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驻北京记者 |
1963-07-30 00:00 |
“白云石”革命记——记石钢白云石车间党支部改进领导作风教育职工和改变生产面貌的经过
第6版()
专栏：
“白云石”革命记
——记石钢白云石车间党支部改进领导作风教育职工和改变生产面貌的经过
新华社驻北京记者
“白云石”，是石景山钢铁公司炼钢厂白云石车间工人对自己车间亲昵的简称。在最近两年多的时间中，它经历了一次翻天复地的变化：过去，车间职工大多数不安心工作，他们思想上各有打算，行动上自由散漫，现在已和全体职工一起，被锻炼成为一支有组织、有纪律和有觉悟的工人阶级队伍；过去，车间的劳动条件差，厂房里烟尘飞扬，基本上是手工操作，现在已经实现了机械化和半机械化，显著地改变了车间生产的落后面貌，连续两年被评为石钢的先进生产单位。
两年多的时间不算长，这个变化是怎样发生的呢？
新工人来自各方
这是一个为炼钢转炉生产炉衬砖的辅助车间，在一九五八年初步建成。当时在这里劳动的，除百分之五左右的骨干是从石钢所属各厂抽调来的老工人外，绝大部分是来自农村和城市的青年，还有一部分是从商业方面来的店员、小商贩等。他们抱着各种不同的想法进工厂。有些人是认为“当工人比当农民强”，为了学技术，甚至为了多挣钱才进工厂来的。可是，来厂一看，实际情况和他们的想法很不相同。这个新建立的车间，机械化程度低，劳动强度大，打砖工人要提着笨重的风镐整天按着砖模打转，拌料工人每天要把大量的白云石、沥青油搅拌成熟料。厂房里的通风、除尘设备也不全。一些没有经过锻炼的新工人，认为在这里干活，又累又脏，又有烟熏，不是他们的“理想之地”。有的不辞而别，有的逢年过节不管工作多忙，放下工具就走。有的见到重活迟疑不前。对于国家财产，也不知道爱惜。工厂给他们发了很多保护用品：工作服、皮套裤、口罩、手套、脚罩、皮鞋、毛巾、肥皂等等。有些青年工人还不知足，皮鞋裂缝不肯补，要求换新的；手套发晚了一天，就发脾气。老工人看不惯，对他们说：“旧社会哪有这些东西，工人穷得连块遮身的保护布都没有，找个洋灰袋，挖个窟窿，往身上一套，就上班了。”青年工人听了哄堂大笑，他们说：“别逗弄我们青年人了，哪有穿纸衣服上班的！”有的老工人说了他们几句，他们反驳说：“你们是旧社会的人，我们是新社会的人，时代不同，我们怎么同你们比。”同时，在老工人中，也有个别觉悟不高的人，他们认为自己被调在这儿干活，是“倒了霉”。再加上干部很少参加车间的劳动，支部书记忙于开会，车间主任好坐办公室，有些工长对待工人提出的问题，只说“研究研究”，不给解决。这样，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就疏远了。干部觉得工人难领导，工人认为干部不知他们的甜和苦。双方的思想不见面，生产自然搞不好。车间生产出来的砖，质量差、成本高，在数量上也不能保证炼钢的需要，炼钢车间常常等砖砌炉。
在这期间，车间和党支部也做了不少工作，例如开大会，做报告，讲白云石车间的重要性啦；找有思想问题的新工人个别谈话，进行批评教育啦；增添了一些抽风除尘设备来改善劳动条件啦；采用物质鼓励的办法来促使他们安心生产啦，等等。但是，仍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问题究竟在哪里呢？人们在探索。
“司令部”率先革命
一九六一年初，车间的领导干部换了，车间的党支部也改选了。改选后的党支部委员会，由五人组成，他们都是血统工人和贫农出身的老工人。支部书记刘瑞田，十二岁就在日寇占领下的唐山铁路工厂当“少年工”，日寇把他们叫做“少年狗”。支部委员、新任车间主任高升，是贫农的儿子，父亲被日寇抓走了，母亲领着他和弟弟讨过饭。另外三个委员是：被地主打跑参加解放军的王贵，日寇占领时期就在石钢干过活的王凤元，爬在门头沟煤窑里靠背煤为生的王存金。他们都是在日寇、国民党、地主、资本家皮鞭下受尽了折磨的劳动人民。他们一来就参加劳动，住集体宿舍，设法和工人们接近。
头一天，刘瑞田到劳动强度最大的拌料小组去干活，生产组长阎树泽一看，是书记来了，二话没说，就让他跟着自己干最重的活，运白云石。一天下来，两个人搬了十五吨白云石，谁也没少干。阎树泽问：“在这里劳动怎么样？”刘瑞田回答说：“这个活的确够累，我劳动得不如你们。”阎树泽一听这句话，乐了。干了几天，工人和刘瑞田见了面也有说有笑了。刘瑞田和其他几个支委，都分别搬到集体宿舍住了一两个月。有两个支委长住集体宿舍。这些单身汉宿舍，异常杂乱，灰尘不扫，被子不叠，床下墙角堆着破鞋、脏袜和油渍斑斑的工作服。他们住到宿舍后，就动手扫房、刷墙、钉窗帘，建立了值勤制度。下班以后，和他们一同谈家常，聊闲话，听说食堂办得不好，就派车间工会主席帮助整顿，干部们也都在食堂入伙。另外，干部们还用了一年的时间，利用假日，分头访问了全车间散居城乡各处的九十七户工人家属，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给他们送暖问寒。特别使工人们满意的，是他们把脱产干部由八人减为四人。脱产干部不开会、不办公时，也通统参加车间劳动，不当甩手干部。两年多来，支部书记、车间主任平均每周参加一天劳动。工人们看见他们这样勤勤恳恳，没有架子，就和他们谈心里话，信任他们了。一个充满着革命朝气的“司令部”——党支部，在群众中建立了很高的威信。
刘瑞田在和工人们共同劳动中发现这里有两种显然不同的劳动态度：老工人傅文才打砖时，看到原料撒在地上，便马上趁热铲到打砖的模子里，回收利用。停工时总要把工作岗位收拾得干干净净，把打砖用的风镐平平稳稳地放在固定的位置上，可是，在许多青年工人的工作场地上，则撒满了制砖的原料。下班的汽笛一响，他们就连忙放下风镐，拔腿就走。有一个时期，车间生产的砖，数量不能满足炼钢的需要，傅文才根据自己的试验，倡议用二人合打一模砖代替三人合打一模砖，这样就可以增加二分之一的产量。老工人们都响应这个倡议，可是大多数青年工人不赞成。
这些事情向刘瑞田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新老工人的劳动态度这样的不同呢？他回想起解放初期自己在石钢另一车间干活的情景。当时，那里的劳动条件不比这里好，工资也没有现在的青年人挣得多。可是，那时候，大伙干活很欢，下了班，搞义务劳动，干得满头大汗，心里还直乐。为什么现在这些青年人没那股子干劲呢？
支部委员们热烈地讨论了这个问题。他们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谈出了自己相同的感觉。有的说，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我们这些人是在旧社会里“吃黄连”长大的，他们是在新社会里“吃糖豆”长大的，“吃糖豆”的不知黄连的苦，也不知道糖豆是怎样得来的。也有的说，“吃黄连”长大的人，现在长期“吃糖豆”，有些人也慢慢把黄连的苦味忘掉了。
他们从这番议论中，逐步认识到在工人队伍中进行阶级教育的必要性。他们分析在当时的一百八十四人中，产业工人和工人子弟、转业军人、店员、贫农出身的工人共有一百三十人，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七十。这些人在旧社会是被剥削、被压迫的人，他们或他们的家庭，都吃过旧社会的“黄连苦”，而现在许多人却忘记了阶级压迫。支部委员会决定挑选受苦最深、觉悟最高的人，来现身说法，推动大家忆苦思甜，提高阶级觉悟。
老工人现身说法
在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过程中，老工人蓝斌朋的表现，最先引起了支部委员们的注意。他在劳动时，见了青年不好好干活，就怀着恨铁不成钢的心情指着他们说：“像你们这样子，在旧社会早被工头揍扁了。”
原来，在旧社会，蓝斌朋就曾被资本家和把头们“揍”得遍体鳞伤过。他从十四岁开始，就为生活所迫到小煤窑背煤。那时，许多怵目惊心的事件，经常在他面前出现。许多背煤的伙伴，有的在窑里被落下的煤石砸死了，有的得了重病还没断气，就被窑主的狗腿子拖到山沟里喂狗去了。蓝斌朋小心翼翼地背煤，不敢多说一句话。可是，有一次，他背上长了湿疮，煤筐恰好顶着疮口，疼得不能行动，刚坐下喘口气，被把头看见了，把头说：“这病我能治！”他一边说，一边举起棍子，狠命地向他背上的疮口打去，打得血浓直流。现在，蓝斌朋背上有被棍子打伤的瘢疤，腿上有被斧子砍过的伤痕，脸皮里面有爆进的煤渣，臀部两侧也全是湿毒的陈迹……。提到这些伤心事，他总抑制不住激动的感情愤恨地说：“旧社会就是一座阎王殿，下煤窑好比跳火坑。那个时候，我们工人吃的阳间饭，干的是阴间活。现在翻了身，为啥不好好劳动？！”为了用他的经历教育工人，党支部请蓝斌朋给大家讲了第一课：人间地狱的煤黑子生活。
蓝斌朋对旧社会的控诉，在工人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老年人摇头叹息，青年人半信半疑。接着这个车间又组织工人们去听了厂里其他老工人的诉苦。有个名叫李护国的老工人，解放前和他的哥哥李护民同时在石钢当童工。一九四四年，李护国得了黄疸病，被扣了口粮，连病带饿已是奄奄一息。有一天，日寇金本提着战刀，带着两个拿着绳索、杠子的人闯进了窝棚，说他害的是“虎列拉”（霍乱），不由分说，就把他抬走，要照例把他扔进万人坑活埋。追在后面拚命叫屈的哥哥李护民，被金本一脚踢倒在地上。幸而抬李护国的两个人也是被抓来的穷哥儿们，他们把李护国抬到万人坑旁边时，看见金本因事走开，就乘机把李护国放在一棵榆树下面，用青草把他掩盖起来。几小时后，被吓昏了的李护国苏醒过来，发现自己躺在万人坑旁边，又怕又恨。他把两手撑在地上，想坐起来，但感到身体像有千斤重，脑袋像灌了铅似的沉。这样一直挨到黄昏的时候，他用尽全身力气挣扎着从草堆里坐起来，拚着命爬上了一个土坡，正好碰见他的哥哥。兄弟俩抱头痛哭了一场，才搀扶着逃离了虎口。
刘华明忘本回头
老工人的诉苦，引起很多人的共鸣。好些人跑到万人坑的旧地去参观，好些人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从农村来的青年拌料工刘华明，小时候父亲给地主当长工，自己跟姐姐卖唱求乞。解放后，家里分得了土地和房屋，生活一天天好起来，父亲、姐姐参了军，姐姐后来又参加了共产党，上了大学，他便把过去的苦丢在脑后了。来厂后，他戴了一顶大白帽，配了一副黑眼镜，晃来晃去，工作吊儿郎当，不服从指挥，成了车间有名的
“调皮大王”。听到一些老工人诉苦后，起初还不很在意，他说：
“现在是新社会了，还提这些事干什么？”可是大家都在诉旧社会的苦，想新社会的甜，他也就越来越觉得不是滋味。一天，他对别人说：“我也有苦。”有人说：“你小子哪像受苦的人。”支部听说他有苦，就和他细谈。又把他姐姐找来，帮助他转变。他姐姐要他回忆小时候受过的苦，刘华明已经记不清楚了。姐姐就把他带回家去，在昔日卖唱求乞的村头，向老乡们演唱过去要饭时唱的歌曲。经过这番“复习”，打狗棒、破砂锅、地主小孩追着屁股骂“小要饭”的情景，一桩一桩地又重新浮现在眼前。这时，他父亲又对他说：“这几年，地主还经常到我们家门转，看见墙上缺块砖，就满脸不高兴。咱们别睡在鼓里，地主可时刻惦记着倒算哩！”刘华明想起自己在工厂里甘心落后的情形，失声痛哭起来。他悔恨地说：“地主没死心，我倒忘了本！”
从此，刘华明变成了努力干活，热心社会工作的积极分子，并且积极帮助原来和他搅在一块的三个“伙伴”进步。现在，嫌脏、嫌累、在班上磨洋工的梦林早，曾经三次旷工跑回家去的崔振杰，都变成了车间的五好青年。过去调动了十三个岗位都不满意，吵着非离开白云石车间不可的何金福，也转变过来了。
刘华明的“忘本回头”，进一步提高了大家的阶级觉悟，引起了一连串人的转变。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在小组会上谈了他们对新旧社会的认识和体会。
石连贵“思想落户”
这种群众性的阶级教育活动，激起了工人们对旧社会的恨，对新社会的爱。大家感到应当拿出主人翁的态度来干活了。但是，能不能下决心在这个“又累又熏又学不到技术”的白云石车间干下去？在很多人的思想上还没有解决。这时，党支部又组织车间的复员老战士，给工人们讲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坚持斗争，改变不利条件为有利条件，最后战胜敌人的动人事迹，掀起了又一次工人自我教育的新高潮。
青年工人石连贵，是在这个高潮中涌现出来的一个先进人物。他从一九五九年来到车间后，干活一贯积极。可是有一阵忽然情绪不高，开会搭拉着脑袋，干活提不起精神。原来，这个小伙子找过三次“对象”，姑娘们嫌他脸熏得太黑，不肯和他好。他父亲也对他说：家里光景还不错，你熏得像个黑煤球，连媳妇也找不到，不如回家帮爹在社里挣点工分吧！他想：自己年纪轻轻，难道真当一辈子光棍不成？思想也动摇起来了。可是，当他听了老战士们的报告，思想起了变化，解放军、志愿军的光辉形象，不断浮现在他的脑海里。特别是那位奋不顾身地炸毁敌人碉堡的英雄，好像时时刻刻都在指责他想离开困难岗位的思想。婚姻、家庭和革命三种力量，在他的思想上引起了激烈的斗争。支部书记这时向他指出：对方因为你脸黑就不和你好，这个对方有什么可爱！经过这番指点，他觉悟了。他想：志愿军为了战胜敌人，把山都掏空了，他们有这种移山倒海的壮志，为什么我们就不能用自己的双手改造“白云石”的劳动环境呢？他下定决心，留下来，和大伙一齐改造“白云石”。他向大家表示决心说：“‘白云石’的烟，熏得黑我的脸，熏不黑我的心。”从这时起，他每天下班后，就和车间的一些“革新迷”在一起，研究改革打砖的方法。
齐动手万象更新
这个时候，工人们提出一个口号：学习解放军、志愿军克服困难的革命精神，自己动手改造“白云石”。
这个车间的劳动条件不好，主要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大量烟尘和笨重的体力劳动两大关键问题。要改变它，一要设备，二要技术，三要从紧张的日常生产中挤出人来干。
这个车间在初建时期，曾购买了一些机器设备，由于技术上的原因，长期不能使用，被当做废物搁在一边。拌料机就是其中之一。这台机器只能碾砂，要经过系统的改造，才能拌料，过去经过修理工人改造，没改好。这次，工人们决心自己动手革命。他们研究了自己的操作经验，考察了修理部门改造机器失败的原因，大伙出主意，从机器搅拌的时间、速度和加料程序等方面，找出了问题，逐个推敲、试验、改进，两年来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经过一星期的努力就全部解决了。当第一批合格的熟料从机器里吐出来的时候，二十多个拌料工人都高兴得跳起来。他们举起铁铣对它说：“现在，我解放了，你该休息了。”生产组长激动地伸出他在拌料中常常被铁铣磨破的手对支部书记说：“这手，算是熬出头了！”
工人们从改造拌料机成功的事件中，总结出一条经验，这就是：“等待不行，伸手不行，自己来革命。”他们就运用这条经验的精神，来建设自己的土料仓。
过去，从矿山运来的白云石，都卸在车间外面，每班要用七个工人倒运，才能把它运到破碎机上破碎。工人们累得很，还满足不了生产的需要。这一次，大家决心自己动手修建一个土料仓。党支部先后派出一百多工人到高炉料仓参观访问，了解料仓的建设结构。接着，又根据本车间的生产特点，用砖和木片砌成模型，征求工人的意见，经过反复研究和工程技术人员的鉴定，在完全有了把握以后，就利用炼钢厂转炉大修、白云石车间暂时停产的间隙时间，抢工突击。石连贵、刘华明和四十多名青年突击队员，光着膀子赤着脚，在一丈多深的坑下挖土。老工人蓝斌朋，喊着“号子”，带着大家加紧干。经过二十一天的奋战，一座三十尺长、十五尺深、十三尺宽、能容一百吨白云石的土料仓就建成了。现在只要一个人拉开料仓闸门，白云石就哗啦啦地落在皮带机上运走了。
紧接着，又改装了一直没有投入生产的压砖机，改进了破碎机的密封装置，拆掉了妨碍厂房空气流通的墙壁，并且用自己的双手修建了休息室、俱乐部、洗澡间，国家又投资安装了一整套抽风除尘设备。经过一系列努力，车间的运料、拌料、打砖等笨重劳动，已经基本上为机械化设备所代替，烟尘弥漫的厂房，变得整洁明亮。工人们干活可以不带口罩，不涂防烟膏，也不必再担心脸被熏黑了。生产上也有了很大改进，砖的质量好了，成本降低了，产量能够保证炼钢的需要，劳动效率也大大提高了。车间的生产秩序井井有条，厂房周围干干净净，院落里栽了青松翠柏和丁香花。工人们下了班，洗过澡，换上白衬衣，就高高兴兴地去参加各种政治、文化、体育活动去了。工人们说，这里一砖一瓦都是自己垒的，一草一木都是自己栽的，“白云石”就是我们的家。他们说他们这两年来的成就，是党领导他们教育他们的结果，是在领导作风、工人思想、车间生产上革了三个命的结果。（本报略有删节）（附图片）
启雄 插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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