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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犁 1963-06-30 00:00

文艺工作者要在工农群众中扎根

第5版()
专栏:

  文艺工作者要在工农群众中扎根
  秦犁
  一
最近一个时期中,一些文艺单位、报刊编辑部对新文艺作品在农村、工厂、部队中的反应作了些调查工作。这些调查生动地说明了优秀的革 命文艺作品在工农兵群众中受到热爱和重视。
许多生动地反映了人民斗争生活、表现革命思想和新人物的优秀作品,在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文学方面,从赵树理的一些中、短篇小说到《红旗谱》《林海雪原》《山乡巨变》《创业史》和《红岩》;戏剧方面,从《白毛女》《战斗里成长》《万水千山》到《霓虹灯下的哨兵》;电影方面,从《董存瑞》《红色娘子军》到《李双双》《槐树庄》;所有这些都为工农兵所热爱。他们从这些作品里感受到与他们一致的思想感情。他们说这些作品说出了他们心里话,演出了他们生活中同类事件,又说这些是自己人的作品,看了得劲。这就是工农兵群众对于坚持努力和工农兵结合因而才能创作出这些优秀作品的作者极大的鼓励。
文艺工作者能作到和劳动人民声息相关,能说他们“心里话”,能作他们的“自己人”,这是一个具有极其深刻意义的变化。旧时代剥削阶级文艺家根本不可能作到这一点。中国革命的新文艺在自己的发展道路上,也曾经有许多探索和曲折,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文艺作者如何与群众结合的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结合中国的实际,从而给以创造性的发展。他不仅解决了为谁服务的问题,而且解决了如何服务的问题。这中间,文艺工作者必须和工农兵群众相结合,是问题的关键。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文艺队伍中的传播和贯彻,中国革命文艺的面貌就起着根本的变化。
遵循着工农兵文艺方向,许多文艺工作者积极投身于革命战争和解放区人民进行的各种斗争,实行同革命群众的结合。结果是,他们和群众一起改变着斗争的环境,同时改变着自己的思想面貌,这也就给他们的文艺创作带来一系列的变化。如果说,我们的文艺还有什么地方赶不上工农兵斗争的要求,那也应该首先是到与群众结合这个关键问题上去找原因。为什么文艺在反映现实斗争上还不够有力呢?原因当然比较复杂,但是,最基本的一条,那正是由于一些文艺工作者放松了和群众联系的结果。
过去在革命战争和民主革命时期,革命文艺发展的历程显示了文艺工作者和工农兵结合的巨大意义。在今天,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这种结合的意义绝不是缩小了,而是更重大、更深刻和更迫切了。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永远是人民群众的耳朵、眼睛和代言人。革命的文艺作品是人民群众的“生活的教科书”。不与人民群众结合,怎么能与人民群众取得一致的思想感情呢?不与人民群众结合,怎么能理解人民群众的愿望与要求,从而取得丰富的创作源泉呢?不与人民群众结合,又怎么能使自己的作品为人民群众所乐于接受呢?不与人民群众结合,又怎么能深刻了解工农兵斗争的需要,从而更好地发挥文艺武器“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战斗作用呢?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个崭新的现实。我们对这个现实的理解那是生疏得很的。当前革命斗争的现实给我们文艺工作者提出了新的任务、新的课题。群众对文艺作品的要求,也比过去更高了。我们要担负革命时代赋予文艺的重大使命,就必须坚持到工农群众中去。只有与人民群众结合才能逐步加深对这个新的现实的认识,也才能更有力地反映当代的火热的斗争现实,并进一步推动革命现实的前进与发展。
  二
文艺工作者和工农兵结合的实质就是使之在和劳动群众共同劳动和斗争中改造非无产阶级思想,从而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
革命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但用什么东西去服务呢?用什么东西去教育感染群众呢?用资产阶级的东西吗?用小资产阶级的东西吗?都不行,只能用与工农兵群众一致的思想,只能用代表工农兵根本利益的革命思想,只能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这就要求把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带着旧思想旧感情的知识分子,经过改造使之变成为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即使是劳动人民中新生长起的文艺工作者,也要从改造中清除并防止剥削阶级思想影响,以使其沿着革命的方向健康地成长。
实现这种改造,取得这种变化,最重要的就是和工农兵相结合。这是因为认识依赖于实践,反转来才能指导实践,实践是促进和检验思想改造的基准。文艺工作者在实际斗争中才能具体、实际地发现和解决在思想感情上与工农兵的矛盾或距离,然后才能逐步地把立足点转移过来。这样把实践中得来的对社会、阶级、斗争的认识,特别是对工农兵的认识和学习书本理论相互反复印证,才能逐步树立牢固的革命世界观。才能把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为实际生活里的活的马克思主义,才能使革命世界观成为自己的血肉,成为深入灵魂的东西。
感情的变化是思想改造中最深入、最细微的部分。只有一般理性认识而没有从内心感情上与工农连在一起,那一般理性认识也是不深刻的、不巩固的。当然,感情的变化又必须置于正确思想的指导之下,理性认识和感情变化是交互为用的。这种感情变化在文艺工作者身上特别重要。因为文艺作品的最重要的活动范围是广阔的感情世界。问题是什么样的感情,是劳动人民的感情吗?那么,只有在实际地和工农兵群众同流汗、同斗争、同前进的过程中才能取得。此外没有别的出路。
周立波同志曾在《谈思想感情的变化》等文章中,谈到他在以前受旧社会、旧教育、旧文化的影响,在思想感情上和工农兵有很大距离,那时写的作品形象苍白,语言欧化,不合工农要求。刚到延安时,还是不愿进农民窑洞,“老死不相往来”,下乡一段时日,也急着回到知识分子圈中来,和群众合不拢。但是以后在和工农兵结合的号召下,他认识了自己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毛病,坚决到群众中去。经过多年的努力,感情才真正的起了变化。在解放战争时期,他参加东北农村土地改革的斗争,和农民有了进一步的结合和了解,他才能写出《暴风骤雨》那样的好作品。
思想改造绝不是轻易的、平静的,而是复杂的、充满着斗争的过程,只有在文艺工作者自觉的追求中才能实现。否则,即使身处群众之中,仍可以依然故我。思想改造是长期的,因此,坚持和工农兵结合,自觉的革命追求也是长期的。那种认为思想改造差不多了,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新成长的文艺工作者不需要这种结合和改造了等等,都是十分错误的观点。阶级斗争的现实反映在思想战线上是如此复杂,革命的发展又不断带来新课题。如果我们离开群众,离开自觉的革命追求,那么思想感情又怎能符合时代、实际生活和工农群众的要求呢?
周恩来总理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三届全国委员会扩大的第二次会议上号召:“文艺工作者应当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远大的革命理想,应当在长期的复杂的阶级斗争中锻炼自己,改造自己,使自己的无产阶级思想和作风不断地得到加强,使自己能够经得起风浪的考验。”总理这个号召是每个革命文艺工作者思想和行动的指南。让我们在同劳动人民结合的过程中,进一步锻炼自己、改造自己,并迎接任何风浪的考验吧!三
文艺工作者也只有同工农兵结合,才能找到人民斗争生活这最丰富的创作源泉,同时也才能为艺术民族化、群众化提供解决的基础。
这里有一个文艺创作与生活的辩证关系问题。文艺只有把生活中得来的原料进行集中、加工、典型化,才能创造出比普通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也就更带普遍性的作品。工农兵群众的生活是根基,文学艺术的典型化,反映生活的形象的魅力,离开对生活中“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的熟悉和深刻了解,是谈不上真正的创造的。李准写出了《李双双》,那是作者熟悉农村生活的缘故;沈西蒙等写出了《霓虹灯下的哨兵》,那是作者熟悉部队生活的缘故。从《老贺到了‘小耿家’》到《夺印》,是报告文学到戏剧的改编过程,也是作者们进一步深入生活的过程。
革命文艺要到群众中起感染、教育群众的作用,先就要从群众生活中吸收养料。革命文艺工作者只有使自己的工作联系群众、并写出代表群众根本利益的作品来,才能有力地教育群众。首先从群众中来,然后再回到群众中去。
李季在《我是怎样学习民歌的》一文中曾有这样一段话:
“假若歌唱者丝毫没有觉察到你在跟前,他
(或她)放开喉咙,一任其感情信天飘游时,这对你来说,简直是一种幸福的享受。我将永远不会忘记,当我背着背包,悄然的跟在骑驴赶骡的脚户们的队列之后,傍着一眼望不到头的长城,行走在黄沙连天的运盐道上,拉开尖细拖长的声调,他们时高时低的唱着《信天游》,那轻快明朗的调子,真会使你忘记了你是在走路,有时,它竟会使你觉得自己简直变成了一只飞鸟……另外,在那些晴朗的日子里,你隐身在一丛深绿的沙柳背后,听着那些一边掏着野菜,一边唱着的农村妇女们的纵情歌唱,或者,你悄悄的站在农家小屋的窗口外边,听着那些盘坐在炕上,手中做着针线的妇女们的独唱,或对唱……只有在这时候,你才会知道,记载成文字的《信天游》,它是已经失去了多少倍的光彩了!”(一卷六期《文艺报》)
他写的长诗《王贵与李香香》,不仅题材、主题思想来自群众,而且它的语言、情调、形式也莫不来自群众。单就这部作品群众化、民族化的成就来说,离开群众的生活、劳动与斗争,简直就不可想像、无法理解。
如果把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的革命文艺作品与此前的加以比较,我们不难看出:工农兵群众及其干部的形象已经在我们的作品中取得主人翁的地位;我们的优秀的革命文艺作品已经和那种学生腔告别,而真正的运用了群众的语言;我们的作品开始走出知识分子的圈子,直接同工农兵见面。这是文艺工作者响应毛泽东同志的号召,实行了“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的结果。循此方向前进,我们的文艺园地将会进一步开放出瑰丽多采的花朵。那种脱离工农群众、脱离实际生活的人不但不可能生动真实地反映生活,而且既容易受旧文艺思想的影响,用错误的观点去臆造和歪曲生活,也容易用抽象的东西代替生活的实感,产生概念化的作品。革命的文艺,只有生根于工农兵生活这个肥沃的土壤中,才能长出参天大树来。
由于在与群众结合中使文艺工作者改造思想和获得创作源泉,也就相连着促使文艺工作者可以更自觉地去为群众服务,更自觉地正确处理普及与提高之间的关系。
关于普及与提高,毛泽东同志指明了这样经典性的辩证关系:“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但是,不论普及与提高都离不开群众。我们的普及,“只有用工农兵自己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我们的提高,“是沿着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去提高,沿着无产阶级前进的方向去提高”。
普及要有对象,提高要有基础。文艺工作者只有真正在与群众结合中才能彻底树立群众观点,对群众需要才会有更深的熟悉和贴心连肉的感受,才能使我们的普及不会脱离主要的服务对象和工作对象。有关切群众需要的观点,又有对群众需要的了解,不仅能使我们更好地去普及,同时也才能更好地去提高,因为作家只有生活在劳动人民中间,才有丰富的创作源泉,才能从深厚的矿藏中提炼出精品。四
可以清楚地看出,文艺工作者通过与工农兵相结合才能在思想改造、获得生活源泉、如何服务等方面解决一系列的根本性问题。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成长起一批一批的革命文艺工作者,才能创作出生动有力的革命文艺作品,才能发挥革命文艺的战斗作用。这种结合关系着革命文艺队伍的整个面貌,关系着革命文艺的发展前途,它就不是某一时期的暂时政策,而是无产阶级发展革命文艺的一项根本大计。文艺工作者和工农兵结合是文艺工农兵方向的革命彻底性的鲜明集中的表现。正是以此为中心问题,无产阶级的极端坚定的文艺方向,和资产阶级的文艺观尖锐地对立着,也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路线极尖锐地对立着。
资产阶级的文艺观是敌视工农的。他们要让文艺为其少数剥削者服务,让文艺宣扬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也就总是和文艺的工农兵方向有着不可调和的冲突。我国革命文艺的发展,特别是在二十多年来的发展进程中,不断地进行着两条道路的斗争。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在文艺战线上斗争的突出点就是要培养什么样的文艺队伍,要把文艺工作者改造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文艺战士,还是让其成为资产阶级文艺知识分子的问题。资产阶级像怕火一样害怕无产阶级世界观和革命群众,他们也就极端仇视文艺工作者在和群众结合中更彻底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他们所害怕的,正是革命者必须坚持的。我们在斗争中坚持了和工农兵结合,这就在文艺问题上为兴无灭资打下了扎实的根基。
现代修正主义者也正是在这一试金石面前突出地显露出他们向资产阶级投降的真实面貌。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者公然把我们党让文艺工作者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的号召诬蔑为“荒谬指示”,把文艺工作者和群众一起斗争、一起劳动辱骂为“肉体上的迫害措施”。这只能说明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叛徒背离革命、背离工农群众、背离劳动
已经有多么辽远。革命文艺不为工农兵服务,还有什么可以作为它的最主要的表现对象和服务对象呢?革命文艺工作者不同工农同命运地结合在一起,又和谁结合在一起呢?现代修正主义者对人民群众的背叛、对劳动的厌弃,正是和他们滚向资产阶级方向的行径联系在一起的。他们这种阶级投降主义在文艺领域的实施,就使得资产阶级思想在文艺家中滋长和泛滥起来,造成文艺上、特别是读者观众思想上的混乱、堕落和颓废。一个清楚的事实:那就是文艺工作者牢牢地和工农劳动人民血肉相连,是革命文艺队伍不变色的根本保证。为现代修正主义思想所浸透的那些文艺作者,早已成为脱离工农、厌弃劳动、忘掉工农根本利益的精神贵族。他们所宣扬的抽象人性等等,不过是从资产阶级垃圾堆里拣来的货色;他们鼓吹个人主义,不过是无视与敌视工农群众利益。然而,历史是无情的,违背历史前进规律的,背弃工农大众的,必将为革命的激流所洗刷,必将为工农大众所唾弃。
摆在革命文艺队伍面前的任务是,高举革命大旗,坚决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作斗争,坚决和现代修正主义作斗争。而要获得斗争的胜利,要巩固发展革命文艺阵地,最关键的就要针锋相对地坚持和工农兵结合。只有这样,才能经得起阶级斗争风浪的考验,才能抗击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才能永不变质。
为了更有力地表现我国人民伟大的精神面貌,为了更有力地真实地表现新的人民的时代,为了更好地为工农兵、为社会主义、为世界人民革命斗争服务,我们要立志在与工农兵结合中锻炼成彻底的革命者。我们要坚决和工农兵在一起,扎下根来,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而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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