关枪、毛瑟枪和手枪来装备自己，他们骄傲地举起民族解放军的旗号，从这个区到那个区，从这个城市到那个城市。他们的步枪没有一支是从外国弄来的，而全部是从政府的镇压机构手中夺来的。每天都有极动人的英雄事迹。加拉加斯这个有一百五十万人口的首都，也和许多其他的首都一样，周围都是贫民区。在环绕首都的山区，有三十五万人居住在破旧的茅屋里，那里没有电灯，没有水，没有最起码的设备。这三十五万人是委内瑞拉革命非常好的后备军。战斗队就是从他们，以及从已经非常激进化的大中学生当中得到补充的，他们经常围扰战略地点，打破卖国总统及其帮凶们的美梦。这些战斗队在险要的市区和那些住满了无产者的十五层高大的建筑物当中进行长达几星期的战斗，这些地方是抗击警察和政府军的进攻的很好的堡垒。在战斗过程中，他们得到了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支持。不论是孩子还是成年人，妇女还是老年人都在这种无疑是新型的斗争中获得了经验，这种斗争包括：把一瓶瓶燃烧着的汽油投掷到坦克的履带下面，烧毁政府的现代化的坦克；把洒上燃料的橡胶烧起来，筑起一道火墙来保护自己；把大汽车弄翻，然后放火烧之，使其成为街垒。由于人民的帮助，这种街垒神速出现。当战斗停止，下令撤退时，勇敢的战士神速地消失在山上布满了无数住宅的窄小街巷里，那里的居民把他们藏了起来，因为居民们知道，战士们所捍卫的事业也正是全国人民的事业。
这就是策略战斗队，他们勇于战斗，在强敌面前不怕牺牲。他们今天出现在失业者为要求工作权利而举行的示威游行的队伍的两侧，保护这些队伍免受警察蛮横的侵犯；明天就攻取一个小城镇或小城市（例如加拉加斯外围的阿蒂略），或是离开总统府只有十四公里的圣迪埃哥·德·洛斯·阿尔托斯。他们有时钻到美国大使馆（军事顾问团已把这个大使馆变成堡垒），留下一份爆炸性的告示，向人民指出谁是他们的主要敌人；有时又向军队的后方——乌鲁马科、贝卡亚——勇敢地发起进攻，以削弱敌人对他们的兄弟部队——即游击队——的围攻，这些游击队同样正在山上行使自己的不能让与的起义权利。有一天，他们截获了一架正在飞行的飞机，然后就在首都上空以及独裁者住宅的上空绕圈飞行，散发反政府的传单，这就是著名的“丽维亚·古维尔纳尔”事件。另一天，他们又进行破坏活动，比如说破坏油管，使美国托辣斯每天损失一百万美元。他们在黑夜的掩护下焚烧了西尔斯这家造成我国商人破产的大商业垄断公司的总仓库，使其遭受超过了五百万美元的损失。他们顶着炎热的太阳，在首都的学校或在斗争性很强的工业技术学校修筑工事，保卫每一寸土地，抗击杀人的迫击炮。在某一个早晨，他们向全世界宣布他们已夺到了“安索亚特吉”号轮船，让全世界都注意贝坦科尔特政府的独裁性质。美国飞机向船头发射火箭，妄图拦截这支轮船，但是它还是不顾这些火箭弹而驶向巴西港口。
策略战斗队就是这样的。它们是委内瑞拉共产党人及其同盟者的光荣和荣誉。民族解放军在山区的游击队员们也充分地表现出这种勇气和战斗精神。在法尔孔、腊拉、葡萄牙萨、雅拉贵、特鲁希略等地，游击队在委内瑞拉共产党中央委员杜欧格拉斯·布拉沃少校（他不久以前还是一军事学校的校长）、艾利亚斯·马努依特·卡梅洛上尉（游击队员之歌词谱的作者）和巴勃罗少校（即胡安·比森特·卡贝萨斯工程师，共青团的领导人，他放弃经纬仪而拿起机关枪）等人的指挥下，抗击了五千名士兵及数千名警卫队和警察的围攻。游击队员们夜间作战，白天休息。他们访问附近的住户，像亲人一样地帮助农民收获庄稼。他们日益在人民的心中扎下了根，他们发射每一颗子弹，都是带给被剥削的工人和处于被夺佃威胁的佃农的一个福音。他们也对付那些不惜夷平农民的“份地”的美国直升飞机，严正地惩罚地主。他们在山岗上，在山峡中，在山林里进行训练，以便一旦总危机成熟就打入平原。
在一九六二年年中某一个斗争阶段，民族解放军同爱国军官一起参加了卡鲁帕诺的五月四日运动和六月二日卡贝洛港的起义。这是起义的人民第一次发挥了自己新近得到的武器的威力，是武装了的人民群众为自己开辟夺取国家政权的道路。
卡鲁帕诺的运动，是委内瑞拉军人同工会领袖、委共政治局委员埃洛伊·托雷斯同志这些代表工人阶级的非军人联合起来进行的，第一次带着浓厚的民族主义内容的起义。卡贝洛港起义，则是同一过程中的信号。在这次反对独裁政权的起义中，进步军官高举了表达全国最迫切的要求的旗帜，关在“解放堡”地牢里的游击队员获得了释放，他们在每一个区、每一条街、每一幢房都进行了史无前例的英勇战斗。巴甫洛夫上士的光辉事迹就是在那里发生的。刚刚获释的游击队员同起义的海军陆战队结成兄弟般的联盟，在难忘的下水道战斗中击毁了许多敌人的坦克，他们把下水道当作地下战壕，把自己的身体当作用来炸毁贝坦科尔特装甲车的活炸弹。委内瑞拉人在那里流了大量鲜血，染红了革命的曙光。卡鲁帕诺和卡贝洛港锻炼出了民族解放武装部队，这是我们今天的骄傲，是军队中的民主军官、工人、农民、学生、进步的自由职业者以及所有愿意为祖国而牺牲的人同心同德，协力进行爱国斗争的结果，正如七十年代的法国巴黎公社的战士一样，正如那些曾以无比的勇气在法西斯侵略面前保卫自己祖国每寸土地、从而拯救了整个人类的苏维埃人一样，正如用鲜血为代价从日本的手中以及从傀儡蒋介石手中收回了自己的土地的中国人一样，正如给人以难忘的教益的菲德尔的古巴人一样，正如英勇地把过去的殖民地变成了祖国的阿尔及利亚人一样，正如今天以胜利者的步伐在密林中无数条道路上行军的越南人一样。
群众也在行动。战斗的委内瑞拉工人联合会（一个不受政府御用的工会）正在筹备第四次代表大会，同美洲区域工会组织的工会头子争夺被他们用警察行动夺去的阵地；农民联合会号召它的成千成万的会员要求以真正的土地改革来代替贝坦科尔特推行的滑稽可笑的移民垦殖；学生们正在保卫经过了多年激烈斗争才赢得的大学自治制度；教师们正在反对造成了大量解雇的政治歧视；知识界人士正在反抗独裁者静悄悄地绞杀文化的政策；男女居民正在为争取当前的要求而斗争，同时扩大了民族解放阵线的队伍。在国会、州议会和市议会中，共产党、左派革命运动、民主共和联盟左派以及民主行动党阿尔斯派的参众议员和州市议员，公开地维护武装斗争作为我国获得彻底解放的最有效手段的论点。
对于今年年底行将举行的共和国总统以及州市议会的选举，应该说些什么呢？我们已经明确告诉我国人民：对委内瑞拉的问题，不存在什么选举解决的办法。但这不是说我们要徒然采取观望的态度。哪里有群众，哪里就有我们委内瑞拉革命者，哪里也就有我们的坚定不移的主张，即像列宁所教导的那样，利用一切斗争方式，同时把现实所最严酷地要求的斗争方式放在首要的地位。
这就是委内瑞拉，它是统一的又是矛盾的。这就是委内瑞拉，它是一条浮在石油海上的铁船。这就是委内瑞拉，按肯尼迪和贝坦科尔特的说法，它是“美洲的民主国家”；但是按照人民的说法，它是遭受着凶暴的独裁统治的国家。这就是委内瑞拉，它的富有战斗性的工人阶级产生了久经锻炼的、认识自己的历史使命的共产党，它的富有反抗精神的农民已懂得以得到土地作为自己同无产阶级结成联盟的一个主要目的，它的知识分子和某些中等阶层正在迅速激进化，而且日益倾向于接受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
为了这样的委内瑞拉，为了这支在城乡对帝国主义统治及其在我国的仆从进行着不懈斗争的解放武装部队，我们才向苏联，向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向地球上其他国家已经沿着不可阻挡的、通向着共产主义的道路前进的人民要求兄弟般的声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