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林在发展农业中的重大作用

第5版()
专栏：

森林在发展农业中的重大作用
乐天宇
在祖国古籍上的科学遗产
汉朝学者贾思勰，著了一部经典书籍《齐民要术》。其中有关森林和农业之间的关系，具有一个明确的概念，被严肃地屡次提了出来。这个明确的概念，即森林在农业中具有重大的作用。在此书的“收种第二”一节里，说得很明确：“五木者，五谷之先。欲知五谷，但视五木。”
五木，即是各种林木的总称，今湖南的南面四个县还有“山中的五木”的说法，也就是指森林来讲。五谷，则是各种粮食作物的总称，也就是指农作物（五谷为农事之首）来讲。将这两句文词总起来讲，即是说：“要先有森林的地方，才能有农业。你想知道农业的好坏，你只看看森林的好坏就明白了。”这两句格言，可以说是语简意严。考证这两句话的来源，贾氏系由秦汉时代的农谚得来，而农谚则系历代农耕经验的总结。我们今天还能在苏、皖、豫、鲁、冀等省毗邻地带，听到老百姓流传同一的农谚说：“要知五谷，先看五木”，亦可证明。
在另一本古籍《农政全书》中，著者明朝学者徐光启，也是抱着同一的观点来看农林业之间的关系的。例如在该书第三十七卷种植一篇里，徐氏引用了古语（农谚），他写道：“古人云，‘木奴千，无凶年。’木奴者，一切树木皆是也。”
“木奴千，无凶年”，自然是流传的农谚。这就更能说明森林对农业的重要作用。“木奴者，一切树木皆是也”，即是说，古人说的木奴就是指的一切的树木，当然也就是指的森林。而且也说明了“千”，是很多的树木，才能具有优良的农业气候，而免除旱、涝、冰雹、风、病、虫等灾难，而无凶年。
森林在发展农业中重大作用的概念，作为世界最古农业国的人民，早已有明确的认识。约在两三千年前，我国古人在《诗经》、《书经》等古籍中，即有农林相关的咏述，均系采集收罗广大劳动人民对于国家农事得失利弊的歌、颂、吟、咏，载述于典籍，以期广布流传，移风易俗，有助于国家的农政。其中有关森林与农业相关的咏述甚多，略举数例，以见我国自古以来，对于森林在发展农业中的作用是极其重视的。
《诗经·国风·山有扶苏》：“山有扶苏，隰有荷华。山有桥松，隰有游龙。”这是人民歌咏山上有扶疏大树、乔林高木，平地才会有“荷华”、“游龙”等喜湿性的农作物（荷华宿根草本农作物，龙一年生草本农作物）。
《小雅·鹤鸣》：“乐彼之园。爱有树檀，其下维谷。”即是说明要有谷树桑麻之类，园子里才有可乐。但是，这是由于山上有大树乔檀，才能实现出“其下维谷”的。
特别是《国风》是由各国（当时的诸侯国）采风得来的，其中有许多不但说明森林对农业发展有重大的作用，同时也说明了森林对人民衣、食、住有重大的作用。例如《国风·山有枢》：“山有枢，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娄。山有栲（指樗），隰有杻（指檍）。子有廷内，弗洒弗埽。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即是说明要山上有枢树，平地有榆树，才能有枢、榆的叶子饲蚕，缫丝，制作衣裳。要山上有栲树，平地有楡树，才能有栋梁之材，建造房屋。要山上有漆树，平地有栗树，才能有漆、栗的种子，制作酒食（漆、栗种子均可磨面、制酒）。
关于森林改善农业气候方面，《诗经》中也有很多的规律性描述，均系说明森林对农业的重大作用。
此外，在《诗经》中还有提到森林与畜牧、森林与蚕桑、森林与狩猎以及一些副产等相关的描述，就不再引证了。
目前事实的见证
我国的山川形势，多系自西北走向东南，适合于东南海洋湿气随季风登陆而深入（欧、美、非各洲无此优越条件），并能使许多繁复山川的森林地区易于接受、贮储湿气，进行水的三态变化（湿气、雨水、霜雪），构成地区性的水量平衡小循环，而成为一定的优越小气候区域。因此，在大气环流带来干旱之年，我国有许多森林地区，仍然能保持优越的小气候，农作物从来未受过旱灾。即以北京附近而言，京西清水河的靠近森林地区，如黄塔、张家铺、马家铺、北圈塔等村庄，就从来没有旱灾。这种优越的小气候区域，在全国森林地带都稳定地分布着。特别是在五岭的森林地区，优越的小气候环境，分布得更为广泛。即是最缺乏森林的我国西北部，若有一小片的孤岛森林，面积在十万亩左右，即有兴云致雨，显著增加降水的效力。例如柳桂湾（陕）、豫旺（宁夏）、景泰县、兴隆山（甘）等地区即是如此。但未去内地考察的人，对以上各地显著增加雨量的普遍事实，不予置信。兹特引述一、二例，以资说明。
先以柳桂湾来说，系一新造植的孤岛小林区，在解放前气候非常坏，农作物亩产量低的只有十斤。每年春播三、四次才勉强够苗。住户由二百一十多户减为七户。耕地被风沙淹没一万一千亩，只剩有些跑沙地。解放后，由一九五○年起开始逐年造林，到一九六一年，共有植林面积十余万亩。到一九五六年，气候有显著改善，农作物每亩产量逐渐提高。一九五八年粮食产量平均每亩为八十三斤，并第一次收获了小麦（一九五六年以前只能种荞麦）。
柳桂湾的农作物产量，还在逐年增加，亩产和耕地面积也在逐年增加，家畜、果品、柳条等都大有增加。毫无疑问，柳桂湾的雨量、湿度和气温都有上升，而风沙、旱、涝、冰雹、霜冻、病、虫等灾害就逐年地在减少。
另外，还要引证一个森林地带和非森林地带对于农业具有显著影响的事实。我们应用一个观测时间较长的数据，即是在五岭的北坡，有一个森林最优美的林区，名为江华（岭东），林区的紧邻（中间一条山）是农业区域，名为沱江（岭西）。岭东全部都是森林，有森林的面积为一百六十五万亩。岭西全部都是农田，面积为四十一万亩，仅有稀疏小片的树木。岭西农田区的气象观测站在沱江，岭东森林区的气象观测站在水口（林区边沿），两地仅隔四十五公里。很明显的区别，即是雨量大有差异。两地截至一九六二年止，沱江年平均雨量为一千四百二十二毫米，而水口则为一千六百四十四毫米，平均每年相差二百二十二毫米。两地年平均相对湿度亦有显著的差别。截至一九六二年止，沱江年平均相对湿度为百分之七十四点二，而水口则为百分之八十五点八，平均每年相差百分之十一点六。年平均气温，沱江为摄氏十八点三度，而水口则为十九点五度，平均每年差一点二度。
江华森林区与沱江无林区的气象因素比较，完全符合于森林能增加雨量、提高湿度、升高温度的规律，特别是雨量更有显著的增加。这和其他国家的高纬度地带、草原地带、荒漠地带以及一些低雨量地带等，自然是有很大的不同的。由于江华林区与沱江无林区的气象因素不同，林区内及其附近的水稻产量，一般每亩高于无林区二十至五十斤。特别是在无林区的旱年，林区仍有正常的收成。
以上所举事实的见证，都能说明森林对农业的发展是有重大作用的。要取得好的农业收成，稳定的丰产，可以说水库灌溉是治标的。如果水源山区无森林，则水源必涸竭，水库灌渠也要干涸，将无水可储可灌了。
森林能形成优越的农业气候，是毫无疑义的。如果失掉了森林的气候调节作用，必然要破坏优越的农业气候，以至使农业收成减少，甚至无法进行农耕。
科学上的根据
一、森林能扩大农作物春化温度的幅度。一切农作物的种或品种，都有它所必需的一定的春化温度。如果春化期温度不够，不管它的幼苗长得怎样的茂盛，它就不可能开花结籽。特别是在粮食作物方面，如春化温度不够，就出现了荒年。例如目前北京所播种的春小麦（半冬种性），它的春化温度为摄氏三至十五度，需要二十至三十天才能完成。而春大麦（春种性）的春化温度，为摄氏五至二十度，要十五天才能完成。这两种春麦所需要的春化温度及其日期，在北京来说，是足够的。如果将它们播在同一纬度同一海拔高度而相距不远的桑干河畔（永定河上游），那是不能通过春化而结籽的。因为那个地带是古代的战场，树木早已毁尽，没有森林调节气候，已成为冷热剧变的荒漠气候。在春天里，早晚经常出现冰点（摄氏零度），而靠近中午时，就经常出现高温，超过摄氏二十度。而且很快就到了夏天（春天很短），使春小麦、春大麦都没有春化的机会。因此在永定河的上游，有广大的无林地区，不能种春麦，而种冬麦就更无条件了，只能播种莜麦。
如果能建造起森林，就能使温度的变化趋向于平衡。因为森林吸热和失热都很缓和，能扭转冷热剧变的恶劣气候，使小麦的春化期从容度过。例如延安，过去因战争毁坏了全部的森林，而不能种成小麦和棉花等。在解放战争胜利后，延安附近的森林日益繁茂，面积日益扩大，今天已能种小麦和棉花了，并已有较好的收成。
森林能使地面上的热量平衡。夏天最高温度月，在我国亚热带和温带的森林中，气温经常低于林外十度（摄氏）左右，这样就使酷热的气候趋于和缓。而在最低的温度月，林中气温又经常高于林外五度（摄氏）左右，这样就使严寒的气候也趋于和缓。因此，森林对变化剧烈的温度，能使其升降的变率减小，而扩大农作物春化温度的幅度，使多种农作物品种都能得到它们所需要的春化温度，进行充分的发育，而达到丰产。
二、森林能供给农作物充分的发育湿度。一切农作物发育各阶段的进行，都需要适当的湿度。例如上述的春化阶段，除具备适当的发育温度外，必须有适当的湿度，才能进行。即以小麦来说，在华北，一般冬小麦进行春化（五十天内外），每二十斤种子播在土壤里（约一亩），在春化期间，需要空气相对湿度约百分之六十三，一日夜约需水七十四斤（由湿度化成水计算），如空气湿度不够，春化就不能进行。因为北京的冬小麦在生态型来说，是中生发育型，也就是森林草原生活型。如果是森林采伐太多，或被伐尽，只剩下一个草原气候，得不到森林来涵养水汽，调节气候，在夏天的雨季里，山洪必然大发，在秋冬的旱季里，空气必然干燥，变成上述桑干河畔的干旱气候，小麦就得不到百分之六十三的相对湿度而进行春化，那只好改种更加耐旱的莜麦了。
在农作物进入光照阶段后，需要发育湿度更大，特别是在森林草原地带（例如冀西北），如果失掉了森林来调节气候，就成为大陆性的草原气候，湿度必然大为减少，即是农作物经过了春化阶段，也不能进入光照阶段，使生长锥分化而孕穗。例如冬小麦，经过春化阶段，在春分以后，即进入长日照的光照阶段，此时需要湿度更大，绝不是草原气候所能供给的。
由于湿度是农作物发育各阶段的重要作用因素，要得到农作物的稳定丰产，必须具有一定的、持久的、变动不大的充足湿度。要达到这个不可缺少的要求，只有借助于森林来涵养水汽，保持湿度。
三、森林能增加降水量。这一问题，已在上面引证过一些事实的数据，本不必再予以重复，但问题系目前争论的焦点，似应略加申述，以资相互讨论研究。
有人提出过，森林能增加降水量是微不足道的，并举出了斯大林改造大自然计划来证明。他们说：苏联从一九五○年起，在北部草原干旱地带开始造林，这个干旱地带的年降雨量仅在一百五十毫米内外。十一年后，由于植树造林，年雨量也只增加了二十到六十毫米。
但是，我们应知道，二十到六十毫米雨量的增加，放在年雨量仅一百五十毫米的地方，它的效率已是不小了。如果将这个增加的数字，引用到北京年雨量六百二十三毫米的地区来计算，就可以达到年雨量八百七十二毫米（即是增加年雨量二百四十九毫米）。由此可以引证在北京及冀北地区可以由植树建造森林的作用，成为一个水旱无忧的农业气候。
现有的事实也证明这一点。例如在北京百花山林场的几个测候站所测定的降水量数据，也符合于这个增加降水的数字，即是在森林附近的雨量，约较北京市内多三分之一以上。
著者在森林增加降水的考察工作中，得到一个很明显的规律，即是森林增加降水的效应，愈向我国的南部而效应愈大。例如在海南岛的定安县，在同一地势的两个紧邻地区，保留有森林的地区，雨量常要多到一倍。因此，我们不能将欧美的草原国家或草原森林国家来和山川繁复的我国相比。
关于森林能增加降水量，改善农业气候的事实，我国自古即有明确的认识，上文已经提及。著者最近于五岭北麓之九疑山，发现有汉朝古碑，系蔡邕所撰，碑文的前段系称颂该山有兴云降雨浸润万民的功勋，而后段则为称颂虞舜的文词。兹录前段于下：“巖巖九疑，峻极于天。触石肤合，兴播建云。时风嘉雨，浸润万民。芒芒南土，实赖厥勋。逮于虞舜，圣德光明。”
九疑山系舜陵所在，历代封山禁伐，森林非常优美，湿度经常达到饱和，有“五风十雨”的传说，雨圈达到湘桂界上的几个县。由于森林、地形的双重作用，其主峰三分石成为我国骑田、萌渚，都庞最广大的地形降雨线。惜晚近森林受到滥伐，雨量减少，湿度也降低。如能建立一个规模宏大的国营林场，与江华林场、荆竹林场打成一片，可以很容易地（因地形甚好）取得“五风十雨”的气候，并增加广大地区的降雨量，而提高农作产量。
四、森林能减少及抑制气象性灾害。近年我国农业气候有些变化。例如北京市郊，在春耕春播季节，土壤湿度普遍降低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去年所播花生绝大部分未得好苗，有一部分没有出苗。除旱象之外，同时也有涝（洼地及永定河沿岸）、冰雹（中心在京西）、霜冻（普遍）、风沙（中心在京西南黄土岗、黄村一带）等害发生。
要排除旱、涝、冰雹、霜冻、风沙等害，除利用森林调节气候的巨大作用，别无良策。再以旱、涝、冰雹、霜冻、风沙等害极其严重的地区——柳桂湾（具有西北、华北广大地区的代表性）而论，即能明了森林是怎样排除农业上的一切气象性灾害的。
在旧时代里，柳桂湾的长年旱象，表现在解放前每年雨量仅二百毫米左右，每亩粮食产量为二十斤左右，没有合格的农地，仅有些跑沙地。但它仅有的年雨量二百毫米，则在七、八月间集中在三数天内降完，因此在荒漠地区也发生涝灾。至于雹灾，则是每年夏季必然发生之事，只有轻重的区别而已。晚霜期延迟到五月中旬，因此霜冻每年也是不能免除的。每年农作物的生长期经常不到一百二十天。风沙的为害长年存在着。在四十余年前，柳桂湾还存下一万四千多亩农地，二百一十户人家，由于国民党军队破坏了森林，到解放前夕，只有少数的跑沙地，维持着留下的七户人家的贫困生活。
在解放后，从一九五○年开始造林，逐年增加森林面积。不但雨量由二百毫米（解放前）增加到二百五十毫米（一九五二）、三百八十四毫米（一九五七）、四百五十七毫米（一九五八）、五百二十六毫米（一九五九），而且农作物的生长期也由一百二十天（解放前）增加到一百三十七天（一九五七）、一百四十二天（一九五八）、一百五十七天（一九五九），这就说明霜冻已减少。冰雹在森林地带几乎完全消失（一九五七以后），而且风沙也大减，夺回一万一千多亩农地，并新增加农地一万亩，固定流沙五万亩。沙峰降低一到二丈。住户增加为三百六十多户。柳桂湾约以十万亩的森林面积，由长年灾害严重的荒漠，逐年消除了一切农业上的气象性灾害。由于这些事实的证明，我们对于应用森林效应来巩固农业丰产的基础，更具有了坚决的信心。
五、森林及其下木、杂草为保持水土的唯一良好工具。对于保持水土巩固农业生产，从科学的观点上来看，必须使一切可能形成冲刷面的土地上，培植具有适当结构的森林。所谓适当结构，即是指具有涵养水源的林相。首先要有适当的郁闭度（即密度），既能形成枝叶扶疏的乔木，也能生长略为密集的亚乔木和下木等，在高低秆草本之下，具有羊齿等地被物。这种林相，乃是水土保持效应最好的类型。任何强度大的降雨和长期的连雨，绝无山洪暴发的现象。因为这种森林具有多层性的枝叶，当降雨时，截流量极大，地被物及由其所形成的有机质和腐植土等，涵蓄水量也极大。全部降雨经浸流过程（非径流过程）而到地面，土壤绝无冲刷现象。谷底溪流虽在暴雨之时，仍系细水长流状态，而在久旱之际，水位也很少降低，源源不绝输灌农田之中。
企图应用拦洪坝和沉沙池等来解决水土冲刷问题的，乃是治标之计，而非治本之策。历代治水乏效就是在这一关键上（我国广大的风积黄土高原为世界所仅有，治山治水的方法应与其他各国不同）。
土壤和水分是农业的重要因素。水土日夜地在被冲刷，流失入于河海，即是农业的基本因素日夜地在受到损失。也有人认为地面上土壤很厚很多，冲刷流失上面一层，还有下面一层。但是，上面的一层，即是由森林中所产生的腐植土，乃是农业上物理性最好而肥力最强的土壤。如果我们失去了这一层土壤，不但肥力大减，而且也失去了土壤涵水抗旱的机能了。
可见治山治水，保持水土，除了大力进行荒山造林，全国爱护森林，培育锦绣山河，杜绝水土冲刷以外，别无良策。塘、坝、渠、堰等，乃是节用水源的工具，而非产生水源的工具。只有森林及其下木杂草等，才是保持水土，涵养水源的唯一工具。
上面略举我国历代古籍，结合农谚流传，说明我国在几千年的农耕经验、科学遗产上，都保存有森林对农业发展的重大作用的明确观念，及其作为治学、治农、施政等的中心思想。而且几千年农耕的历史事实，和目前农事上得失利弊的事例，如柳桂湾的变迁等等，也足以证明森林在发展农业中的作用是怎样重大了。上面也已在现代科学水准上来讨论了这一问题。无论是在气象学方面还是在土壤学、农业作物学等方面，都得到了同一的结论。
要应用毛主席提出的“农业八字宪法”，来使农业稳定丰产，就必须详细地、分别地将这八种因子区分为气象因素、水土因素、人工因素（包括植保）等来进行深入的研究。首先遇到的大问题，就是气象因素的改善和肥沃水土的保持，然后才是研究在所有存在的条件之下，如何加以科学技术措施，取得稳定的高额丰产。而在前面的两个大问题上，以目前人类的科学水准来说，只有在建立于利用森林调节气候和森林保持水土的巨大作用的基础上，培养优越的气候环境，保持水土肥美的农田水利，农业的基础才能稳固，科学技术的措施才能取得适当的基地，而发挥它应有的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